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培先生

2017年7月5日，這本來是我向業師張忠培先生交作業的日子。

在這之前，我曾與先生約好了要交兩份作業：一份是為先生三卷考古學新書寫推薦說明；另一份是浙江良渚博物院陳列改造項目的展陳大綱。

5日這天上午，完成作業的我，一如學生時代一樣，懷着些許忐忑的心情，準備向先生彙報。然而此時，卻猝然接到噩耗，先生突發疾病，已經去了天堂！我看着這兩份還沒來得及交出的作業，一時間惘然失措，于冥冥之中，竟難以自已。

張忠培與高蒙河的合影

先生自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國第一個考古專業本科班求學，讀至副博士研究生（編按：蘇聯時代的高等教育學曆制度，相當于博士學位），畢業分配到東北工作，創辦了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後來進京做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研究員，至2017年已整整65年。在如此漫長的考古生涯中，先生從考古學生轉換為考古學者，從受考古教育者轉化為考古教育家，從考古專業創建者轉換為考古業界掌門人，他的一生幾乎都交給了考古學，交給了求索中國考古學之道的實踐和理論。

中國的考古學最初是1921年從西方傳入的舶來品，如何把國外考古學的一般技術、方法和理論與中國的考古學的實際相結合，闖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道路，包括先生在内的幾代考古學人已經上下求索了将近100年。從2014年開始，先生結合親身經曆的中國考古學曆程，從約25部著作和近300篇文章中精選出代表作，以“中國考古學”為主題，分别以“走出自己的路”、“說出自己的話”和“盡到自己的心”為名，編成了三卷書稿。

《中國考古學·走自己的路》以中國考古學史上李濟、裴文中、梁思永、夏鼐、尹達、蘇秉琦、宿白等代表人物及其所處的時代為對象，回顧和反思了近百年來中國考古學走過的曆程。

《中國考古學·說出自己的話》是給類别繁多的考古學成果所做的書序，涉凡考古學發現、研究、保護、利用、傳承五大方面，既有不同階段的熱點課題，也有理論方法的長期思考，反映出不同時期中國考古學的變化。

《中國考古學：盡到自己的心》是先生在2008-2013年擔任中國考古學會第五屆理事會理事長期間，推動各類學術活動的講話和論述，反映了新時期中國考古學會在他的領導下，服務、助力、引領當代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巨大作用。

先生的這三卷著作，評析了近百年中國考古學史中的典型事件、代表人物及其發現成果和創新成果，足以體現中國考古學一百年來思想精髓，堪謂一部濃縮版的《中國考古學思想史》。我有幸全程參與了論文的編選、校訂工作，更多地了解到耄耋之年的先生在生命的最後幾年，為了這三部書，常要每天工作七、八個小時，直至去世的前一周。這套巨著已進入最後的掃尾工作，如今，書稿終于即将付梓，卻不想竟成絕筆！

張忠培先生

另一份作業則緣起于2007年。是時，浙江良渚的考古發現獲得重大突破，古城城垣初現端倪，先生聽聞，便不辭辛勞、多次前往良渚指導工作。期間，先生推薦我參加正在籌建的良渚博物院策展工作，還以“雍容華貴，高雅親和”八個字為陳列定下基調，并在文本讨論中要求我們把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等重大考古課題都納入良渚博物院的策展中。

這使我明白了，展覽既不能單純地介紹一個江南地區的史前考古學成果，也不能讓觀衆在參觀後留下這是一個神秘古部落的印象，而是應該突出展示良渚遺址是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聖地、良渚文化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良渚文明在中國和世界同類或同期文明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後來，該展覽獲第八屆（2007-2008年度）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成為國内考古類博物館的樣闆。

先生長期關注良渚考古，他早在1990年代就提出了距今五千年前後的良渚文化已經“邁入了文明的門檻”，後來又以他的遠見卓識為良渚遺址保護指明了方向，并提供過很多實實在在的幫助。2007年後的十年間，先生筆耕不辍，進一步指出良渚文明的國家形态是神權和軍權并重的“神王之國”，從探尋人類社會發展道路普遍規律的高度，重構了中國古今社會曆史發展曆程的演變規律。

近兩年，随着良渚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的日益臨近，加上良渚遺址考古新的發現、新的研究，良渚博物院啟動了更新老展陳，打造考古遺址博物館的建設目标并再次委托我搦管操觚。在主持策展的過程中，我也将先生對良渚考古的學術貢獻寫進了這次的改陳大綱。

記得7月4日晚上，在對新大綱交于先生批閱前做最後修改時，我們在介紹先生的履曆一欄，年份上寫的還是（1934年—）。誰承想，隻一天之隔，已是陰陽永訣。我隻能心懷悲痛、極不情願地在先生的生年之後加上卒年——先生的考古人生永遠定格在了2017年！

張忠培先生

如果說要對先生的考古人生做個總結，我想他一輩子就幹了一件事：求索中國考古學之道的實踐和方法，最終形成了“中國考古學之道理論”。心有感念，不勝唏噓——先生，我的作業寫完了，您在天堂還給批改嗎？

2017年7月9日于上海虹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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