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古代權利問題，腦海中便能浮現出王朝更叠，皇權至上的畫面，當然，對于中國古代494位皇帝來說，他們期間排除掉朝代變遷和政局轉變，大多數都是“傳位以嫡”！這種權利繼承制度始于夏初！稱作“世襲制”！是大禹繼承交接權利時開始出現的！

我們知道，在“世襲制”之前是我們津津樂道的“禅讓制”，“禅讓制”總是讓人感覺它是一種民主化的權利繼承方式，在處于原始社會的“三皇時期”，權利繼承制度屬于血統繼位制度，繼承人隻能在家族中産生，這個制度到了“五帝時期”也就是從黃帝開始，便被廢除了，從黃帝起，開始實行非血統或者稱為“拟血統”的權利繼承制度，進入了“公天下”的“禅讓制”時代！

堯、舜、禹

後世對”禅讓制“的記載，更多的還是以堯、舜、禹時期為主，深受後世人們的尊崇，後來儒家所發揚中正之道的治國精神，即《尚書·大禹》中記載的：”允執厥中“！就是尊崇堯禅位于舜時的禅讓相傳的，“中正之道”便成為了後世君主心中的治國哲學理念！這四個字到現在為止作為懸挂匾額，仍舊挂在故宮中和殿！

說起“禅讓制”，就是一種“傳位以德不以親”的繼承制度，但是，這種說法究竟有多少真實性存在呢？

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

――《戰國策》

按照《戰國策》的說法，大禹是按照禅讓制推薦臯陶為繼承人的，不幸的是，臯陶沒過多久就病死了，沒辦法，隻好又推薦伯益為繼承人，但是，實際上他把實權全交給了兒子啟，最終啟經過甘之戰打敗了伯益，登上了寶座！

但是司馬遷又在《史記》中又是另一種說法“益讓帝禹之子啟”！

司馬遷認為啟能夠繼位是由大禹所推薦的益讓位給啟的！

夏啟通過甘之戰奪取王位

那麼上面這兩種說法到底哪一種更具有可信度呢？

對于這個問題，從考古發掘推測表明，那個時期很有可能出現了非常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性質已經開始漸漸進入了奴隸階級社會，退一步講，就算當時社會仍處于原始社會，連猴群産生猴王都難免經曆一場淘汰的争鬥，“禅讓”的傳說聽着難免有點過于溫文爾雅，過于理想化，因此，筆者認為，随着社會性質的發展，《戰國策》所記載的情況可能更為接近事實！

當然，厲代也對在截然不同的說法，主張禅讓說法的，主要是後世的儒家！

根據這一說法，堯欲将王位傳給品質高尚的許由，但是，清高的許由不願接受！幾經周折，仍是不從！

後人通過此事，是這麼評價的，當時社會所謂的天子，并非像我們所認知的君王那樣，錦衣玉食，萬民敬仰，他們隻不過是原始社會的部族聯盟的盟長而已，生活不見得就比平常百姓過得舒坦，所以沒有人願意去挑這個大梁，到後來，賢良方正的帝舜才接受了禅讓！

許由拒絕堯的禅讓

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隐匿者！”衆皆言于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

――司馬遷《史記》

司馬遷在史記中認為，堯在繼承人的選擇舜是通過衆人共同推舉的，即傳位于徳，那麼，為什麼司馬遷也會這麼認為呢？

筆者認為，司馬遷所處時代正好是漢武帝青睐儒家文化，推崇儒學的時代，況且司馬遷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儒家思想所主張的就是“仁政”，提倡任人唯賢，自然而然就對禅讓制非常推崇，認為“禅讓制”才是理想君主的典範作為，當然，司馬遷在編撰《史記》時肯定也深受這個思想的影響，在史記中推崇認可将禅讓說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在《韓非子》和《竹書紀年》中，卻有截然不同的判斷和說法！

堯欲傳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天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傳之于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于舜！

——韓非《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韓非對堯“禅位”于舜是這麼認為的，帝堯想把君主之位讓給帝舜，重臣鲧和共工反對，認為不能把天下傳給一介平民，帝堯非但沒有聽從意見，反而将鲧殺死，将共工流放！

如果說就“禅讓制”的本質而言，繼承人是通過各部落首領推舉而出的，那麼上面所記載的堯的做法很明顯是與這個宗旨相違背的，對建議不予以采納這似乎還說得過去，可是為何又要将二人殺死和流放呢？

再有：

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

——韓非子《韓非子·忠孝》

韓非又認為，舜因為父親和弟弟不肯悔改，最終流放了父母，殺害了弟弟！

如果真像“禅讓制”所說的傳位以德不以親，那麼舜怎麼又會幹出流放父母，殺害弟弟的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情呢？這不正好恰恰反向推翻了“禅讓制”的真正意義所在麼？如果此舉被認為不孝和不義，那麼接下來的事情就是不忠了！

最後還有：

昔堯徳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于平陽，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竹書紀年》

如果按照以上說法，堯舜之間的繼承關系就不是禅讓，而是篡位，類似的說法也同樣發生在了舜和禹身上，有說法認為帝舜被大禹流放到了南方蒼梧，大禹趁機篡奪了帝位！

《史記》和《竹書紀年》對“禅讓制”的不同記載

總之，根據之前推測，在夏朝以前貧富化程度相當嚴重，極有可能邁入了奴隸階級社會，那麼，堯、舜、禹三代君位的繼承問題，與其說是不切實際的禅讓，不如說是在繼承問題上的權利鬥争！

就以上的分析結果，筆者認為還是有一定的邏輯依據的，因為在那個經濟尚未穩定，政治格局尚未成熟，文明文化尚未脫離野蠻的時代，這一切文獻記載中的批判，就顯得再正常不過了！

即便在傳說中，帝舜和大禹經常利用自身權利，發動一些正義或非正義的戰争，并且排擠或直接鏟除那些拒不從命的聯盟臣子，其權威、權力、權限的專制程度，并非原始社會的部族聯盟長所能擁有的！對于舜流放父親殘害手足，在那個文明教化還不是多麼重要的時代，也并非讓人難以理解，不論怎麼講，畢竟是他們帶領着華夏族群一步一步的從野蠻的原始社會，逐漸步入有着禮儀教化的文明社會的，中華民族能夠擁有着舉世聞名的文化成就，就一定意義上講，我們是要感謝那個時代的人們，是他們為中華民族镌刻了一段重要的文化色彩！

“禅讓制”部落推舉

就個人認為，這種被美化的“禅讓制”，這正體現了從公有制的原始社會向奴隸制社會的轉化，那麼，對于“禅讓說”就不怎麼認可了，更多的，筆者還是認為，曆史和文明正是一點點的在向更為人性化的方面發展，曆史的性質不可能那麼過分美麗，實事求是的推理，我們不難發現，在這麼個半原始半奴隸的社會制度裡，是不會有如此理想的以禅讓作為權利繼承的繼承方式！

或許，我們從未正确過，我們所謂的正确，也許隻是在錯誤的觀念中，隻屬于那個觀念的正确！當我在質疑曆史的時候，總感覺也有一種力量，也在質疑着我，我問過另一個自己，她告訴我，：“在時空裡，那段歲月，試圖在向你回答！”

參考文獻 ：

《尚書》

《戰國策》

《史記》

《韓非子》

《竹書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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