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殿封

1983年3月，我與山東人民廣播電台《農村節目》編輯吉保邦同志相約，采寫一篇“訂單”新聞：樂陵縣（現為市）楊盤鄉南街婦聯主任蘇玉芬幾十年如一日照顧癱瘓丈夫。

13日座談了一下午和一晚上，整理材料後，對怎樣寫拿不定主意。第二天晚上，我去楊盤衛生院找經常寫稿的王新民表哥，把采訪的情況說與他聽，和他讨論稿子怎樣寫法。兩人越說越熱乎，說着說着快12點了，我趕快告辭。

回到家已是12點多鐘，隻見伯（我家鄉一帶對父親的稱謂）坐在闆櫃前長凳子上，娘盤腿坐在炕頭上，兩人對坐着“噴雲吐霧”呢。我說：“這麼晚了，你倆怎麼還不睡覺呀？”

娘說：“你伯知道你走夜路小膽，不放心，出去接你兩回了。”

伯說：“我就到西頭路口看看，沒走出多遠。”

知兒莫如父啊！

俗話說，遠怕水，近怕鬼。我從小害怕墳地，害怕走夜路。白天，一個人不敢去墳地拔草拾柴，夜裡，不敢出村走遠路。即使到了成年、壯年，依然有些怵頭。

我聽了娘的話很感動，對他們說：“伯呀，娘呀，你兒都多大歲數了呀，現在走夜路不大害怕了，又不是上很遠處去，你們就放心吧，以後我要是晚上出去，别再接我了呀。”

躺在炕上，想着伯接我的事兒，翻來覆去睡不着。心想自己這麼大了還讓老人操心，很慚愧，爬起來揮筆寫了《誨》：“知交暢談十二點，慈父尋兒去兩番。養育恩情報無盡，愚郎自此不戀變晚。”

話是這麼說，完全做到很難，許多時候正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約是1988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和同學田國慶、黃林泉、賈興亮等人到辛莊村同學蘇東川家玩，是誰發起的邀請忘記了。當時我有點不情願，不為别的，就因為是晚上，我怕走夜路，更怕爹娘不放心。此時我已居住德州不常回家，推辭不得。因為相聚的同學中多數在本地，我在外面“混事”呀，他們那時的工作環境不如我，我若不去，有看不起同學之嫌，于是赴約。

同學如兄弟，在一起說起話來忽略了時間。那晚是月亮天，走出東川家門時已是11點鐘。自行車在土路上颠得叽哩嘎啦亂響，我們幾個人餘興未減語來話往。來到甯（津）樂（陵）東西公路上，我隐約聽到有呼喊聲，不由心裡咯噔一下：是不是伯又來接我了？我對幾個同學說：“你們先别說話，我聽見好像有人呼喊。”

同學們安靜下來，這時從東面又傳來喊聲，我聽清了，是伯叫着我的小名呼喚我呢。我連忙高聲回答：“伯呀，我聽見了。”

田國慶說：“壞了，今天玩的時間晚點了，準是大爺不放心。”

我們在楊盤北街路口西邊遇到了伯。同學們分手後，我推着車子和伯并行，我說：“伯呀，你甭來接我，我和幾個同學作伴沒事的。”

伯說：“從這兒到家這一段道上隻你個人呀，不是要經過躍豐河和紀家墳嗎。”

伯說的紀家墳是我最害怕的一處墳場，就在甯樂公路北側幾十米處。傳說曾經有個大姑娘遭受冤屈，在墳場樹上吊死化作鬼，經常半宿拉夜出來坐在最大的墳頭上或樹梢上，拔下自己的腦袋來梳頭，頭發三尺多長，舌頭伸出一尺多長。不但本村許多人，而且周圍村知道這個傳說的膽小的人，夜裡都不敢從此走。當年，有一次伯從天津回家，在泊鎮下火車後步行，午夜時分走到墳地西邊，在平整的路面上走着走着沒來由地跌了一跤，摔掉了眼鏡和背着的包袱。伯大膽，他不慌不忙地劃拉着眼鏡戴上，找着包袱，坐在包袱上拿出支煙點着抽。伯說鬼怕火。伯抽完一支煙，起身回家。後來，伯還特意告訴我，夜裡出門，不抽煙也要帶盒洋火（火柴）。伯把這事和人們當笑話說，我聽了卻害怕。

小北風嗖的臉蛋子生疼，一股熱流在我心裡湧動。我說：“伯呀，你坐在車後座上，我帶着你快一些。”

伯說：“不用，黑燈瞎火的不如走着穩當，幾步道到家了。”

于是，爺兒倆邊走邊說回到家裡。

楊盤南街黨支部書記陳儒林是個忠誠的共産黨員，清正廉潔，辦事公道，事迹很突出。1990年3月11日晚上，我借回家機會，晚上和新民表哥一起去采訪。臨去時怕爹娘不放心，我約定10點鐘回來。結果，将近12點鐘座談才結束。回到家裡，見娘一人坐在炕上，便問：“俺伯呢？”娘說：“你伯接你去了。”

我急忙騎上車子去接伯，走到村西頭十字路口停下了。上楊盤有南北兩條道，北道是柏油路，路過紀家墳，南道路過村裡的廢窯廠，我回來時走的南道，現在我該走哪條道去迎伯呢？兩人走岔了不就又誰也碰不上誰了？于是，我站在交叉路口高聲呼叫，聽見遠遠從南道方向傳來伯的應聲：“聽見了。”

寒風把伯的聲音穿過空曠的田野送過來，天上那輪近圓的明月給大地灑下無邊清輝，我的淚水撲簌簌流下來，想再叫伯一聲，卻怎麼也沒能喊出來。

初春天寒。回到家燈下一看，伯的襖領上挂了霜雪，從嘴裡哈出的熱氣挂在胡須上凍成霜花，眼鏡片上沾了霧蒙蒙一層潮氣，雙腮凍得泛紅。我一邊幫着伯拍掉霜雪，用毛巾擦去霜花，一邊對伯說：“伯呀，以後我晚上出去你千萬别去接我了，看把你給凍壞了吧？”

伯“嘿嘿”笑了，和緩地說：“我怕你走紀家墳，從北道去迎你，一路沒見你的影兒。到了南街，陳儒林說你剛走一會，我就從南道回來了。”

我感激的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在心裡一個勁地責怪自己，不該把時間說那麼死，惹得老伯老娘不放心。我雖因怕他們牽挂曾決心“愚郎自此不戀晚”，但工作起來，常常控制不住自己，我“食言”再次戀晚了。

1993年2月5日，我把伯和娘接來德州一起居住（娘在這年臘月十七日病逝），到2013年正月伯去世前一年，20年來，隻要是我不出發的日子，伯幾乎每天都比我睡得晚。這些年我養成了晚上在辦公室看書、寫稿的習慣，一般從8點半到11點半左右都在辦公室，許多朋友晚上給我打電話，也都是先打到辦公室看我在不在。伯每晚等我回來，無數次跟伯說别等我，他不聽，托詞說：“不是等你，我在喝水呢。”

每次晚上回來，我都先到伯的屋裡說一聲：“伯呀，我回來了。”時間早小坐一會，爺兒倆說說話。時間晚就跟伯說：“時候不早了，你快睡吧。”有時候我回來上伯的屋裡稍微遲了，伯便走出屋，一手端着煙灰缸，一手拿着點燃的煙來到客廳，說：“你也是四五十（歲）的人了，不年輕了，你個人整天還帶着個病不知道嗎？往後别呆大晚，依着忙，哪有個完哪。”我答應着，心裡熱辣辣的。

我在德州最早住在新湖南岸市委宿舍院裡，2002年夏天搬家，辦公室離家一公裡多遠了，我還是積習難改。在辦公室有時候擡腕一看時間超過11點半了，想着伯在等我，就忙忙疊疊收拾一下離開辦公室。從辦公樓快步走過市人民醫院西路口，然後我撒腿跑到德州大酒店前，穿過湖濱路，從實驗小學再跑到軍分區東邊，這樣比快走節省3分多鐘時間。回到家不待伯出屋，趕快過去讨好地說：“今們又忘了時間了，回來晚了，對不起呀伯。”

伯不喜不惱地說：“嗯，反正沒改。睡去吧，我也睡了。”

我内疚地呵呵笑着走出屋，感歎父母恩重如山，是我這個兒子做的不好。可敬天下父母心哪！

我深知自己在伯的心裡占有的位置。我伯對他兒子的疼愛，有多少做父親的能夠達到呢？我們爺兒倆的父子深情，有多少父子能夠達到呢？

作者簡介：朱殿封，《大衆日報》高級記者。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從事新聞寫作48年，采寫的數十篇新聞作品獲《大衆日報》和“山東省好新聞”獎； “華東九報頭條好新聞”獎；“全國好新聞”獎。出版《走進離太陽最近的地方》《古鎮楊盤》《一路走來》《鄉村裡的二十四節氣》《一位記者眼中的德州四十年》《紅旗飄飄》等10部書。曾被授予“山東省職業道德十佳标兵”榮譽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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