上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E·B·懷特在紐約州弗農山出生。同時期(包括前後五年間)出生的美國著名作家還有海明威、福克納、菲茨傑拉德、劉易斯、艾略特和斯坦貝克等。他們共同經曆了此後半個多世紀中的一系列重大曆史時刻,懷特卻并未跟上述作家一樣走上宏大叙事或周遊世界之路,而是選擇了另一種更為内向的寫作——随筆和童話。
他曾指出,“作家極其在意怎樣表述一件事情,而表達方式就是全部的差别所在”。
就像厄普代克所形容的,“他在對紐約和對緬因的愛之間徘徊”
借由《紐約客》雜志初創年月起開設的專欄和移居緬因州北布魯克林農場時期為《哈珀》雜志寫的專欄,E·B·懷特日漸形成其特有而自在的“懷特體”随筆,也被譽為“奠定了影響深遠的《紐約客》文風”,盡管懷特并不同意有“《紐約客》文風”這樣一種東西的存在;三部童話《精靈鼠小弟》《夏洛的網》和《吹小号的天鵝》則讓他的虛構文學得到廣泛的傳播。同時,他不間斷地寫過一些詩歌,也同妻子、《紐約客》小說主編凱瑟琳·薩金特合編了《美國幽默資料庫》一書。
1916至1924年的八年時光,是懷特所說的“每個人在人生發轫之初,總有一段時光,沒什麼可以留戀,隻有抑制不住的夢想,沒有地方可去,隻想到處流浪”,期間,他服兵役、念完大學,坐船完成了阿拉斯加的遠洋(《非凡歲月》一文裡有着深入而精煉的記錄)。回到紐約的第二年,《紐約客》雜志創立并在第九個星期後發表了懷特的第一篇随筆《向前一步》。1925年的紐約,對懷特的工作和生活是決定性的,除了《紐約客》之外,他還在該雜志編輯部遇到比他大六歲有餘、婚齡五年并育有兩個孩子的文學編輯凱瑟琳(懷特總稱呼她為K),1929年兩人結為夫妻,直至生命終點。
漸漸地,懷特成為《紐約客》主要專欄作者并在凱瑟琳的舉薦下,于1927年起任“新聞熱點”欄目編輯(直至83歲退休),由他加注在新聞後的那些短小評語睿智而醒目,而他對時政、現代化進程和國際關系等方面的大量随筆文章,反複讀來,始終有着準确而極具預言性的見解。
對于“紐約”的描述,《這就是紐約》一篇被他的文字迷們傳誦至今,以那段“大體上說,有三個紐約”為最。文中他又提及,“許多人定居這裡,可能隻是為了逃避而非面對現實”,那麼,如果一個紐約人(如懷特自己)主動遷離紐約,他又在逃避或打算面對什麼呢?身在紐約又心系緬因的懷特究竟想要什麼呢?或者說,對于“E·B·懷特的紐約”的描述,《從街角數起的第二棵樹》實在值得一讀再讀。
《夏洛的網》在出版前八易其稿,緬因農場的動物在書中一一登場
假如沒有1938年移居緬因農場的決定,假如不是因為凱瑟琳長期擔任《紐約客》兒童文學評論而讓家裡堆滿童書稿件,懷特很可能不會寫那三本童話;然而,曆史的真實性最難追溯,更何況假設。因為在《紐約客》之前,他的文字最早見諸兒童文學雜志——《聖尼古拉斯》(九歲時,他就在該雜志上發表了關于小老鼠的詩歌,《聖尼古拉斯》的作者還包括馬克·吐溫、史蒂文森和吉普林),而夢見斯圖爾特(鼠小弟)也早在1920年代;另外,懷特父親帶領全家在緬因湖區度過的難忘的1904年夏天,以及懷特的哥哥、景觀建築學教授和垂直花園(即植物牆)的發明者斯坦利·懷特對兒童時代的E·B·懷特在閱讀和探索大自然方面的啟蒙,都讓三本童話的寫作看起來勢所必然。曆史往往出自偶然事件,但有時又很符合邏輯。
1938年,在懷特的堅持下,一家三口從紐約移居緬因州的北布魯克林農場,同期他在《哈珀》雜志開設随筆專欄“人各有異”,直到1943年因“二戰”原因重返紐約。四年半的農村生活——與動物們、獨木舟和自然界的朝夕相處,同時為了專欄的持續寫作,他規定自己“每天九點到十三點,要與書房寸步不離”,均成為懷特和全家日後珍貴的理想記憶。其理想程度,極似荷爾德林詩句所言,“人充滿勞績,但卻詩意地,/栖居在這片大地上”。
《哈珀》雜志的專欄見證了這段緬因生活對懷特的深長意味,并旁觀着其如何将“1942年的農場指标——四千打雞蛋、十頭豬和九千磅牛奶”,演化成1945年的《精靈鼠小弟》、1952年的《夏洛的網》和1970年《吹小号的天鵝》三本童話。
作為美國童話作者,比懷特小幾歲的著名的蘇斯博士要更貼近兒童,也就是說,懷特寫了三本被出版社認為不那麼“标準”的童話,但他堅持認為有必要那樣寫,尤其是《夏洛的網》中關于蜘蛛夏洛死去的标題文字,以及《精靈鼠小弟》沒有交代結果的結尾。他說,“我讓斯圖爾特處于自己的探尋中,目的是為了表明,追尋比發現更加重要,旅行比達到目的地更有意義。或許,在一本兒童書中寫下這個想法太過缥缈,不過,我還是寫了”;這讓人多少聯想到安徒生,他的童話深刻地涉及了生命的無常和愛情之痛,因為他是為了将很快長大的孩子和孩子背後的大人所寫。
《夏洛的網》結尾處讓讀者真正面臨的并不僅是夏洛的死,更是生命到底是什麼的問題。懷特在出版前八易其稿,緬因農場的動物在書中一一登場,而對蜘蛛夏洛的所有描述,則來自于懷特長時間的悉心觀察和向蜘蛛研究學者的專程請教。事實上,對蜘蛛的喜好,早已在他1929年新婚不久寫給K的少見的情詩《自然史》中出現,蜘蛛是整首詩裡唯一的意象。
他不在乎“最”和“偉大”這樣的字眼,隻關注讓自己浮想聯翩、心潮澎湃、讓打字機進入狀态的東西
1957年,因懷特對緬因的眷念,凱瑟琳卸下《紐約客》小說主編一職,兩人終于定居北布魯克林農場;“定居”——用夏洛的話說就是,“大部分時間都可以靜靜地呆着,不必滿世界亂跑。當我一眼望去,就會發現什麼是好東西”。同年,在前往緬因之前,懷特用《告别四十八街》一文揮别了他的紐約以及之前30年住過的八個紐約寓所,包括“有流水和良好植被,在綠寶石沙龍和聯合國總部之間”的龜灣花園,而他統稱它們為“栖身之地”。
可是,1960年之後,凱瑟琳的健康一直堪憂,最後等着的隻能是永别。1977年,凱瑟琳因心力衰竭去世,結婚近48年的懷特失去了K,“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現在是身處地獄邊緣……”,即便是第二年獲得了普利策文學獎,他仍這樣寫道,“沒錯,凱瑟琳當然會為我獲得普利策感到高興,可沒有了她,生活對我已無甚意義……她就是我此生最大的獎勵,我竟能獲此大獎,早已心存敬畏”。沒有了K的懷特,一個人在緬因農場整理書稿、寫書信,也繼續孵蛋;他認為一個蛋是最完美的東西,因為它蘊含着生命。《吹小号的天鵝》裡的路易斯從一個天鵝蛋裡出來,由緬因營地起飛,一路掠過紅石湖、波士頓和費城,幾乎飛在整個美東的上空。《夏洛的網》以蜘蛛之死解釋生命的意味,《吹小号的天鵝》則将生命置于更為複雜和絢爛的背景。
79歲時的懷特形容自己始終不能擺脫自認為一個19歲小夥子的形象,而厄普代克對他的印象是“脆弱的聖人,《紐約客》傳奇的活生生的見證”。1985年10月1日,懷特逝世于北布魯克林農場,名列美國文人殿堂。10月4日,《紐約時報》發表訃告,“如同憲法第一修正案一樣,E·B·懷特的原則與風格長存”。
作為一系列文壇至高榮譽的獲得者,E·B·懷特被稱為“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随筆作家和文體家”,但素來謙遜的他應該會建議把“最”和“偉大”的字眼去掉,用英語“writer”的直譯似乎更符合他的風格,即一名寫作者,而這名寫作者“應該關注任何讓他浮想聯翩、讓他心潮澎湃、讓他的打字機進入狀态的東西”。(作者:王方,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來源:文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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