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保留完整的楊氏族譜?家風是一個家庭乃至家族的傳統風尚和作風，是一個家庭或家族所有成員共同尊崇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及言行表現的總和家風是一種無言的教育、無字的典籍、無聲的力量可以說，有什麼樣的家風，就有什麼樣的做人态度和做事準則在我們《雲津楊氏支譜》裡，有關家風内容的記述十分豐富，我們家原來的宗祠中有三幅楹聯，其内容分别是：，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目前保留完整的楊氏族譜?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目前保留完整的楊氏族譜

家風是一個家庭乃至家族的傳統風尚和作風，是一個家庭或家族所有成員共同尊崇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及言行表現的總和。家風是一種無言的教育、無字的典籍、無聲的力量。可以說，有什麼樣的家風，就有什麼樣的做人态度和做事準則。在我們《雲津楊氏支譜》裡，有關家風内容的記述十分豐富，我們家原來的宗祠中有三幅楹聯，其内容分别是：

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并注明：欲免下四字，當服膺上八字。

惜衣惜食非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須求己莫求人。亦注明：欲保上四字，當熟味下十四字。

垂訓一無欺，能安分者即是敬宗尊祖；守身三自反，會吃虧者便是孝子賢孫。同時注明：象賢、繩武當着眼安分之“能”字，吃虧之“會”字(注：象賢，舊時謂能效法先人之賢德；繩武，指繼承祖先業績)。

這三幅楹聯分别懸挂在宗祠的宗堂、前廳及宗堂後便坐。

三幅楹聯着重強調“讀書”“守田”“積德”“擇友”“惜衣惜食惜福”“求己莫求人”以及“能安分”“會吃虧”，這大體上概括了我們家族家風的最主要内容。現分述如下：

讀書明志正直做人

“傳家兩字，曰耕與讀；興家兩字，曰儉與勤；安家兩字，曰讓與忍；防家兩字，曰盜與奸；亡家兩字，曰淫與暴……子孫不患少而患不才，産業不患貧而患嘉張，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以上内容镌刻在宗祠宗堂前檐西壁的“戒石”上。

“諸子總要學做好人，行好事。”“為子孫者，必慎而言，顧而行，如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毋忘祖德，毋墜家聲。兄及弟子若孫其共仰先型于勿替，以佑啟我後人。”這是第十三世洪公對子孫的諄諄教誨。

洪公配雲孺人也十分重視教子。《黔陽縣志》記載：“教子，口授小學毛詩、四子書。始就外傅，比塾歸，挑燈課讀，夜分不辍，常勉使為有用之學。”

“教子必先導以孝弟忠信之言，律以揖遜進退之節。稗之就學，必擇明師，清其音義，正其句讀，嚴立課程，使知所向不在利達，而在修身。為父母者，毋徇情愛護，以啟遊惰驕悍之習。姿質過人，乃可進之經史。否則，俾習農以安其分，習工賈以謀其生。毋徒玩愒歲月，使之耕不能，讀已晚，工無藝，賈無資，斯則父母之咎。”這是十四世兆杏公有關“教子孫”之法。

十四世兆李公也一再強調：“總之，持家以勤儉為要，存心以忠厚為主。”“言忠信，行笃敬，此當終身服膺者”

十五世積煦公在給兒子的信中更是嚴肅指出：“一切讀書原由，做人道理，不暇深思，茫無把握，稍涉滿假即暴棄自甘，可弗懼哉？”他還特别指出要“戒驕狂”。他說：“而今一領襕衫上身，便自眼大心雄，胸高氣粗，可憐!可憐……夫傲為兇德，狂是小人……而今把這個模樣做了清高曠達，互相崇尚，不幾于喪心迷性乎……更有吃緊話說，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行者望汝努力。怠惰荒甯，放辟邪侈，此八字者，望汝深戒。不然，縱中三元，官一品，那(哪)值得一文錢？我言直中膏肓，爾其勒諸心骨。”同時，他又指出：要能吃苦。他在給兒子的信中指出：“得爾書，言近況甚苦。爾之所苦，吾之所樂也。五味中惟苦不宜口，故童子往往嗜甘。以甘得病必以苦藥之。未有以嗜苦得病者，苦何負于人乎？傳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留侯亦言：良藥苦口利于病……吾兒知此，可以苦矣，可以不苦矣，可以由苦而甘而長不苦矣。不然，苦不能甘，即甘将複苦。父苦心人也，故出苦口谕之。”

十六世基善公亦告誡後人：我先人諄諄訓誨、砥砺後人者，讀書學好而已。失學者，所以學為人也。

孝順和睦 慎重擇友

十四世兆杏公在其彜訓中将“孝父母”作為第一條。指出 ：“父母生我之身，則當盡此身以事父母”“父子之愛天性之恩也，何至拂父母之意冒不孝之名？……凡親之所欲，無大害理者，曲意順之，斯不為悖逆之子”。其彜訓第三條是“和兄弟”：“兄弟一氣所分，幼則相扶攜，長則同師友，和好出于天性。至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隔越之勢既形，爾我之情遂判……慎勿以己私而傷一本之親。”

十三世洪公在遺囑中也特别強調：“第一要和諧，家中和，百事都好。”他又在給兒子們的一封信中說：“杏李棻(兆杏、兆李、兆棻)同胞兄弟内有一人發迹，不得漠視其二，總要勿分彼此……若各懷私見，各圖私畜(蓄)，是為不孝。”還說：“諸媳相處以孝順為先。”

關于“擇友”，先輩們曆來都十分重視。洪公曾在一封信中說：“與朋友接，擇善而從，其否者，敬而遠之，勿談人是非，勿論人閨阃。”兆杏公也十分強調“謹交遊”：“凡人交遊，當取端方正直之士。德業相助，過失相規。言動舉止皆可奉為典型。雖一時不便己私，似難親炙，然久與相處，他山攻玉，谏果回甘，自然有益。”

兆李公亦在信中對侄子說：街鄰中有人品醇正者，亦宜親近，若或氣味不投，惟應敬而遠之，不可拒絕，緻招嫌怨。鋪戶中有為人正直而生意興隆者，不防與交往，借知物價貴賤，兼可閱曆經紀。

在孝敬父母、和睦兄弟方面，先輩們都給我們做出了榜樣。

首先來看看十三世洪公，他有四件事特别突出：一是“母抑郁多病，侍奉維謹，能體親心。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彌月經旬，數十年無倦色忤容。親意所需，千方圖購……”二是代葬六柩，就是代葬伯祖父永斌公的六位親人，包括永斌公的一位兒媳婦、兩位孫子及其配偶。還有一位曾孫媳婦。這六位當時分别在閩、淅去世後，先後将遺體運來黔陽，本來是打算再運往雲南昆明安葬的，但後因無力再運往昆明，洪公就将其安葬在黔陽祖茔之隙地。三是迎養胞嬸一家。其胞叔文河，先年任貴州撫标右營守備，卒于官，絕無音耗四十年。後洪公訪得蹤迹，知其繼嬸母韓氏及前子女在貴州，貧不能給。因移其一家來黔同居，侍奉盡禮，十餘年不怠。四是對庶母之女一家人關懷備至，庶母之女，其丈夫去世，遺甥男女六口，無立錐，洪公迎妹及甥來黔同居，以養以教，曆十二年。洪公這樣花大力氣贍養、照顧親屬，并不是他很有錢，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自永綏解組，别無長物，僅書數簏”，又如紀昀(即紀曉岚)所言“其家先人薄宦歸田，清白固無餘儲”，主要是出于一種情義。

還有，洪公“遠念先茔在滇，年十八，徒步數千裡往省，歲寄金修”。黔陽至昆明，數千裡之遙，全靠“徒步”，而年才“十八”，那時時興講“虛歲”，也就是剛滿十七歲。從黔陽徒步到雲南祭奠先祖墳茔，其孝心、其毅力是何等令人敬佩!而事後又“歲寄金修”，每年寄錢去維修祖墳。

十四世兆李公“天性孝友，所後父母早逝，每逢忌日，齋宿泣拜，不與宴樂。本生母雲宜人嗜橘，病垂笃，醫以防病禁之，遂終身不食橘。”特别是其“兄兆杏官湖北，負累萬計，弟兆棻輕财好義，皆分俸應其緩急。無後言”。他曾這樣對其長孫基善說：“我與汝伯叔祖分産後，方能相幫逾萬，若遲疑不決，今已同歸于盡。可見無百年不分之家，無一日當分之心。總須産分心合，是為至囑。不可争言分，亦不必諱言分也。”

積善養德 勤儉持家

原譜記載，兆杏公“定十五世至二十二世派名，計八字：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原譜還說：“吾宗十四世以上雖有派名，未分派次，嘉慶十八年癸酉(1813年)，公(即兆杏公)定八字以敘宗派，辨昭穆。”

以“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定派名，表明兆杏公對“積善”是何等的重視，既是對後輩的殷切期盼，也可以視為“諄諄教誨”。

十三世洪公在《郎岱官舍病中寄谕》中有一句十分經典的話，即“養疴莫善于養心，養心尤莫要于養德”。“養德”不光對于“養疴”至關重要，更是一個人一輩子都要堅持不懈地去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

十四世兆杏公在彜訓中亦指出：“家之興廢系乎勤與惰、儉與奢，積善與積惡而已。惟勤則業能精，惟儉則事可就，惟善則慶有餘……為子孫者，詩書耒耜無失其時，齑鹽布素無厭其常，出入孝友，言行謹信，庶幾不墜家聲”。

兆李公在遺囑中特别強調：“居家之道，不外‘勤儉’二字。勤則不匮，凡事必宜預計，清晨即思一日至夜所應為；夜間又思來朝盡日所應為。黾勉終日，不惟事無堆集，亦足觇人福澤。儉尤美德，自身謹饬。食取充腹無兼味，衣取禦寒無華飾。常留有餘，以惜畢生之福，以備倉猝之虞……勤儉二字誠相濟而不容偏廢。”

先輩們不光告誡後人要積善，養德，要勤與儉，更為重要的是身體力行，為後輩做出了表率。紀昀在《楊映川(即楊洪公)先生暨配雲孺人六十序》中一開頭就這樣說：“映川年翁先生蓋楚南之敦善行不倦者也”。“敦善行不倦”正是對洪公一生最恰當不過的評價。

出仕為民 官需自己做

“出仕為民”，這是我族先輩對外出做官的子孫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

永斌公的父親——十世寓乾公在永斌公首次外出做官，出任廣西臨桂縣知縣時，即“手谕雲：爾今日出身加民，須念朝廷特拔之恩，祖宗積累之德，不可妄取一錢，屈罪一人。”洪公亦在一封信中這樣告誡：“子孫苟能成名出仕，當視民如子。”

永斌公還在給他的親侄兒，我們的直系祖先——十二世文賜公的信中這樣寫道“所有地方一切，尤當謹慎辦理。賢否自有公論，切勿疏忽惰志。此餘之所以殷殷囑望也。”

永斌公長子、文賜公堂兄文錫公在給他的信中也說：“至吾弟一官，雞肋，清苦萬狀。惟勉力做去，不畏難，不偷安……目前勞瘁非所宜計也。”

文賜公沒有辜負伯父及堂兄的期望，他在湖南永綏廳任職時間最長，達十九年。黔陽縣志記載：“文賜約己愛民……苗疆十九年，及去任，峒蠻猶感思遺愛，歲遣人問起居。”

兆杏公多年在湖北任知縣，《黔陽縣志》記載：“所莅，撫以寬仁，勤能聽斷。”“在建始(湖北建始縣)，民多溺女，作文勸之，犯者以故殺律論，所活無算”，并“開塘堰，修河堤，藝山種，廣儲社谷。由是，地不憂旱。”任通山縣知縣期間，“庚寅夏(1830年夏天)大水，兆杏冒暑濕，力行振恤，民忘其患。”又記載：“在建始……議修南門外大橋，或言不利于官，兆杏曰：官以為民，民利矣，吾何憂。毅然行之。後雖如其言罷去，不悔。”

兆李公也一直謹遵先輩的教導，曆任州縣官時，特别注重為民着想。在任河南鹿邑縣知縣期間，鹿邑水災，“請粟四千餘石(擔)，按戶撫綏，躬親散放，胥吏不至中飽。”特别是他在給即将外出做官的兒子積煦的信中，這樣告誡兒子：“自理詞訟以速審為要。在官偷一時之閑，須知訟者多人已守候一日，更宜速結。”“下鄉之時，人役斷不可多帶，以緻擾累地方。車夫、馬夫到鄉，每每需索，尤當嚴禁……不許向地保索要，陋規違必嚴懲。” “大凡審理詞訟，不可預存成見，亦不可固執已見，惟有虛心察聽，準情度理，秉公而處，自不緻大有差謬。”

兆李公的繼配金宜人，當兒子積煦外出做官時，她“恒以當學祖、父清廉，諄諄勸勉。”

積煦公同樣謹遵教誨。道光二十三年，黃河決口。“水後淤地肥瘠互易”。上級派積煦公辦理此事，他延請一位廉士“居守”，“而躬履勘丈，奸黨蠹胥百計弊混，不為撓。”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十二世文賜公，他在調到湖南做官之前，一直在湖北當一個小官。在這一時期，他有兩件事深得民心。一是捐俸開路，二是請免鹿祭。在湖北随州出山鎮巡檢任上，當地有甲乙兩屋毗鄰，并将古官道逼窄。雙方各執據争執有年，無法通融。文賜公“谕以久訟徒破家”，并考慮到兩家“誼系世戚”，即捐出俸祿，叫占道的一方将房屋出賣，随後拆除。這樣，官道得以暢通，而多出來的土地交給寺廟作為園圃。同樣是在出山鎮期間，當地春秋兩季的祭祀活動，原來都要宰殺野生鹿，但當地的野生鹿越來越少，捕獲極難，十分難辦。于是他寫了“請免祭鹿詳文”給上司，曆數捕獲、飼養、護送野生鹿的種種難處，如“迩年購覓，無異登天之難”，“去歲保正(農村基層幹部)王孔璧等解鹿至王子城地方，鹿忽倒斃，該保呼天搶地之聲，各總(附近各鄉村)震駭”“種種情形，真有聖人在天之靈所不忍聞者”……最終獲得上司同意，免除了民衆捕鹿、買鹿之苦。

“官須自己做”，則是兆杏公對他的學生易良俶首次外出做官時說的一句十分經典的話。易良俶在《祭楊晴園師文》中(“晴園”為兆杏公的号)，是這樣記述的：當易良俶“幸舉于鄉，并捷春闱”即先是中了舉人，接着又中了進士之後，正要“外用需次”，即将外放做官。這時，正好兆杏公“入都”，易良俶“則請問吏治之要。誨之曰：近世寬猛之說亂吾輩，要當以仁恕為本，清、慎、勤三字格言也，亦常言，然大不易。凡事不可有成見，不可無定見。官須自己做。俶疑官豈由人做？解之曰：做好官阖邑人大便，阖署人大不便，官不自做主，誰代汝做？好官且不自做主，誰許汝做好官者？乃大悟，謹識之不忘。”這一段記述，既反映了當時的官場生态，而“官需自己做”也給人以啟示。易良俶因此“乃大悟，謹識之不忘”。後來，易良俶的“官”當得還不錯，用易良俶自己的話說“尚博虛聲，稍晉秩，時見器于上憲，或微有遺愛于士民者”。

另外，外出當官怎樣處理與上級及同僚的關系，也很考驗一個人的品質。十三世洪公的堂兄、十一世永斌公嫡孫漌公，任過浙江按察使，他在這方面可以說是做出了典範。一篇記述他的事迹的“事略”有這樣的記載“事長官敬而不阿，處同僚和而無黨”。這兩句話，對于當官者而言，确實是十分難得的品質，而這正是楊漌公的為官之道。

還有，如何正确對待職務升降，同樣考驗一個人的胸襟品德。官終河東河道總督、太子太保栗毓美，曾與兆李公“同官三十載”，對兆李公了解最深。他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評價兆李公：“先生恬于仕進，深恥脂韋随俗為梯榮計，不以遷官肆意，不以奪秩撓心，人世升沉得失視之淡如也。”這樣一種做官态度，确實令人敬佩。

我們家族的家風，不過是千萬個家庭、家族家風的縮影，良好的家風，是先輩留給子孫後代最寶貴的财富。傳承、光大優良家風，對于全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文/楊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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