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考試的進步性?唐曉敏科舉制度是在世族門閥莊園經濟衰落，庶族地主經濟發展的曆史背景下，适應加強中央集權政治的需要而産生的它以儒家“大一統”的國家觀念和“舉賢與能”的政治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面向社會選拔封建統人才隋唐時代，由于地主經濟的高度發展，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封建中央集權，以遏制魏晉以來所形成的門閥世族勢力為此，必須打破察舉選官制度下世族對選舉的壟斷這是科舉選士制度賴以産生的經濟基礎隋唐皇帝為加強君主專制的皇權，擺脫世族政治，試圖吸收庶族地主進進入政權，排斥世族勢力，乃變選舉為科舉而為了避免重蹈九品中正制的覆轍，科舉制一方面變察舉為考試，一方面在内容上變經學為文辭察舉變為考試，考試又操之于朝廷，并逐漸發展完善為禮部主持考試，吏部負責铨選，并由皇帝最終定奪官員的考選、任命等分權于中央的多個部門，且一統于皇帝，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科舉考試的進步性?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科舉考試的進步性

唐曉敏

科舉制度是在世族門閥莊園經濟衰落，庶族地主經濟發展的曆史背景下，适應加強中央集權政治的需要而産生的。它以儒家“大一統”的國家觀念和“舉賢與能”的政治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面向社會選拔封建統人才。隋唐時代，由于地主經濟的高度發展，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封建中央集權，以遏制魏晉以來所形成的門閥世族勢力。為此，必須打破察舉選官制度下世族對選舉的壟斷。這是科舉選士制度賴以産生的經濟基礎。隋唐皇帝為加強君主專制的皇權，擺脫世族政治，試圖吸收庶族地主進進入政權，排斥世族勢力，乃變選舉為科舉。而為了避免重蹈九品中正制的覆轍，科舉制一方面變察舉為考試，一方面在内容上變經學為文辭。察舉變為考試，考試又操之于朝廷，并逐漸發展完善為禮部主持考試，吏部負責铨選，并由皇帝最終定奪。官員的考選、任命等分權于中央的多個部門，且一統于皇帝。

科舉考試的及第者均為“天子門生”，無疑大大地強化了皇帝的選人權。由科舉而來的人身和思想控制，在根本上改革了中國古代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就是“道”與“勢”的關系的逆轉。中國古代在知識分子的政治道義與君王的政治權勢之間一直存在着一種制衡關系。春秋戰國時期，“士”即以“道”自任，“士志于道”，并持其“道”批評政治。

更為重要的是，科舉考試制度的實施，最終造成了士族社會的瓦解。士族的特點是深深地紮根于鄉村社會，左右地方政治，形成深厚的權力基礎，使得國家政權不得不與之妥協，獲得他們的合作。而科舉考試的實施，促使士族紛紛向城市遷移，逐漸遠離鄉村。

士族遷徙的主要動因，首先是任官。兩京是中央機構集中的地方，官員人數龐大，因此士族遷入兩京的情況最多。同時，科舉起着重要作用。科舉興盛之後，成為入仕的正途，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士族不得不屈尊應試，以圖高就。而唐代科舉，主考官對于錄取考生擁有很大的權限，有相當大的主觀性和任意性，為此，考生奔走權貴名門，“行卷”請托，顯然，對士族子弟來說，選擇京城居住對科考的有利的，身處京師便能懂得科舉文化及其遊戲規則，懂得如何把學術迎合權力，而且還可以打探消息，得到種種便利。更深一層，科場是官場的折射，官場用關系與幫派拼綴編織，科場自然不能例外。士子在京城奔走權門，互相援引，博取聲譽，以躍龍門。考取之後，更需要各種關系提攜，才能順利通過吏部铨叙，踏上仕途。這中間說不盡的機關竅門，身處京城當然占取莫大的優勢，這自然加速了士族向中心城市的轉移。科舉将士族的精英分子源源不斷地吸引到城市裡來，一方面大大削弱在鄉士族；另一方面則使得出仕者逐漸喪失在朝為官且不失為地方領袖的雙重身份，習慣于城市安逸生活。這樣，科舉制的長期實行，即從根本上瓦解了士族政治。遷居城市的士族喪失了鄉村宗族的依托，逐漸失去聚衆而起呼嘯一方的能力。士族知識分子由此沒有了地方勢力。他們變得與寒門知識分子一樣，完全依賴朝廷、君王。

科舉制度不僅進一步打擊了士族勢力，同時也使“士”與“君”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 士階層本來具有“師教”的優越地位,面對君王,至少還有一種精神上的優勢，孟子能夠對王說：“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 這出于對自己德與才的自信。然而，在科舉制度大行之時,皇權通過公開的考試招募所需要的人才,被诏募者臣服于皇權，原來的所謂‘師友’關系自然是談不上了；“士”不可能再以“師”自居,相反,帝王成了“師”而應舉的士人則成了“學生”。據記載，德宗曾試制科于宣政殿并親自閱卷。翌日,則遍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士人成了帝王的門生，想約束帝王的任意性就更困難了。

科舉從根本上改變了士與君王的關系。從此，知識分子成為君王的附屬品。對此，古代的有識之士也是有所認識的。如韓愈《答呂瑿山人書》說：“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于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壞，恐不複振起。”歐陽修《與荊南樂秀才書》：“仆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随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俪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

韓愈、歐陽修都敏銳地看到，實行科舉考試制度，造成了知識分子“識形勢善侯人主意”，因此“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壞，恐不複振起”。朱熹也說：“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日，必以敬長上、順鄉裡、肅政教，出入不悖聞為首肯。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複見矣。”

科舉制度讓社會中下層有機會進入社會上層，實現了社會上下層的流動。看上去這是好事，但王夫之卻認為，社會上下層之間這種流動，也是有弊端的。 在王夫之看來，社會中有一個相對穩定的中間階層，如魏晉六朝時期的士族階層，能夠對皇權起到一定的約束、制衡的作用。而宋明科舉不問門第的要害之處，在于徹底切斷了門閥仕族獨攬政權的途徑，也就斬除了其維系家勢的利器。從此無百年興盛之家，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成為常态。仕族豪門與君權呈此消彼長之勢，前者的衰落極大地強化了君權，個人及家族的榮辱興衰一聽君王之予奪，因此宋明之時，尤其是有明一代，仕族豪門的式微撤除了制約君權的最後一道天然屏障，從此君權可以任意鞭笞天下、奴役社會。王夫之認為，與科舉考試相伴的，是整個民族奴性的日益加深和社會活力的日益枯竭，以及貴族精神和君子人格的日益淪喪。在這樣的情狀下，讨好谄媚君權成為入仕保仕的唯一途徑，科舉取士表面上是選拔人才，其實不過是君權牢籠天下，利誘儒生的工具。 秦晖更認為，科舉考試其實是法家思想傳統的體現。他分析說：“由隋至宋臻于完善的科舉制是這一時期‘儒表法裡’的一大制度創新。從科舉考試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顯的儒家色彩，然而朱熹這樣的大儒卻對此制十分不滿，其實這一制度本身應當說主要是法家傳統的體現。事實上，更能體現儒家性善論與宗法倫理的選官制度應當是有點貴族組織色彩的、由道德偶像式的地方元老舉薦‘孝廉’、‘賢良方正’為官的察舉之制。”“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不是天下賢良）入吾彀中’，更說明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大一統國家通過‘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一以度量斷之’的法家原則把能人（而非賢人）壟斷于掌握之中，它與一以耕戰之功利擇吏的秦法主要是所測之能不同而已。實際上由察舉、門閥之制向科考之制的演變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由周之世卿世祿到秦之軍功爵制度的一種複制。儒家貴族政治被廢棄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場角逐，無疑是極權國家權威對宗法權威，‘法術勢’對溫情主義占優勢的結果。”這一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總之，科舉考試制度促成了中國社會的重要轉變，士族由此退出了曆史舞台，專制政治進一步強化。并且削弱了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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