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赤壁賦》創作于元豐五年（1082年）十月，是蘇轼被貶黃州時的重要作品，可以作為了解蘇轼在黃州時期心理狀态的重要資料。此文與《前赤壁賦》為姊妹篇，兩文的寫作僅隔三月。

前賦中“蘇轼把人生的解脫歸之于理，從理性上論證物我皆可無盡，短暫的生命融入自然即可永恒”。那寫于三月之後的此文又意欲何為呢？曆代方家對這一問題保持着濃厚的興趣，求索不已。明人袁宏道在《蘇長公合作》中講到“《前赤壁賦》為禅法道理所障……後賦平叙中有無限光景，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至于有何風光妙處，袁公未予明言。

那蘇轼在他的文章中到底想要寄寓的是什麼呢？《後赤壁賦》中，蘇轼的情緒變化是不容忽視的。短短的文字中，蘇轼圍繞着“遊”字向我們詳細交代了“遊前———遊中———遊後”的遊覽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蘇轼的情感變化是極為微妙的。

遊前，作者置身美酒、貴賓、佳肴之中，所需皆備，一句“顧而樂之”道盡了這種情緒。到赤壁之下，雖是小别三月，卻已“江山不可複識”；登山之時，“二客不能從”，隻得獨自“攝衣而上”，月白風清、木葉盡脫的孟冬之景也在瞬間變得如虎豹、虬龍般令人生畏。身處此時此境，蘇轼的心情已經由樂悄然而恐、而悲。既然“凜乎其不可久留也”，蘇轼也就隻能“反而登舟”。

至此，“遊”已經基本完結，情感的變化也已梳理清晰了，但文章結尾蘇轼又貌似多餘地寫了那段一鶴一道之事。大師的舉手投足間皆有寓托，最後的一鶴一道更非多餘。這一鶴一道不是蘇轼随意瞥見，亦非胡思亂夢。它們本身既有深刻的文化意味，更有蘇轼的獨特寄托。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很強的隐喻性，很多自然物象被賦予了豐富的象征意義，鶴就是其中一例。

鶴，特别是“玄裳缟衣”丹頂鶴，在傳統文化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承載着閑适、清雅、長壽、吉祥等文化意義，常與神仙聯系起來，又稱為“仙鶴”。

而其後出現的道士在傳統文化中的意義亦是不一而足，至少可以從煉丹服藥、求道升仙的宗教之道和深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哲理之道兩個層面理解。

蘇轼筆下的孤鶴與道士為何于此出現，又具有什麼樣的含義呢？其實，細細地品讀文章字句，我們會發現“子亦驚寤”四個字，其中意味非凡。夢中驚醒，蘇轼又貌似多餘地加了個“亦”字。

這顯然有蘇轼的雙關之意：醒來的不止是蘇轼的身，還有那顆蒙塵的澄明之心；他從船中夜夢中醒來，也從自己的執念和貪戀中醒來。

正如六祖慧能所講:“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蘇轼反反複複地在作品中表現這樣的主題，不僅不能證明他的徹悟與解脫，反而印證了蘇轼内心的執念與貪戀。這種貪戀既是指外在的仕途，又指内心的家國理想。我們不能苛求蘇轼無法超脫的人格局限，這幾乎是所有封建士人的命運悲劇。

具體到這篇《後赤壁賦》，蘇轼真正恐而悲的，不隻是赤壁的孟冬之景，還有在黃州感受到的廟堂之渺遠、仕途之渺茫、貶居之困頓。在被貶谪的命運面前，與蘇轼經曆相同的遷客騷人們無不有着一種“求之不得，欲罷不能”的矛盾情緒。

面對高高在上的廟堂與君王、虎視眈眈的讒佞奸邪，蘇轼隻能讓自己再豁達些，再坦然些。而此時蘇轼筆下的孤鶴與道士的意義也就逐漸明确了：孤鶴身上承載的是與蘇轼精神上有極高相似度的閑适、清雅、孤傲之意，契合的是蘇轼人格獨立，不欲與之同流合污的精神堅守；其後出現的道士不是求道升仙的宗教道士，而是有着勘破世間一切執迷的智慧。

這一鶴一道不是無緣無故而來，而是特地來讓蘇轼這個迷途羔羊“驚寤”：既然道生萬物，那也必然是萬物同宗，殊途同歸。既然殊途同歸，面對這貶谪的黃州山水，何不豁達、坦然？何不“顧而樂之”？人心不可欺，自己的心更難欺。既然“求之不得”之後總是“欲罷不能”，那些自我的忘情也就隻是暫時的起效。

既然現實的路艱危困窘，蘇轼就隻能不斷地為自己寫下一篇篇類似于《定風波》《赤壁賦》的詩文。

正如魯迅所說：“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蘇轼雖然有着大多數封建士大夫對仕途執迷、糾結、放不下的毛病，但他畢竟個戰士，是個執着、灑脫的戰士。開解困頓的人生，對蘇轼而言，是一場經久不絕的精神突圍，《後赤壁賦》不過是其中的精彩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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