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韓國是亞洲乃至全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當時的韓國物資匮乏,民生凋敝,全國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從事農業生産,人均GDP不足一百美元。政府甚至連老百姓基本的溫飽都無法得到保障,到處都是流民和乞丐。
在許多人眼中,韓國幾乎就是極端貧窮的代名詞,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國家。然而半個多世紀過去後,如今的韓國卻已經成為了亞洲少有的發達國家,經濟水平相當高,人均GDP和人類發展指數均位居世界前列。
根據世界銀行給出的數據顯示,韓國在2021年的GDP總量高達1.79萬億美元,排名全球第十。而按照韓國當時5200萬左右的人口數計算,韓國的人均GDP則大約是3.4萬美元,屬于高收入經濟體。
另外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一期的《人類發展報告》中,韓國則是以0.925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第19位,被劃入擁有“極高人類發展水平”的組别。
那麼問題來了,曾經那個亞洲最窮的韓國,到底是如何逆襲成發達國家的?
現代韓國成立于1948年,而在開局階段,韓國無疑是相當劣勢的。
首先韓國是一個自然條件先天不足的國家,經濟發展的選擇非常有限。比如韓國的國土狹小,而且多山地,少平原,耕地十分匮乏。有數據顯示,當時韓國的國土總面積還不足10萬平方公裡,而可耕地面積僅占22.7%。而當時韓國的人口已經接近2000萬,是世界上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
土地資源的匮乏,極大地限制了韓國農業的發展,根本養不活這些人,所以韓國需要大量進口糧食。
一般來講,農業不發達的國家,在自然資源方面多少會有點優勢。比如像阿拉伯半島上的那些土豪們,表面上看國土荒蕪,實際上腳底下卻富得流油。但是韓國不僅耕地少,自然資源也十分匮乏,腳底下不僅不産石油,連煤炭銅鐵這些礦産資源也少得可憐。所以韓國不僅糧食需要進口,工業原料也大都來自于海外。
其次韓國的工業化進程緩慢,經濟基礎相當薄弱。在韓國獨立之前,朝鮮半島經曆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治時代”,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工業化。但是當時日本在朝鮮半島推行的是“南農北工”的政策,即工業産區集中分布在北方,南方則是主要發展農業,工業化建設有限。甚至連韓國的電力和能源供應,都需要依賴北方。
正是這種半島南北部分的産業分布不均,導緻韓國在獨立後與北方鄰居實力差距巨大,一度被狂虐。
最後韓國作為東亞“裹腳布”,長期遭受殖民掠奪和戰争摧殘,傷痕累累。尤其是50年代初爆發的半島内戰,幾乎是将日本遺留在韓國的那點兒工業基礎給全部摧垮,國庫資源等家底更是被掏得一幹二淨。
有數據顯示,朝鮮戰争打完後,韓國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30億美元,國民生産總值下降了21%。其中工業産值近乎腰斬,超過60%的工業設施和工廠建築遭到嚴重破壞。而糧食産量則是下降了27%,超過500萬人淪為難民。
總而言之,建國初期的韓國相當困難,存在着人多地少,自然資源匮乏以及經濟基礎薄弱等諸多問題不說。戰争的摧殘,更使得韓國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連基本的生存都難以保證。可以說當時的韓國,已經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一度需要依靠美國的援助來維持生活。
所以在朝鮮戰争結束之後,如何發展經濟,恢複生産,成為了韓國李承晚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李承晚是一個有着豐富政治鬥争經驗的政客,在玩政治手段方面絕對是把好手,但是搞經濟他卻不太擅長。當時李承晚政府在經濟領域選擇的是“進口替代”戰略,即利用高關稅或者提高彙率等保護性手段,來限制外國工業品進口,從而保護本土工業品的市場,進而達到促進國内工業發展的目的。
表面上看,韓國推行“進口替代”戰略無可厚非。不僅可以推動國内工業的發展,加快韓國的工業化進程,還能省下一大筆外彙來買糧食和引進技術設備,提升國内的生産生活水平。但實際上,這種“進口替代”戰略并不适用于當時的韓國。
因為“進口替代”是一種内向型經濟,往往需要充裕的國内市場做支撐,而當時的韓國一窮二白,老百姓連吃飯都成問題,壓根就無法滿足“進口替代”的需求。更為頭疼的是,韓國因為把經濟重心放在了“進口替代”上,從而導緻了出口狀況的惡化,收入也在大幅度減少。
所以李承晚的“進口替代”不僅沒能改善韓國的經濟狀況,反而是進一步加劇了韓國的經濟困境。甚至在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韓國還一度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而正是這種經濟形勢上的惡化,引發了李承晚在政治上的失利,最終在4.19運動中狼狽下台。
李承晚被推翻之後,各方勢力為了争奪國家控制權争鬥不止。政治上的不穩定,直接影響到了經濟的正常發展,韓國似乎變得愈發的沒有希望。而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候,一個叫樸正熙的男人站了出來。
1961年5月16日,韓國爆發軍事政變,國家權力由韓國陸軍第二軍副司令樸正熙掌握。這場政變不僅标志着韓國進入到了樸正熙時代,更是韓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
樸正熙雖然是軍人出身,但卻十分重視經濟發展。在他看來,隻有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那麼這個國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強大。所以國家需要将所有能量都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去,他的不管是政治鬥争,還是軍事發展,那都得排到次要位置。
當時樸正熙專門在總統府設立經濟秘書局,以監督國内經濟的正常運轉。另外他還搞了一個經濟企劃院,專門負責各種經濟計劃的制定。而這兩大機構,當時都算是韓國政府的“超級部門”,先斬後奏,皇權特許。
在具體政策方面,基于之前李承晚“進口替代”戰略的慘痛教訓,樸正熙在上台之後大力推行以出口為核心的外向型經濟策略。當時他喊出了“出口第一”的口号,鼓勵發展出口貿易,并希望以此來帶動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當然喊口号誰都會,真正想要取得效果,那還得具體落實到操作上。當時的韓國工業仍處在一個比較落後的階段,出口能力比較有限。簡單來講就是産品沒銷路,做出來了也沒人買,自然也就談不上掙錢了。
飯要一口一口吃,樸正熙政府非常清楚自己的短闆,所以他們并沒有一開始就全面鋪開,頂頭硬上。而是選取了像機械、電子這些可以在短時間内形成競争力的産業,集中力量搞重點突破,然後由點到面地輻射到其他産業,從而帶動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
事實上,即便是在單面的産業發展過程中,韓國也依舊是搞得這個套路。他們最先是從龍頭企業的扶持入手,然後以其為核心打造産業加工基地,形成産業競争力,最後才面向全國推廣,打造整體的産業體系。這種“由點到面”的發展套路,在最大程度上抵消了韓國整體基礎薄弱的影響。
當然即便是“由點到面”,韓國政府也很吃力,因為當時他們壓根就沒錢,差不多一半的收入都還得是依靠美國援助。與此同時韓國企業又因為在國際市場上缺乏信用,難以獨立籌集資本。所以當時的韓國企業雖然在政策上被開綠燈,但卻普遍缺乏足夠資金支持,被技術設備以及原材料給卡住了脖子。
為了給民間企業解決資金問題,韓國政府選擇直接出面為貸款擔保。這對于當時整體的市場環境,起到了一個很好推動的作用。畢竟有着政府兜底,民間企業少了很多風險顧慮,從而願意和政府合作。
當然話說回來,這可是在拿國家信用當籌碼,直接是将企業和政府綁在了一條船上,風險不可謂不大。畢竟一旦企業崩盤,這些錢都得要政府來兜底。
在韓國政府近乎背水一戰的扶持下,一大批具備出口競争力的龍頭企業開始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為後續韓國的出口貿易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韓國也是碰上了好時候。上世紀六十年代正值全球産業升級轉移大流行,那些歐美國家科技革命後淘汰的勞動密集型産業,被韓國很好地給承接了下來。尤其是當時碰上越南戰争,韓國很好地扮演了老美加工廠的角色,訂單多得忙不過來,賺了不少錢。
出口貿易發展起來之後,樸正熙政府并沒有急着回本分錢,而是把錢投入到了基建。整個上世紀六十年代,韓國超過三分之二的政府借款都被用在了道路、電力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上。
要想富,先修路。全面的基礎建設雖然不能給韓國帶來直接的經濟回報,但無形中所産生的利益價值卻是不可忽視的。良好的基建一方面可以為國内工業發展提供支持,比如交通、電力等等,都是一個國家工業發展不可或缺的輔助因素。而另一方面也能營造出更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到更多的國外資本進入韓國合作。
事實上,正是因為有着強大的基建打底,樸正熙政府才能在70年代搞出“重化學立國”的發展方針,将産業重心往汽車制造、造船等重工業領域專業,從而實現了國内經濟結構的升級。直到今天,韓國的這些重工業都依舊在全球具備很強的競争力。
樸正熙時代是韓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從1961年政變上台,到1979年遇刺身亡,樸正熙掌控韓國政權長達18年。而在此期間,樸正熙利用自己在軍事以及政治方面的絕對權威,對韓國經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一系列切實有利的經濟政策在他的推動下得以實行,有利的推動了韓國的經濟發展,最終成功打造“漢江奇迹”,實現了韓國的經濟騰飛。
有數據顯示,從1962年樸正熙政府開啟首個“五年計劃”算起,到1976年第三個“五年計劃”結束,短短十五年的時間,韓國的GDP總量從最初的23億美元飙升到了232億美元。
上世紀80年代初,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機沖擊影響力出口貿易,再加上樸正熙遇刺身亡所帶來的一系列政治問題,韓國經濟發展遭遇困境,甚至一度出現了高達3.7%的經濟負增長。好在此時的韓國政府威權尚在,同樣是軍人出身的全鬥煥頗有前輩樸正熙遺風,很快穩定住了局面,并且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幫助韓國經濟重回正軌。
當時韓國因為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原本依靠廉價勞動力的勞動力密集型産業優勢已經不複存在。所以韓國提出了“科技立國”戰略,大力推動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以及本土技術水平的提升,從而實現産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産業升級必然是賺錢的,雖說産品的數量在減少,但質量卻在提升,利潤空間也要大很多。所以憑借産業層級上的優勢,韓國經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繼續保持着高速發展。截止1987年,韓國便已經成為了全球第15大經濟體,是國際上公認的“新興工業國家”,在亞洲更是名列“四小龍”。
當然成為了“新興工業國家”,就免不了要和西方老牌工業國家競争。而韓國作為一個靠着出口起家的貿易型國家,多少還是欠缺了一些底蘊。尤其是在面對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手段時,他們實在是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原料、設備、技術、市場,人家随便卡一頭,韓國的經濟就會受到很大影響。
所以在上世紀90年代初,韓國經濟又再度陷入困境。而為了打破這一困境,韓國選擇加入了諸如APEC等國際組織,将自身放置于國際經濟體系之中去,利用國際經濟的規則來為自己尋找出路。在國際組織的框架内,韓國缺乏底蘊的劣勢影響被降到了最低,正常的出口貿易得到了保護,經濟依舊能夠保持不錯的增速。
1996年,韓國被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接納為成員國,這意味着韓國算是基本走出了發展中國家的隊伍,進入到了發達國家行列。雖說後面韓國也曾遭受國金融危機的打擊,但他們崛起之勢已成,始終都能保持着良好的經濟競争力。時至今日,韓國依舊是妥妥的發達國家。
縱觀韓國的經濟發展史,短短三十幾年的時間,他們便從一個連吃飯都成問題的落後農業國,變成了有着紮實工業基礎的發達國家,稱其為“漢江奇迹”絲毫不為過。而俗話說得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溯韓國創造這一奇迹的過程,作為後來者我們又能學到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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