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在古代日本的權力是很大的，它是淩駕于天皇之上的權力機構，它通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對國家進行統治，日本經曆的最後一個幕府統治時期是德川幕府時代。德川幕府實行的政策是苛刻的，它的殘酷政策使得百姓苦不堪言，這種情況在幕府統治末期更為嚴重。

在那一時期，日本社會開始變得很動蕩，出現了很多新要素，不僅産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還出現了豪農豪商階層。除此之外，還有早就埋藏心底的怨恨，比如下級武士等階層的民衆，對幕府統治的不滿付諸實踐，他們發動了倒幕計劃;再如，被壓迫剝削的農民所發動的反抗鬥争。

幕府統治末期的日本，可謂在内憂外患的狀态中過活，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動蕩不安，社會需要一場變革使得自身有所進步，所以才會有後來的明治維新，但使得明治維新發生的内在原因，并不是簡單的“社會矛盾”四個字就能概括，它的發生還涉及其他方面的因素，所以在下文中會有詳細的說明。

在幕府統治時期，有着森嚴的社會等級制度，尤其是武士集團，集團内部劃分了很多等級，但是這個等級的劃分本就存在不公平。處于社會頂端的是德川家族世襲的将軍;其次，地方上的各藩主大名再按照和德川家族關系的親疏遠近劃分為諸如“親藩”等級别;除此之外，剩下的武士則沒有太多地位，他們生存也隻能通過俸祿米。

從政治地位上講，等級差别非常明顯。幕府隻知道維護自己利益，比如他們要求大名定期去江戶述職，不允許任何人遲到，并且，他們還會控制大名妻子的人身自由，用來控制大名。

并且，将軍不允許大名集合武士，倘若有大名反其道行之，帶領很多武士去往江戶，那這就是挑戰将軍權威，下場就會很慘。除此之外，由于大名要去江戶參觐将軍，使得大名經濟實力消耗了很多，這就使得将軍更容易控制大名。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名更容易奮起而反之。

從經濟上說，等級分配也很明顯。如将軍直屬的武士領取的俸祿非常多，他們比武士領取的俸祿多了數倍，領取多俸祿的武士終究是少數，大部分武士的俸祿隻能使自己活下去。這樣大的收入差距，更容易使得武士之間等級矛盾更加激烈，下級武士不滿意上級武士。并且，大名被将軍剝削以後經濟實力下降，大名就減少下級武士的俸祿，這使得下級武士的日子苦不堪言。

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經濟分配已經不均勻了，這種商品貨币關系到達農村以後，使得小農破産，祿米收成減少，這使得以祿米過活的下級武士生活到了絕境。多重不公平打壓之下，使得下級武士對上級武士不滿意，對制度也不滿意。

由此可見，幕府末期統治時期，武士集團内部矛盾尖銳。與此同時，一些武士與商人等接觸，都希望改革制度，并且，還有武士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思想方面有了覺醒。

幕府統治本就是封建統治，而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依舊是存在的，即封建統治和人民大衆的矛盾是存在的，尤其是幕府統治後期社會關系惡劣以後，利益格局的失衡使得基本矛盾更加突出。

幕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對農工商階層加大了控制，實行殘酷的剝削制度，不僅壓榨人民，還剝削人民的基本權利，還控制人民的居住地方，對人民進行粗略的三六九分級。這種壓迫統治使得民衆苦不堪言。

其中，農民受的剝削是最嚴重的，當時有明文條例規定對農民進行繁重的稅收，不允許留存太多資金，這使得農民長期處于絕望之中。并且，幕府還不能保障農民的人身權利，他們限制農民的居住地選擇，限制農民的職業選擇，限制農村的生存權利，這就使得農民生活苦不堪言，對幕府的怨恨日益增多。

還有從事工商業的町人，他們有着豐收的經濟實力，社會地位相對之前已經提高了很多，但是從法律層面而言，還是受到武士等級的不待見。但是幕府和領主需要依靠町人的經濟，但是他們内心還是鄙視町人。

與此同時，幕府也頒布法律，對手工工場主招工進行限制，這就限制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經濟發展。這個時期，紡織業也有發展，但幕府限制正常的商品交易，種種因素下使得日本資本主義不發達。

德川時期的日本商人分成了兩種，分别是特權商人和鄉間商人。在日本開港以後，這兩類商人的矛盾就激化了，除此之外，貧困的農民和商人、豪農之間的矛盾也在激化。多重矛盾的雜糅對日後不同階級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張有着一定的關系。

在商人方面，鄉間商人其實就是地方貨主。而特權商人就是和幕藩有着裙帶關系的商人，他們壟斷市場，并且向大名、幕府等發放貸款，用來獲取理論，并且，特權商人還會排擠其他商人，這就使得商人要麼被排擠要麼選擇和幕府合作。

而後就是開港後的其他威脅，外國給日本施加壓力，這對社會矛盾的加劇有着添加劑作用。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左右的時候，美國軍隊到達日本，迫使日本開始進行貿易，而後英國等其他國家也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日本隻能降低進口關稅，加收出口稅，這使得日本的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内市場壓力巨大。

并且，英國的棉織物大量進入日本，使得日本自給自足的棉織業受到了打擊，這讓日本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港口開放後的不平等交易使得日本出現黃金外流的情況，日本雖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卻适得其反、得不償失。

此外，還有農民和商人，豪農之間的矛盾，悲催的農民受層層剝削，他們将所有的罪歸到領主身上。

在商人方面，非特權商人反對特權商人的途徑就是“國訴”，這其實是那個時代反封建鬥争的一種形式，是由多個國家、受多名封建領主統治階層聯合對抗封建主的反封建鬥争。當特權商人壟斷市場的時候，鄉間商人就會實施這個反封建鬥争，這其實是一種合法的訴訟手段。

在棉織業方面，也進行了“國訴”。但是，慢慢的，“國訴”的性質随着商品經濟的深入發展發生了一些變化，才開始是為了妨礙農民接觸市場，而後鄉間商人謀求特權，“國訴”的矛頭就指向他們。而國訴方式和鬥争和外國商品輸入的打擊，也對特權商人的壟斷有所瓦解。

在這樣的壓迫下，農民終于不堪受辱進行了反抗鬥争，他們的鬥争被稱為“改造世道”的運動，這場運動不僅攻擊封建領主大名，還攻擊特權商人，幕府地方官等等。農民的反抗鬥争運動發生了很多次，他們要求降低米價，維護自身利益等等。農民發動的這些反抗鬥争，其導火索都是因為米價、物價上漲，價格上漲以後，農民生活無以為繼，所有他們隻能铤而走險。

雖然外部沖突的形式不僅僅是這兩種，但是，這體現了幕府統治時期的社會狀态——矛盾愈來愈尖銳，沖突愈演愈兇，這其實是原來的社會秩序發生了動搖。

總的來說，幕府的封建專制統治嚴重阻礙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社會矛盾尖銳，人民生活在不公平的壓迫生活中，積怨早就埋下。與此同時，城市化、社會經濟都在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産生了利益分配存在不均勻的情況，而後利益格局産生失衡，這又激化了社會矛盾，使得幕府統治危機加劇。

與此同時，還存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和外在威脅，這使得日本内外交困，那本就風雨飄搖的社會更加風雨如晦，社會矛盾也更加尖銳。在這樣動蕩的情況下，可以明确的是，原來的統治制度已經不适合統治日本了，日本需要探索新的統治方式。

所以，日本需要一場巨大的變革來對動蕩不安的社會進行改變，或者用一場巨大的變革緩和當時的社會危機。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雖然幕府統治看上去歌舞升平，實際上幕府統治已經日薄西山了，日本需要解決愈來愈嚴重的内憂外患的情況，就需要解決這些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隻有将現存的社會制度進行颠覆，才可以用新的制度去完成對社會矛盾的調和，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治維新就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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