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可以界定為青年群體逐步形成而沉澱的一套具有一定穩定性的價值責任、精神氣質、思想意識、制度規範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器物工具等。

在《亞文化：風格的意義》一書中，赫伯迪格将亞文化定義為從屬群體挑戰主流文化霸權的表現形式和儀式。青年可以被看作是占主導地位的成年社會的一個從屬群體。

在文化“待澱”的過程中，每一代青年都嵌入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技術環境裡，都會經曆獨屬于這一代的生命曆程，繼而形成與占社會文化主導地位的年長世代，以及與不同世代青年之間有着明顯差别的青年文化。

正是由于青年文化具有同成人社會和其他世代文化相區别的特征，研究者在審視青年文化現象的時候，通常都将青年文化納入各類青年亞文化群體當中來進行。從這一點來說，研究和探讨青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研究和探讨“青年亞文化”。

在班尼特等人看來，亞文化“已經無需辯駁地成了一個‘包羅萬物’的方便的術語，青年人、時尚和音樂所涉及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囊括其中”。這種混同背後所隐含的是青年亞文化的雙重屬性：

一方面，青年亞文化是從屬結構地位的青年群體為了應對主導系統而形成的意義系統、表達方式或生活方式，與主流文化始終保持着距離。

另一方面，各類青年亞文化往往是青年群體文化表達與參與的主要形式，“小衆”“另類”“反叛”等“少數群體化”的歸類方式并不足以反映出青年亞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内涵。

特别是在網絡化時代，青年文化在總體社會文化的構建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青年亞文化“出圈”的頻率越來越高，經常能夠迅速地融入主流的文化實踐和傳播中并占據顯要位置。

西方學術界對青年亞文化的關注要相對更早一些，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學派對青年“邊緣群體”越軌行為的考察，如霍華德·貝克爾在《局外人》一書中對舞曲音樂人及其群體亞文化的研究。

後來，伯明翰學派将階級維度引入到青年亞文化研究之中，研究重心也從此前對“越軌亞文化”和青年犯罪問題的強調，轉向工人階級青年面對資産階級主流文化，其亞文化實踐的符号化表現形式和“儀式抵抗”的政治意義。

在全球化和消費主義勃興，以及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後，新興的後亞文化理論認為伯明翰學派本質化地假定了青年亞文化的政治抵抗性，而不曾考慮過青年人為了“娛樂”而扮演各種“亞文化”角色的問題。因而後亞文化理論旨在闡釋亞文化人群在多變繁複的新傳媒時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号消費時代所産生的身份混雜現象。

可以看出，從芝加哥學派到伯明翰學派，再到後亞文化時期，亞文化研究對于越軌或抵抗的強調，逐步讓位于對群體自主性所表現出的差異、多元或矛盾的強調。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帶來了各個層面的社會分化，不同社會群體多樣化的文化實踐使形形色色的亞文化得以廣泛崛起。

對中國青年群體而言，在日益開放呈現的全球文化的影響下，搖滾、迪廳、電子遊戲等典型的青年亞文化形式迅速被青年群體所接受，引發一波又一波亞文化潮流，給中國民衆的經濟生産、社會生活和思想觀念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伴随着青年群體亞文化重要性的日益凸顯，大量國外青年亞文化理論被中國學者所譯介和闡釋，各類青年亞文化現象也開始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分析對象。從能量來看，網絡時代的到來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交往模式和生活方式，也給青年群體亞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能力的變化。

網絡化的信息傳播和交往方式催生了青年亞文化發展的井噴，甚至可以說，網絡文化就是在一個個的亞文化圈子的産生、興起和沒落中不斷被構建出來的。早期研究者将互聯網本身視為一個亞文化空間。

在網絡空間中，青年人從固有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束縛中解放出來，結成跨地域的關系網絡，獲得更為豐富的文化資源，組成各種帶有“共享觀念”性質的亞文化群體。而随着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互聯網不再僅僅是懸浮于現實社會之上的“虛拟空間”，而是全面滲透進社會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卡斯特所謂“流動的權力”，并進一步建構出了全新的網絡化社會。當下，互聯網已經成為青年亞文化的主要實踐場域。

從總量來看，青年亞文化在網絡文化中占據着舉足輕重的分量。《第48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11億人，手機網民規模達1007億人。

其中，年齡在10～39歲之間的網民占總體的50%；如果加上10歲以下的33%，可以說半數以上網民都是39歲及以下的人。尤其是對于出生于網絡社會之中的“數字原住民”—Z世代青年群體而言，亞文化不再是少數群體需要刻意凸顯的身份象征，而成為他們構建自身主體性，在自我滿足、自我表現和自我愉悅的基礎上認同、參與、創制文化樣态的基本生活方式。這是一種被整個群體不斷自我強化的生活方式，是青年群體難以輕易背離的。

從維持機制來看，在移動互聯網媒介迅速普及和平台資本強勢介入的社會背景下，青年亞文化不僅獲得了新的表現形态，也日益因其不斷自我強化的機制而積澱下了越來越重要的文化地位。

青年亞文化不再是一種邊緣性的“另類”文化現象，熟練掌握互聯網技術，更加親近數字文化和數字生活規律的青年群體被置于文化生産、經濟消費的前端位置，甚至會在某種力量的促動下極大地影響政治角逐乃至軍事沖突。

由于青年群體在文化表達方面擁有了更多的話語空間，青年亞文化同主流文化之間的緊張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互動交流更加頻繁。青年亞文化中的壓抑性、反叛性元素逐漸讓位于青年主體性的積極表達，主、亞文化之間的關系從最初的“激進抵抗”、後來的“自娛自樂”，轉變為如今的“共情融合”。

青年也不再執着于将自身歸類于某一種特定的亞文化群體之中，而是在不同的網絡圈層中進行着多樣化、日常化的文化實踐。借由互聯網所産生的影響力，青年亞文化頻繁“出圈”，向線下延伸，甚至在某些文化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

對一個社會或國家來說，青年文化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網絡社會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海量信息供應的影響下，青年文化恰處于不斷變動之中，孕育着持續創新的潛能。這使得正确理解和把握日益多元的青年文化，以加強青年文化的創新性、凝聚力、高水準、新風貌為導向的青年文化建設在當前的發展階段顯得更為重要而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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