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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謀的是道，而不是衣食。耕者——那隻知謀衣食的，反而常常餓着肚皮；學者——那隻管謀道的，反而常常得到俸祿。所以，君子所憂，是道而不是貧。

對這話的理會，其實是有三個層次的：謀于人，謀于理，謀于天。分别對應的便是：小人器量，中人器量，大人器量。

謀于人之小人器量的第一個層次，是把“君子謀道不謀食”，隻看做德行。對此他承認和接受，也知道好，但到底覺得高不可攀，到底把謀道和謀食看作了兩件事，謀道是謀道，謀食是謀食，于是謀食既不足，便隻管謀食去了。很多人都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卻不知隻是在謀道與謀食之間，有個理的鴻溝自己跨不過去，不過是自己智淺而無能。自知而認了這無能還好，可惜多的是自以為有能而上蹿下跳的。于是他們眼中看到的就隻是細節和表面，見到的就隻是各色人、各類事，所做的就隻是人與人間、人于事上的蠅營狗苟、計較盤算，還自以為有人際手腕、做事聰明，到底也隻能因小失大、流于表面而已。于是衆生碌碌，多是“耕也，餒在其中矣”的，辛苦奔波而常常饑餓。一句話道盡的，便是衆生百态。

謀于理之中人器量的第二個層次，是明白謀食不過是謀道的附屬，是在謀道的過程中順便帶來的，不須别費心而自能源源不斷。什麼意思呢？就是世事皆有其理，他隻管盯着這理，搞明白這理，然後按照這理去做。如此便能排除很多細節和人情上的幹擾，而不失根本和大局。這便是“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的真義所在，而不是你去裝個樣子，或者強迫自己硬來。而天道運行自有其理、自循其理，你明其理而循其理，自然就能由道之因而得道之果，自然就能得其大與得其久。在這裡，明理等于明勢，循理等于順勢，如何不是大謀略。這便是“學也，祿在其中矣”，不求而自得，豈是說教，真實不虛。

世間之人，第一層次的是絕大多數，第二層次的已經是極少數。人們所謂的那些成功者，便多屬此類，盡管做得極緻徹底的并不多，因為理之了解與透徹并不那麼容易，人也終究是有弱點的。這些人，你細了解便自能知道他們都在謀理謀勢，他們也都有着不急着要成果而關注更大、更遠的底色，他們也都說過賺錢是順帶的之類的話，所以是他們成功了，不懂的人才以為是托大。雖然也有些人是靠着鑽營和機遇暴發的，但往往反噬劇烈、速生速滅，很難有例外，“德不配位，必有災殃”終是天律。對于普通人，對于世間的安身立命，人們能企及和趨向的，就是這一層次，剩下的全看你自己。這裡能說的，也隻是如此之人，應具備和修煉的兩項根本素質與能力。

一自然就是明理力。這點則來自學習力和獨立思考力，缺一不可。因為人有兩大缺陷，首先是“局限”，不斷學習，不斷保持學習能力，則就是破除局限的唯一道路，否則必然就是封閉固化。學習力的本質，正是為保持一種開放性。儒家那麼重“學”，五經之首的《易經》本于生生不息、變化日新，道理便在這裡。另一大缺陷是“隔膜”，這也是更根本的，就是再好的道理、再多的道理，即使你明白，用處也是不大的，而必須消化于自身，成為你自己的，才可以。也就是這些道理必須融入你、從你這裡轉一圈，成為一個新東西再發出來，才對了，才能轉成你用它，否則終是它用你。生動點說，就是每個人都是觀照世間的一盞燈，每盞燈都有每盞燈的顔色，隻有世間萬事萬物通過你這盞燈打上統一的顔色，萬事萬物對于你也才能統一起來，你才能說：我看見了，是我看見的。都是燈光，即是佛性無異；各有其色，所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根本的兩件大事，找到自己的本性之外，就是發現自己的顔色。這就是獨立思考力之“獨立”二字的重要性和關鍵性，而有求知熱情的很多，懂得自立的卻很少，于是根本未立，便注定滿盤失算。

孔子問子貢：“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你以為我是學得多才懂的嗎？孔子一向主張學，自況一生進境便是從“志于學”開始，誇贊自己最心愛的學生顔回也是許以“好學”二字，博學而多識也幾乎是所有人心中的常識。所以子貢當然回答“然”，當然是的；還覺得奇怪，問“非與”？難道不是嗎？孔子卻答：“非也，予一以貫之。”确實不是的，是因為我有那個“一以貫之”的東西，學的目的就是建立這個東西，然後靠這個東西去貫通所學。這個東西，即是鍍上你之本色的公理。一切智者，也無不是靠着這個東西，是否博學多識倒是次要的。不見《壇經》裡，六祖對學人道：“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字我是不認識的，書我也沒讀過，但其中的道理，你盡管問。我自己對此也是體會頗深，我讀過的東西其實遠不算多，但早就有了這個東西，盡管一直在打磨。所以古人的材料拿過來很快就能用，因而能寫各類東西給大家看，其真實不虛，我還算有些資格給大家打保票。

二便是無情力。所謂無情，并不是教人丢掉作為人的溫情與人味兒，更不是教人冷酷冷血。而是說，當我們循理而行時，會出現很多人情上的幹擾，不論是自己之情緒還是與他人之人情牽絆，人往往于此迷糊、委屈、妥協進去了。而無情，說的就是要舍棄這些悖于理的東西，保持心中清醒而果斷放棄或避開。這不一定是對抗，不是迫不得已，最好是心中清楚而一笑而過、默而不言，隻管堅定于理上。類似情境大家都沒少體會，所以一定知道要做到顯然是需要力量的，心的力量，所以我叫做無情力，這亦是“小不忍則亂大謀”的真義所在。無情所無的這些情，當你去審查，也确實多是小情、妄情，而不是大情、真情。大情真情反而是與天理同在的，正是明理循理的底子所在，孔孟所以稱為“仁義”，王陽明所以稱為“良知”，宋儒所以以之為“天理”，一句話：道德即真理，絕非兩件事。要沒這個底子，反而才要警惕，說明你必定理還未透，要麼路走偏了要麼層次還淺，要心中有數。總之，明理力是能力，無情力則是執行力。

謀于天之大人器量的第三個層次——最高的層次，便正是聖賢祖佛的事業。他們也是謀于理，但謀的是終極之理，是究竟和徹底的天理，所以叫謀于天。對于儒家，這便是易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孔子如喪家之狗奔波一生卻一事無成，後世無數仁人志士亦以此心前赴後繼，愚人與功利之徒才會說他們不懂順勢、執著強求。你若從他們所謀是天理，他所行是千秋萬世不易之事業，你從這裡看，還會這樣覺得嗎？得失成敗，在這裡反而是最不重要的東西，反而才是逆勢與執著之所在，所以才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儒家最深的一句話，便是易之“聖人洗心，退藏于密，吉兇與民同患”，真懂了才知道，這吉兇與民同患，乃正是吉兇與天同患，正是天人合一境界。其所立的退藏入密處，正是無相天道；其所出的與民同患裡，正是生生天道。這才叫無上事業，無上謀略。故禅宗古德雲：“學佛乃大丈夫事，非王侯将相所能為。”儒家何嘗不是如此。這不僅是覺悟的深度上，亦是事業的廣度上。佛聖事業，乃是深不見底、廣大無邊的事業。

佛家也同樣如是，《楞嚴經》中說成道有“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禅宗所謂“向上一路”，這便是那退藏入密處；“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所謂世世菩薩行，這便是那生生事業處。儒釋之不同，不過是一個側重事上擔行，心性修養決定有但隐而不發；一個側重心性開化，世間事業決定有但隻取根本。所謂世道與人心，到底都是要擔當的，到底都是需要着重擔當的，故兩家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别”，又“道并行而不相悖”。至于道家，取的是純然的局外人、旁觀者站位，老莊道家的隐士們當然是如此，即使是黃老道家的法家子與謀士們盛世立法度、亂世定亂局時，也是這種冷漠清醒的感覺。但這是另一種擔當、事業和謀略，是陰陽兩道外的中道。就像世事紛亂，想到世間還有執法如山的公道守衛者，我們會覺得踏實；世人迷亂，想到山中還有超越一切的隐士，我們便有莫大安慰。這一層次的人，色身的“餒在其中”，多多少少終是困頓，至少不會多富貴，幾乎就是宿命，因為世出世間是兩套道理，而且往往沖突，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必要有取舍。他要富貴了才說明有問題，很可能就是騙子。而他的法身，卻真正是“祿在其中”，富有天地，還有比這更大的富貴嗎？這才是真正的坐擁“天下”，這才是真正的“天子”。

人在困頓時，在取舍兩難時，在不上不下時，在進退失據時，最好能自問一句：我是要與天謀，還是與人謀。我于此受益良多，還在路上，分享諸位。

這個層次，說起來與平凡衆生太遙遠，因為遠遠超越第二層次，而衆生第二層次走到盡頭的都幾乎沒有。而就算在第二層次做到極緻，也可能與這個層次無緣——緣，在這裡的确是極重要的。但同時也極近，因為這個層次其實并非層次，一、二層次與這一層次，其實就是人們通常所謂的世間與出世間。而六祖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出世間不離世間，乃是古德們的一緻公論，它們之間不過隻是一層窗戶紙，最詩意的表達，便是陶淵明的“心遠地自偏”。真出世，是心出世，而不是人出世；真入世，是人入世，而不是心入世；必在世間，而與在無關。得了的人，不過是自帶桃花源，而行走紅塵間。桃源不失，紅塵不息，便正是那與天同謀的佛聖事業。三教不同之路，不過是不同之氣質。

人在江湖，而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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