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曆史：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

大多數宏觀經濟變量都很難預測。例如産出增長、通貨膨脹和失業率的預測存在相當大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說宏觀政策的變幻莫測了。不過，人口總量增長和結構變化作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變量，從中長期的觀察很大程度上是清晰可辨的，大趨勢确定而難以逆轉，背後的邏輯是生老病死的自然鐵律。認識到這點，就不難把握人口政策調整的時機，所謂“宜未雨而綢缪，毋臨渴而掘井”是也。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分析中反複出現的主題。早在1798年，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就提出其著名的觀點，即人口增長将持續降低人類的生活水平。該理論的邏輯很簡單：假設有固定數量的土地，人口增長最終會減少每個人可以占用的土地資源，人口的幾何增長與土地産出的算術增長之間存在巨大的矛盾，最終導緻疾病、饑餓和戰争。避免這種不幸結果的方法是“道德約束”（moral restraint），即避免生太多的孩子。

從大曆史的角度，馬爾薩斯錯得離譜。我們這個星球上真正意義上的人口增長，迄今為止隻有兩百多年。曆史學家估算，公元前10000年世界總人口僅為數百萬，到了公元1800年仍然不到1億，這意味着在接近1.2萬年的漫長歲月世界總人口的年化增速不到1‰（圖1）。工業革命之後，世界人口開始快速增長，在上世紀50-70年代達到20‰的峰值，目前維持在約10‰的水平。世界人口從馬爾薩斯發表《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1798年的10億增長至今天的74億。而從人類生活水準的改善而言，這兩百年的進步可以說是翻天覆地、面貌全新。

過去兩百年的人口高增長很可能隻是一個異常現象。雖然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正反兩方相執不下，但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的制約卻是普遍共識。聯合國預計，随着主要發達經濟體生育率的下降，世界人口增速将會趨勢性回落，本世紀末将降至約1‰。據此，世界人口高增長（增速超過10‰）的時間合計不足一百年，隻是曆史長河中的一瞬間（圖2）。

人口增長的道德議題源自18世紀的馬爾薩斯。220年後的今天，站在我國人口變遷的轉折點，我們需要重回這一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産生深遠影響的命題。人口總量和結構的變遷關乎家庭，關乎天下，關乎“家國情懷”。無論是從個人責任、家庭紐帶還是經濟發展的角度，人口問題都将深刻影響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品性（moral character）。

二、中國人口：今夕何夕

今年一月，國家統計局發布2018年人口數據，顯示當前我國人口發展處于重大轉折期：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1,527萬，較上年減少201萬，創下1962年以來新低（圖3）；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占比連續7年出現雙降，7年間減少了2,771萬人（圖4）。

我國目前人口總量和結構的“轉折”，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上世紀60-70年代基于“新馬爾薩斯”觀點形成的人口政策。建國之初我國進入相對和平時期，加之當時政府采取了休生養息、鼓勵生育的政策立場（1949-1953年），人口增速（自然增長率 ）居于高位，最高接近25‰（1954年）。1959-1961年，受三年自然災害影響，我國人口增速一度大幅回落，但之後出現快速恢複性增長，并于1963年達到33‰的峰值。此後受到我國“晚稀少” 、計劃生育（1978-2013）等人口政策影響，人口增速開始趨勢性下行，2018年已回落至3.81‰，目前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已經低于美國（圖5）。

根據聯合國人口司發布的《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 ，基準情形下（medium-variant projection），我國人口增速将于2030年左右步入負區間，2050年後将維持在約（-6‰， -4‰）的水平。細心的人就會發現，這正是我國“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的兩個重要時點，不能不讓人警醒。

三、BIDE：人口分析的基本框架

一國人口的增長來源于自然增長以及移民。具體而言，人口增長取決于出生/生育（Birth/Fertility）、死亡（Death/Mortality），以及遷入人口（Immigration）與遷出人口（Emigration）之差（即淨移民，Net Immigration）。人口增長的驅動因素被形象地概括為“BIDE”（圖6）：英文bide有“停留”之意，在世間的停留的人們，便構成了當前的人口總量。BIDE也是聯合國人口司分析和預測全球人口趨勢的基本框架。分析我國人口增長的前景，不妨從這四個維度出發。

四、移民：小幅淨流出

與美國、加拿大、德國等國大量引入移民的人口政策不同，近代以來中國對人口遷入采取極為保守的政策，移民遷入極為有限。2000年之後，我國人口移民海外的數量顯著增加，使得淨移民總體上對我國人口增長有小幅負貢獻。據聯合國估算，2010-2015年間，中國每年淨流出約34萬人，占總人口比重僅為0.024％，對人口增長的貢獻約-0.9％；而美國在此期間每年淨流入人口90萬，占總人口比重0.28％，對人口增長的貢獻為7.97％。

我國現有移民政策預計難有大幅改變，未來移民仍将呈現小幅淨流出的态勢。聯合國預計我國的淨流出人口将緩慢減少，對我國人口增長的貢獻仍将為負，但幅度逐漸縮減。此種判斷雖然值得商榷，但總體來說，淨移民相對于我國的人口總量而言可謂滄海一粟，幾乎可以忽略（圖7）。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跨越國境的移民數量占比極少，但在國境之内，過去三十年伴随着城鎮化的進程，中國的城鎮和鄉村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人口遷徙。1949至2018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從10.6％升至59.6％（圖8）。

此外，受戶籍制度的限制，尚有相當部分的流動人口未被統計在城鎮人口數之内。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82年，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但沒有本地戶籍的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鄉村）僅為617萬，在總人口中占比僅為0.66％；2015年，我國流動人口已達2.52億，占總人口比重18.5％。2015年之後我國的流動人口規模和占比開始下降，2018年最新的數字分别為2.41億、17.3％（圖9）。

人口/勞動力在境内的大規模遷徙和流動深刻地改變了我國各地方的人口面貌和結構，造成了各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差異。

五、出生：人口政策擾動下的低生育

和平時期，出生/生育是決定人口增長前景最為關鍵的因素。度量出生/生育總體狀況的指标有多種，最簡單的便是粗出生率，即出生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國家統計局近期公布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1,523萬人，粗出生率為10.94‰，粗出生率創下建國以來新低。值得注意的是，粗出生率忽略了人口結構的差異，簡單的縱向（曆史）或橫向（國别）比較并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老人和小孩極少生育，意味着粗出生率的分子和分母之間的邏輯聯系并不強。

相比粗出生率，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平均來看一位婦女在其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數量 ，是更有意義的人口統計指标。這一指标不受人口結構差異的影響，被廣泛用以進行曆史和國别比較。其中，2.1的總和生育率水平被稱為更替生育率（replacement rate）：婦女生育的數量恰好能替代他們本身及其伴侶（有一小部分兒童夭折），在此水平上總人口數将保持穩定。根據聯合國人口司的定義，總和生育率大體上可以分成高、中、低三個階段：總和生育率大于5屬于高生育階段；總和生育率在2.1至5之間屬于中生育/生育轉型階段（fertility transition phase）；總和生育率小于2.1時屬于低生育階段。

世界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由1950-1955年的5左右大幅滑落至2010-2015年的2.5左右，趨近低生育率水平。其中，日本和美國先後于上世紀60、70年代步入低生育階段。而我國也已于上世紀90年代步入低生育階段（圖10），總和生育率大幅低于更替生育率已成事實，這意味着我國的人口規模即将步入收縮階段。基準情形下，我國人口總量将于2030年達到約14.4億的峰值。2018年我國總人口為13.95億，距峰值僅餘不到5,000萬（圖11）。值得注意的是，這5,000萬的人口總量增長很大程度上受到預期壽命延長、死亡率下降的影響，并不完全是新生兒的增加。

研究發現，總和生育率與人均實際GDP呈負相關關系，即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總和生育率相對較低。但中國某種程度上是個“例外”，即在大緻相當的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更低，表現在回歸曲線之下（圖12）。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6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僅為1.624，在全球231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191，且僅有7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和人均實際GDP同時低于中國 （圖13）。

因此，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可謂 “未富先低”。一個明顯而可靠的解釋就是中國的生育率受到特定人口政策的擾動。1978年，“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 被寫入憲法。1979年起，除部分少數民族和邊疆地區農村實行更寬松的政策外，一胎化政策（one-child policy）在全國城鄉陸續推行，直至2013年。一胎化政策施行的30餘年間，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婦女總和生育率均趨勢性大幅下行。

除特有的人口政策影響之外，我國目前的低生育率困局亦折射出全球低生育時代下的一些共性。全球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2018年11月發布的一份研究 表明，從全球195個國家/地區1950-2017年的面闆數據分析，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嬰兒死亡率的下降，以及更容易獲得的避孕工具與全球總和生育率的下降高度相關。一般而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其生育子女的機會成本上升，從而降低其生育意願；嬰兒死亡率的下降意味着女性不需要額外多生育以“補償”這一風險。

上述三因素也可部分解釋我國總和生育率的變化：（1）上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别是1999年高校擴招後，我國高等教育毛錄取率（gross tertiary enrollment rate，含大專）大幅提升，從1990年的3％躍升至2017年的51％，其中女性的高等教育毛錄取率達到56％，高于男性10個百分點（圖14）；（2）我國0-1歲嬰兒死亡率從建國之初的140‰降至2017年的8‰（詳見後文）；（3）避孕技術和避孕工具可得性的提升自然不言自明。

六、死亡：快速下降的死亡率

随着經濟的發展和醫療、衛生、教育、科技水平的提升，我國的粗死亡率大幅下降，從1949年的20‰降至2018年的7.1‰。數據顯示，我國粗死亡率的下降主要發生在上世紀60至70年代。1949-1957年，粗死亡率曾從20‰快速降至10.8‰， 但受三年自然災害沖擊，粗死亡率又短暫大幅反彈，并于1960年達到25.4‰的峰值。1961年後，粗死亡率再次快速下行，在1970年和1977年分别跌破8‰、7‰， 并于1979年達到6.21‰的曆史最低水平。上世紀80年代之後，我國老年人在我國人口中的比重上升，使得粗死亡率緩慢上升，并于2008年突破7‰，此後直至2018年一直維持在7.1‰附近（圖15）。

進一步讨論死亡率，應當剔除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日本和美國的粗死亡率要高于中國（圖16），但這更多受到三國人口年齡結構差異的影響（老年人死亡率相較年輕人更高），并不意味着中國擁有最高的醫療保健水平。因此，分年齡段的死亡率（age-specific mortality rate）相較粗死亡率更能反映一國經濟發展和醫療保健水平的總體狀況（圖17）。

建國之初，我國不足一歲的嬰兒死亡率一度超過140‰，其後快速下降，2017年已降至8‰，大幅低于29.4‰的世界均值，趨近美國5.7‰的水平（圖18）。據聯合國預測，嬰兒死亡率還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圖19）。未來各年齡段死亡率仍将緩步下行，但從普遍規律上看，除非醫療技術有革命性的突破，其他年齡階段的死亡率相較嬰兒死亡率的下降空間要小一些。

各年齡段死亡率同時下降的綜合結果便是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的延長。2016年，我國預期壽命為76.3歲（其中男性74.8歲，女性77.8歲），較1960年增加了33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歲）并已趨近美國水平（預期壽命78.7歲）。日本預期壽命84.0歲（其中男性81.0歲，女性87.1歲）排名世界第2，僅次于中國香港（預期壽命達84.2歲，其中男性81.3歲，女性87.3歲）（圖20）。

總體上看，一國預期壽命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仍存在着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圖21）。對中低收入（人均實際GDP在6,000美元以下）、中低預期壽命在（75歲以下）的國家而言，拟合曲線的斜率明顯更為陡峭，說明相對小幅的人均實際GDP增長可能帶來較大幅度的預期壽命增長。

聯合國預計，2100年，我國預期壽命将上升至87.4歲（其中男性86.7歲，女性88.2歲）；美國預期壽命将上升至89.6歲（其中男性88.4歲，女性90.9歲）；日本預期壽命将上升至93.9歲（其中男性90.6歲，女性97.1歲）（圖22）。

七、加速老齡化時代降臨

建國初期的高生育在此後數十年間為我國貢獻了大量的适齡勞動人口，上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15-64歲人口占比大幅上升，從1970年的55.9％上升至2010年的73.8％；而上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嚴格施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事實上極大地減輕了我國婦女的家庭負擔，大幅提升了我國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使得我國經濟增長享受了雙重的“人口紅利”。

但是，當下我國的人口發展面臨重大轉折，“人口紅利”難以為繼（圖23），甚至在可預見的将來出現“人口陷阱”（圖24）。随着建國初“嬰兒潮”期間新生人口的逐漸老去，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出現了重大的轉折性變化：2010年，我國15-64歲人口占比開始掉頭向下。

低生育疊加下降的死亡率與延長的預期壽命，使得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迅速老化。老年人口的數量和比例均大幅上升。196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2,470萬，占總人口比重3.7％；2016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已達1.4億，占比10.1％，已大幅超過聯合國定義的7％的 “老齡化社會” 标準（圖25）。1960-2016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的複合年化增速為3.14％，15-64歲人口為1.74％，而0-14歲人口的複合年化增速則為-0.14％：2016年，我國0-14歲人口2.44億，較六十年前（1960年）的2.64億縮減近2,000萬！

從目前來看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相比美國和日本尚有距離，但真正值得擔心的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圖26）。建國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口将于2014年後逐漸成為65歲以上的老人，而受一胎化政策的影響，我國年輕人口的數量和占比同時又在收縮，分子和分母疊加作用将使得我國的老齡化比例急劇攀升（圖27）。據測算，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将于2035年左右超過20％，越過“超級老齡化社會”的分界線，随後将繼續上升，于2040年左右超過美國、2060年超過30％。

八、撫養比：人口結構變化的經濟含義

經濟分析中，我們尤其關注“撫養比” ，即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這一指标表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撫養多少非勞動年齡人口。撫養比對一國的經濟結構中的儲蓄、投資和消費都有深遠的影響。上世紀70年代後，随着建國後“嬰兒潮”的新生兒逐步成為勞動人口，我國撫養比曾趨勢性下行（2010年為35.6，圖28）；但自2010年以來，受老年撫養比快速上升的推動（圖29），我國撫養比已開始反彈（2017年為38.5）。

從世界範圍看，低生育下我國少兒撫養比處在低水平（圖30）；而老齡化導緻老年撫養比位于趨勢線上方（圖31），高于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的應有水平，而且還将快速上行。這一低一高凸顯出我國人口撫養比的短期矛盾（老年撫養比上升）和長期困境（勞動人口下降）。

就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我國的人口規模和結構已從“資産”反轉為“負債”，即将為收縮的勞動力市場和老齡化的人口結構付出代價。

九、花兒與少年：争取一個更好的未來

毫無疑問，人口問題即将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最為突出的矛盾。低生育和老齡化将嚴重扭曲人口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面臨短缺，制約經濟的潛在增長。更重要的是，人口問題的根本在于家庭，健全的家庭具有深刻的道德含義。

2016年起我國全面實施兩孩政策，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此後我國的出生人口僅于2016年有所反彈，随後兩年又連續下降。這表明我國目前的低生育現象并非源自政策約束，而主要緣于婦女生育意願的不足。人口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可能陷入了低生育陷阱（low fertility trap）。一方面，典型的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新建家庭，需要贍養四個以上的老人，加上預期壽命的延長，上升的經濟壓力将無疑擠壓婦女的生育意願。另一方面，降低的生育意願同時強化了新生兒性别選擇傾向，導緻我國新生兒性别比例出現失衡。

聯合國人口司模型預測，基準情形下我國人口總量将于2030年左右進入收縮階段，2100年将減少至約10億。如此的基準情形顯然是極不理想的，更弗論人口低增長的悲慘前景。

我們能否争取一個更好的未來？關鍵在于走出“低生育陷阱”。模型揭示，如果我國的總和生育率相較基準情形提高0.5，我國人口總量還不至于明顯收縮，仍有望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圖32），我們必須争取這種有利的結果。

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在其《少年中國說》寫到“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他縱情贊美少年“如朝陽”“如乳虎”“如春前之草”“如長江之初發源”。中國之國運，在人口的意義上，在改革創新的意義上，都寄希望于一個年青而具有活力的“少年中國”，這将在根本上決定“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的實現，決定我們這個民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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