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年4月，“（徽宗、欽宗）二帝北狩”，北宋亡國，因為“請存趙氏”，秦桧和宰相何㮚等人一起被擄往北方。1130年10月，秦桧“獨得歸”，何㮚則客死他鄉，因此，“士民聞桧來，皆驚疑。”（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下簡稱為《系年要錄》，卷三十八，中華書局，2013年，第851頁）但“宰相範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桧善，力薦其忠”。（《系年要錄》，卷三十九，第867頁）于是，次年2月，秦桧除參知政事，8月，秦桧拜相。

毋庸諱言，南歸之後，秦桧首次登上權力巅峰，得益于範宗尹、李回之助，但第一次拜相，秦桧并無作為，随即便罷去，後來，再因理學家胡安國、胡寅父子交譽，為時相張浚汲引，得以第二次拜相。秦桧先後兩次拜相，他人薦引，功不可沒，與其有力的範宗尹、李回、胡安國等人，其實都源自秦桧在北宋末年建立和經營的社會關系網絡。

事實上，北宋中、後期任官制度中，薦舉和保任廣泛推行，導緻人際資源及網絡在仕途中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胡坤：《宋代薦舉制度研究》，河北大學2009年博士論文）“薦舉則直接左右了士人日後的仕途發展，政務能力與人際網絡的經營攸關仕途榮衰。”“從讀書業舉到中舉任官前的養成過程中，士人受到個人才學、家族資源與社會關系等多方面影響。”（黃寬重：《孫應時的學宦生涯》，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第4頁）由此，宋人“舉世重交遊”的風尚深入人心，秦桧亦概莫能外，姻戚、鄉黨、師友、同年等都從屬于這一網絡。

有關秦桧姻黨，日本學者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複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95頁）中有涉及，但該書主題側重于高宗朝的政局演變，秦桧在徽、欽兩朝的交遊及其仕履之間的關系尚付阙如，對此，國内唯一有關秦桧的學術專著《秦桧研究》（韓酉山：《秦桧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頁）的相關章節中，著者僅簡單抄錄了《玉照新志》中的文字，未加考辯。

此外，何忠禮《南宋政治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頁）及其新著《宋高宗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75頁）則以《宋史·秦桧傳》相關文字一筆帶過。有鑒于此，本文拟以碑志及文獻為線索，勾勒秦桧的家世背景、社會關系及其對秦桧仕途的可能影響，一窺兩宋之際的政治生态。

秦桧像

一

“秦桧初擢第，王仲岏以其子妻之。仲岏後避靖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樸魯庸人也，禹玉子，而鄭達夫，禹玉婿，達夫之室，蓋桧妻之親姑也。達夫當阙，除以密州教授。翟公巽為守，前席之代還，薦于朝，得學官。繼而夤緣鄭氏，中宏詞科，吳幵力薦其才學，除郎。靖康中，張邦昌使金，辟置為屬以行。邦昌使還，拜相，屬呂舜徒好問薦引入台，浸遷中司。金酋粘罕妄有易置君位，監察禦史馬伸首倡大義，上書粘罕，言甚不然，桧偶為台長，列名為冠，酋怒，拘桧與其妻王氏于北方。”（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65頁）

《玉照新志》為南宋史學家王明清所著，收錄衆多兩宋人物事迹，其中，涉及秦桧初年仕履，頗為詳盡，更僅見于該書，是解開秦桧發迹史的關鍵線索，但個中人物及其與秦桧仕履之間的關系，需要一一詳考。

有關秦桧家世，僅《三朝北盟會編》引《中興姓氏錄·秦桧傳》略有提及：

“秦桧，字會之，建康人也。父敏學，曾任湖州吉安縣丞、信州玉山縣令、知靜江府古縣，皆以清白聞名。生子桧，其第三子也。”（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201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82頁）

顯然，秦桧家境一般，父親官位不顯，其母親一系，據王明清另一著作《揮塵後錄》（卷十一）載：

“王鈇，字承可，會之舅氏王本觀複之子……徐獻之琛，亦王氏甥，與會之為中表，而師川之族弟。”（王明清：《揮塵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67頁）

可知其母姓王，名字不詳，以上可由《宋故朝奉郎知洺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紫王君墓志銘》（《江西出土墓志選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2頁）證實，墓主王純中有“二婿，曰：玉山令秦敏學，崇陽尉徐禋”。與《中興姓氏錄》中秦敏學曾任“信州玉山縣令”的記載完全一緻，再參考《揮塵後錄》，可以斷定王純中即秦桧外祖父。

《墓志銘》由黃庭堅撰寫，黃庭堅，字魯直，号山谷道人，豫章人，“蘇門四學士”之一，與王純中父子交遊、往還，今人餘輝在《秦桧母族豫章王氏考論》（《唐宋曆史評論》，2021年第一期）論及，但作者似乎未能注意到黃庭堅和秦桧母族之間的關系：

首先，王明清提及的“師川”，即徐俯，字師川，正是黃庭堅外甥，他和洪朋、洪刍、洪炎并稱“山谷四甥”，均為“江西詩派”代表人物，蘇轼與徐禧也有往來，《吊徐德占并引》載，“元豐五年三月……德占（徐禧，字德占）……惠然見訪。”（蘇轼：《蘇轼詩集》，中華書局，1982年，第1134頁）蘇轼好友鮮于侁則為徐禧作《徐忠愍墓志銘》。（《全宋文》，第51冊，卷1116，第327頁）其次，秦桧與徐俯族弟徐琛為中表兄弟，因此，黃庭堅與秦桧母族有連帶的姻戚關系，何忠禮在《宋高宗新論》（第191頁）中卻誤将徐俯視為秦桧之妻王氏的中表。

黃庭堅稱王純中為“丈人行也”，另據《墓志》，王純中兄弟四人，二兄客死，尚有一弟，但名字不詳，而黃庭堅有一妹婿王純亮，與秦桧外祖父王純中名字中均連一“純”字，目前，尚不能确定二者是否為同一人。（周裕锴：《黃庭堅姻親考》，《九江師專學報》，1988年第二期）

北宋末年，欽宗即位，随即解除“元祐黨禁”，元祐子弟及“蘇門”後學崛起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勢力，和秦桧一起被俘的何㮚，以及助秦桧二次拜相的張浚，均為蘇轼鄉黨，也可視為廣義的“蘇門”中人，張浚更為蘇轼從孫蘇元老門人，黃庭堅視蘇元老為“蘇氏之秀”。(黃宗羲：《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第3273、3305頁)

高宗酷愛黃庭堅書法及其文集，因為讀《黃庭堅集》而知徐俯，秦桧便極力援引徐俯等山谷諸甥及黃庭堅族人，徐俯更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熊克：《中興小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7頁）因此，“黃氏親族，以至外姻，或遷官，或白身命官，殆無遺餘，皆雲以庭堅之故也。”（朱勝非：《修水閑居錄》）再次确證了秦桧與黃庭堅家族之間的某些關聯。

由此，秦桧和黃庭堅及其背後更為廣義的“蘇門”之間，便隐約有了淵源和關聯，秦桧“喜”蘇轼門人張耒、陳師道，這将成為秦桧入仕之後得以進階的敲門磚之一。（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中華書局，1986年，第3122頁）

二

1115年，秦桧中何㮚榜進士，是年，翟汝文為禮部試主考官之一，（《宋會要輯稿·選舉一》）秦桧和翟汝文之間是傳統的門生、座主之誼，《宋史·翟汝文傳》（卷三百七十二）又載，“汝文在密，桧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才。”二人再添亦師亦友的“賓主”關系。

翟汝文，字公巽，政和元年，欽宗出就外傅，翟汝文“勸講儲宮”，為欽宗“東宮舊臣”，《翟氏公巽埋銘》言，翟汝文“少從蘇轼、黃庭堅遊”，徽宗即位之初，蘇轼自儋州北歸，翟汝文迎于途次，（孔凡禮：《蘇轼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第1413頁）某種程度上可視為蘇、黃門人。

翟汝文與黃庭堅乃至“蘇門”的淵源不止于此，其妻邢氏為陳師道内侄女，而陳師道為“蘇門六君子”，秦桧舅氏王本和陳師道的姐夫張舜民也有交集。總之，翟汝文與秦桧之間多重關系交織在一起，錯綜複雜，後文還将論及，由此成為秦桧入仕之後的第一位伯樂。

綜合《宋史》、《中興姓氏錄》及上引《玉照新志》等現存史料，可以确證的秦桧最早入仕記錄——“密州教授”，很可能便是拜翟汝文所賜。

1115年，給事中、同修國史翟汝文同知貢舉，據《埋銘》，政和三年（癸巳）夏，翟汝文“除修哲宗皇帝國史”；四年十一月，遷給事中；次年，因得罪内侍梁師成，黜守宛陵；“明年（即政和六年）秋，除吏部侍郎，未拜，改帥合肥，踰月，移守密州。”若《埋銘》确鑿，翟汝文知密州當在政和六年底以後，即秦桧進士釋褐第二年，為密州教授應不早于此。

《玉照新志》認為，“達夫當阙，除以密州教授。”鄭居中，字達夫，政和六年五月為太宰，即宰相，當月便因丁母憂罷相，期間未必能顧及秦桧仕途；十一月起複，再為太宰，其時和翟汝文知密州差相仿佛，或許也是秦桧初為密州教授的時間。

自1073年後，州學教授多從州郡長官舉辟，且為“堂除”，即宰相差除。如1070年，蘇轍為陳州教授，即由知陳州張方平辟，由此，秦桧任密州教授，很可能也是由知密州翟汝文辟舉，《玉照新志》似乎誇大了鄭居中對于秦桧仕途的影響，畢竟，貴為宰相的鄭居中隻是履行了最後一道手續而已。

翟汝文辟秦桧為州學教授，除了彼此和黃庭堅之間的關系外，更可能出于對秦桧才華的欣賞，這從之後秦桧繼中“詞學兼茂科”便可見一斑，高宗也稱秦桧“詞翰甚美”。

《宋會要輯稿·選舉十二》：“（宣和）五年三月，三省言：試詞學兼茂科迪功郎、前密州教授秦桧考入次等，依格循資。”崇甯二年九月，徽宗從鄧洵武之情，定選階，選人七階改為郎，為低級文官，即選人所帶寄祿階官，用以定其俸祿，第七階為将仕郎，政和六年，改将仕郎為迪功郎。

《中興姓氏錄·秦桧傳》又載，“政和五年，何㮚榜，登進士第，為密州州學教授，知州翟汝文、安撫使張叔夜皆薦之，中宏詞科。”張叔夜、翟汝文同為欽宗“東宮舊臣”，張叔夜為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在宣和四年至靖康初，（吳廷燮：《北宋經撫年表》，中華書局，1984年，第78頁）密州隸屬京東東路，可見直到宣和四年前後，秦桧仍為密州教授。

由此，宣和五年（1123）三月，即三十四歲時，秦桧尚未改秩為京官，仍在“選海”掙紮，這已是他考中進士第九年。同一時期，同年何㮚已累官至中書舍人兼侍讀，正四品，為皇帝侍從，一個更直觀的比較是，紹興二十一年（1151），周必大進士及第，初授官即為迪功郎。

顯然并非如王明清所示，由于鄭居中的提攜和加持，秦桧便飛黃騰達，相反，他甚至比普通進士升遷還要慢許多拍，更何況中宏詞科三個月之後，鄭居中病故。另外，《玉照新志》記載秦桧仕履次序也有錯亂，據《宋史·秦桧傳》，秦桧先中詞學兼茂科，後為太學學正，王明清似乎将其前後颠倒。

和進士科不同，“詞學兼茂科”屬于特科，需人推薦方可參加，且“（每年）取毋過三人”，（《宋史·選舉二》）可見其門檻之高，因此，一般入等之後，往往會在循資、遷轉等方面予以推恩。

但秦桧得到的仍是“依格循資”，并無推恩。相較之下，宣和元年，“依格循兩資推恩”，宣和三年，“依格推恩外，特除秘書省正字”，秘書省正字，從八品，為館職，“朝廷之華選”。（《宋會要輯稿·選舉十二》）

三

相較于翟汝文的薦引和提攜，王明清明顯誇大了鄭居中的助益。鄭居中愛莫能助，或許和他所處的政治處境有關。

靖康間，宰相徐處仁認為，“（蔡）京與鄭居中、王黼相繼當國，各立說以相傾，凡二十餘年。搢紳士大夫……未有不經此三人除用者。”（汪藻：《靖康要錄簽注》，卷九，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971頁）

鄭居中，開封人，徽宗鄭皇後“族子”。政、宣之際，恰為徽宗朝政局演化的轉捩點，事實上，相較蔡京、王黼而言，鄭居中更像是此前短暫拜相的趙挺之、張商英，他們都不過是徽宗與蔡京之間君、相博弈及其後蔡、王兩黨權力交争中的短暫過渡。而鄭居中的外戚身份更成為蔡京排擠和攻擊的把柄，因此，雖兩次拜相，但前後僅三年，且和蔡、王兩黨皆持異議。“既不合，（蔡京）遂因蔡渭理其父确功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婿也，故借是撼之。”“王黼、童貫複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鄭居中傳》，《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中華書局，1985年，第11104頁）

終徽宗一朝，士大夫要想飛黃騰達，不經蔡京，便由王黼之門，由于和鄭居中之間的姻戚關系，秦桧勢必不為蔡、王兩黨所喜，這和前文中秦桧在徽宗朝仕履艱難、官位不顯的論述若合符節。

那麼，秦、鄭有何姻戚關系？一言以蔽之，兩人同為華陽王氏婿，隻不過，鄭居中為王珪婿，秦桧則為王珪孫婿，而前引《玉照新志》中的張邦昌，為鄧洵仁婿，鄧洵仁為王珪侄婿，并與朱勝非為僚婿。（分别見于《雞肋編》卷中、《夷堅甲志》卷二，及李清臣：《王文恭公珪神道碑》，《李清臣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65頁）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娶範仲淹友婿鄭戬之女，和王安石、呂公著同為慶曆二年榜進士，王珪第二，為榜眼，王安石第四名。後來，王安石、王珪相繼為神宗朝宰相，宋人筆記稱，王珪家族“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所謂“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九，中華書局，1984年，第135頁）

事實上，《玉照新志》中對秦桧仕途有重要影響的人物，除翟汝文、吳幵之外，鄭居中、張邦昌、呂好問都和王珪家族有直接的姻戚關系，據王珪《華陽集》，王珪伯父王覃娶呂蒙巽弟三女，而呂蒙巽正是呂好問高祖呂蒙亨之弟。

此外，借由妻子王氏，秦桧又和翟汝文及後文将要提及的謝良佐等人産生間接的姻戚關系。王珪長婿李格非為蘇轼門人，著名女詞人李清照之父，其親家趙挺之和翟汝文嶽父邢恕以及謝良佐之弟謝良弼為友婿。（《揮塵錄》，第134頁，另見《朱子語類》，第3121頁）

由此可見，姻戚關系即便未能予秦桧仕途以直接影響，但間接影響卻不容小觑。徽宗朝晚期，鄭居中、鄧洵仁及弟鄧洵武、婿張邦昌等相繼執政多年，門生故吏多，據《中興姓氏錄·秦桧傳》，“（秦桧）中宏詞科，李邦彥薦入館，後除監察禦史”，所謂“入館”，指秦桧或入秘書省，而前文中“吳幵力薦其才學，除郎”，即職方員外郎，（《靖康要錄簽注》，第229頁）為尚書省二十四司郎官之一，簡稱為“郎”，同一時期，朱勝非也在尚書省，或為右司員外郎，史家之所以将李邦彥、吳幵混淆，或許從側面反映出李、吳之間也存在某種關聯。

李邦彥為鄭居中“所親”，（《會編》，卷二百二十，第1586頁）徽、欽之際，皇權陵替，李邦彥、張邦昌遞遷為宰相，與王珪家族有直接或間接姻親關系的人士，如呂好問、朱勝非、趙明誠（李清照之夫）及其姨兄謝克家，妹婿傅察、李擢等人，也包括翟汝文等，一時之間，都驟擢顯位。

《宋史·陳公輔傳》明确指謝克家因“附麗”李邦彥“以進”，而謝克家、李擢等結黨。（《會編》，卷四十八，第359頁）

四

靖康間，秦桧迅速蹿升，“禦史中丞李回、翰林學士承旨吳幵共薦桧，拜殿中侍禦史，遷左司谏。”（《宋史·秦桧傳》）禦史中丞、翰林學士承旨均為“執政四入頭”之一，多為宰執親信，隻是史料所限，難以确知李回、吳幵與李邦彥、張邦昌，甚至鄭居中等人交遊、往還的證據而已。

李回，字少愚，《宋史》無傳，但據《夷堅甲志》（卷七），李回是建康人，和秦桧同鄉。靖康元年八月，李回拜禦史中丞僅月餘，便簽書樞密院事，晉升為執政。（刁忠民：《兩宋禦史中丞考》，《巴蜀書社》，1995年，第186頁）

《宋史翼·列傳四十》将吳幵列入“奸臣傳”，再綜合《揮塵餘話》（卷二）及《雞肋編》（卷下）可知，吳幵，字正仲，滁州人，紹聖四年中宏詞科，即“詞學兼茂科”的前身，吳幵有《優古堂詩話》傳世，論及的詩文多出自“蘇門”中人，考慮到徽宗禁絕蘇轼及其門人的學術、文集，吳幵的旨趣、好尚是不言而喻的，而秦桧和“蘇門”之間的瓜葛，同樣毋庸諱言。

“秦會之為小官時，（吳）幵在禁林，嘗封章薦之。”（《揮塵餘話》，卷二）“禁林”即學士院，由此，王明清所記與《宋史·秦桧傳》中李回、吳幵共薦秦桧，應是同一件事且基本屬實，所以，拜相之後秦桧便對吳幵及其子祖度、婿曾慥照顧有加。

曾慥正是曾肇之孫（《曾文昭公行述》，《楊時集》，《中華書局》，2018年，第752），即曾鞏侄孫，王明清則是曾鞏另一個弟弟曾布的曾外孫，另據《翟氏公巽埋銘》，“（翟汝文）以書谒南豐曾鞏子固，……（曾鞏）喟然曰：‘吾道不墜，系子是賴。’”可見，翟汝文師事曾鞏，并有可能與吳幵翁婿往來，秦桧或也因此與吳幵相識。

另外，《宋史·李琮傳》可知，呂公著薦李回之父李琮知陽武縣，（《李琮傳》，《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卷三百三十三，第10711頁）呂好問正是呂公著之孫，呂好問繼李回之後，升任禦史中丞，前引《玉照新志》“呂舜徒好問薦引入台，浸遷中司”。所謂入台，指秦桧初為殿中侍禦史一事，但《宋史·秦桧傳》明确記載，秦桧為殿中侍禦史（正七品）的薦舉人是李回、吳幵，二者之間的歧異，或許是将李回、吳幵薦引秦桧“入台”，與後來呂好問再舉秦桧為禦史中丞（即“中司”）混為一談。

北宋時期，“舉人自代”屬于薦舉中的一種方式，“兩省、台官、尚書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人自代，于閣門投下。”據《兩宋禦史中丞考》，1126年11月1日，呂好問自禦史中丞遷吏部侍郎，23日，秦桧由左司谏（正七品）驟遷為禦史中丞（正四品），可謂超擢，或是由呂好問舉秦桧自代而來，李回則舉呂好問自代為禦史中丞。

大約同一時期，何㮚于11月9日除門下侍郎，此間，宰相空缺，門下侍郎便為執政之首，王安中“少時嘗師事蘇轼于定武”、“為蘇轼門下士”，（王安中：《初寮集》，附錄一，河北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00-601頁）并與李邦彥俱為鄭居中“所親”，後來，王安中舉何㮚、汪伯彥自代，（《初寮集》，第418-419頁）而秦桧又與何㮚同年，因此，秦桧除禦史中丞，或許也有何㮚的提攜，所以，南歸之後，秦桧極力為何㮚家人争取追贈恩典。（《系年要錄》，卷四十三，第924頁）

最後，1126年閏十一月，開封城破，金人廢欽宗，另立張邦昌為僞楚國皇帝，圍城之中，除秦桧“請存趙氏”，朱勝非、趙明誠任職地方外，前述諸人中如李回、吳幵、範宗尹、呂好問、謝克家、李擢都相繼事僞楚。其中，李回、吳幵、呂好問更因擁立張邦昌，獲為執政，由此可見，張邦昌成為金人首選，或非偶然，他與秦桧姻戚及交遊網絡之間彼此重合，且存在着某種默契。

五

秦桧、張邦昌之間關系密切，關鍵時候，仍能“捐身挺節”、“謀國盡忠”，尤為難得，被高宗視為“廟堂之器”、“社稷之臣”，（汪藻：《秦桧特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文安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浮溪集》，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36頁）以緻于高宗稱許秦桧，“忠樸可用”，“當時忠義無若卿者”。（《中興小紀》，第430頁）從而，為其在南宋崛起奠定基礎，這期間，範宗尹功不可沒。

範宗尹是兩宋最年輕的宰相，秦、範之間的淵源有以下兩種可能：

《翟氏公巽埋銘》，秦桧、範宗尹微時，均為翟汝文提攜，某種程度上，可視為翟汝文門下士，後來，範宗尹向朝廷舉薦翟汝文之子翟耆年；另據《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七），李邦彥對範宗尹有知遇之恩，也曾薦引秦桧，因此，或許借由翟汝文及李邦彥，秦桧得以與範宗尹往來。

1130年4月，杜充、呂頤浩相繼罷相；5月，範宗尹為右相，事實上為獨相；11月，範宗尹薦李回同知樞密院事，接替範宗尹為參知政事的是謝克家，謝克家正是前述邢恕（即翟汝文嶽父）友婿謝良弼之子；次年正月，謝克家以病求去；二月，秦桧便繼謝克家為參知政事；七月，範宗尹罷相；八月，秦桧繼範宗尹除右仆射，李回除參知政事，“除回，桧有力也。”（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校注》，卷十五，中華書局，1986年，第965頁）次年四月，“秦桧乃引（翟）汝文為參知政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五，第979頁）

當然，紹興初，秦桧拜相，孟忠厚或有助力，孟忠厚為哲宗元符皇後孟氏之侄，高宗皇權合法性的唯一來源，便是元符皇後手書，為此，高宗繼位之日，尊為隆祐太後，“隆祐複辟，其功甚大”，“朕事太後，與所生母同。”（《中興小紀》，第69、77頁）孟忠厚和秦桧為友婿，兩人均為王珪孫婿。（《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志銘》，《鴻慶居士集》，卷四十）秦桧南歸及第一次拜相前後，正是高宗極力推恩孟氏之際，而秦桧第二次拜相之後，更一度引孟忠厚為樞密使，和自己對掌二府。

南宋初年，政争頻仍，秦桧第二次拜相，和張浚、趙鼎之間的權力之争有關，結果，趙鼎出局，張浚勝出，随即薦秦桧為樞密使，“魏公（指張浚）劇談秦會之可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第3144頁）而将秦桧薦于張浚的是胡安國，據《中興小紀》，“秦桧與故給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閣直學士寅皆厚善”，（《中興小紀》，第414頁）胡安國一度被視為秦桧黨之“黨魁”，而秦桧為胡安國所知，還是經由翟汝文。

“秦會之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薦試宏詞。遊定夫（指遊酢，與前文謝克家伯父謝良佐等同為“程門四先生”）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胡安國，字康侯）問人才于定夫，首以會之為對。……力言于張德遠（即張浚）諸公之前。後秦自北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猶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秦薦之也。”（《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第3153頁）

但張浚與秦桧還有其他淵源，線索人物則是南宋初期宰相汪伯彥，與汪伯彥一樣，張浚也受何㮚薦引，“魏公初以何右丞薦為太常簿”，（《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第3144頁）而“初，伯彥未第，有祁門縣令王本者，築館曰：‘英材’，延之授經，桧與其兄弟皆從伯彥遊”。（《中興小紀》，第313頁）王本即秦桧舅氏，可見，秦桧與汪伯彥為布衣之交，後來，“伯彥蒙異寵，亦桧之力。”（《中興小紀》，第313頁）汪伯彥之子汪召錫，亦是秦桧侄婿，在趙令妗謗讪案中，汪召錫附會秦桧，甘做鷹犬。（《中興小紀》，第435頁）

此外，汪伯彥還出入梁子美幕府十餘年，同在梁子美幕府的還有蘇轼門人王安中（王安中：《初寮集》，河北大學出版社，第418-419頁），而梁子美與蘇轍為兒女親家。

六

《宋史》将張邦昌列入《叛臣傳》之首，而汪伯彥、秦桧則被歸于《奸臣傳》，毋庸置疑，秦桧是一個頗為複雜的曆史人物，他早年沉寂下僚，後來，借姻黨、故交之助，驟擢顯位，并在靖康中因為拒絕割地，且“請存趙氏”，而暴得“忠義”之名，得以在南宋之初拜相，秦桧又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對于那些曾經提攜過自己的人，大都照顧有加，尤其是其姻黨鄭居中、王珪的子弟，秦桧子禧更為鄭居中孫婿。

同一時期，二蘇子弟，也開始在仕途上嶄露頭角，南渡之後，蘇轼之孫蘇符初為張浚薦引，并在秦桧第二次拜相之後，于紹興十年仕至最高位，遷禮部尚書，幾與其祖父蘇轼巅峰時比肩，同為“六曹長貳”，“八座”之一。（《中興小紀》，另見張忠全：《宋蘇符行狀碑及墓磚銘文》，《四川文物》，1986年第二期）

紹興十三年，蘇轍之孫蘇籀則“上殿”為秦桧“乞禁野史”張目，（《中興小紀》，第378頁）紹興二十四年，“三省拟差蘇策……為知州。”（《中興小紀》，第430頁）蘇策是蘇轼的另一個孫子，秦桧時為三省長官，期間，秦桧的提攜不言而喻。

但是，人物弧光之說同樣适用于秦桧，重要的是人物本性發展的轉折和軌迹，秦桧再次拜相，“時朝士皆相慶”，（《中興小紀》，第286頁）但在叠經被俘及權力鬥争和宦海浮沉之後，秦桧行為處事勢必有所改觀，一度與秦桧同為密州教授，并曾稱譽過的張守，就較早認識到秦桧的另一面，“守向言某舊德（即秦桧）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竟，有患失心。”（《中興小紀》，第263頁）張守是秦桧之兄秦梓“前妻之親叔”，（《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三》，中華書局，1957年，第3819頁）另外，張守與汪伯彥同年，“參知政事張守言其（即汪伯彥）才可用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十六，第975-976頁）

“後秦桧專權柄”，開始貪權、“專國”，并力主“和議”，遂與翟汝文、朱勝非、謝克家等人分道揚镳，甚至反目成仇，胡寅也終因黨李光而為秦桧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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