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 子

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争，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故禮者，養也。刍豢稻梁，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幾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

荀子《禮論》的觀念，是直接從西周禮樂教化中的“禮”而來的。因此，如果要想對荀子所說的“禮”有一個相應的了解，我們就必須先了解西周時代禮教的真實意義。

提起禮，近代人無不頭疼，不僅無不頭疼，而且無人不深惡痛絕。這種對禮的感覺，就像小孩子怕鬼一樣，既是真實的，也是很普遍的。而且，它們的産生也幾幾乎乎是同一模式的。

小孩子怕鬼，是因為聽了大人們的鬼話；近代人厭惡痛恨禮，也是因為聽了一些人關于禮的鬼話。凡鬼話都是假的。可是，任何假話，當你把它當真時，它就成真的了，它就在你的現實生活中起真作用。

關于禮的鬼話是什麼呢？

那就是所謂的“吃人的禮教”。

當然還有“打倒舊禮教”那句口号。不過那句口号，是以“吃人的禮教”為基礎的。禮教若不吃人，我們就不必打倒它了；正因為它要吃人，我們才要打倒它。所以，這兩句話實是一句話，它吃人是因，要打倒它是果。

禮教真的是如此可惡嗎？

真正的答案是“絕非如此”！

這句鬼話之所以為鬼話，即在于它根本是一個假象。

禮教發展到清代，确實有吃人的嫌疑，而且有時也有吃人的事實。但是這種為清代人發展而成的禮教，就思想史的立場來說，乃是禮教之病态，而不是禮教之常态。

現在我們所要講，就是這種病态的禮教也不是完全吃人的，它實也能活人，而且是“活人無數”！它活的人要比它吃的人多得多！

講這種鬼話的人，不是不用大腦便是别具用心。

由今日看來，此兩者實兼而有之。

他們用這句鬼話來涵蓋清代的病态禮教，已屬不智，進而涵蓋清代以前如宋代人的禮教、孔子的禮教，甚至西周人的禮教，不唯不智，而且不仁。“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不仁不智者見之，自然全都是不仁不智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說“吃人的禮教”那句話隻是一個無根的鬼話，不見真實的假象。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假象與鬼話在真實的禮教中有沒有真實的根據。

有。

不唯有，而是真實地有。

原來，禮教好像我們今日街上十字路口的紅綠燈一樣，其目的就是在借着一種客觀的秩序，來協調人群的共同生活。就紅綠燈來說，如果世界上隻有一個人、一部車，它就沒有設置的必要。

我們之所以必要設置紅綠燈，就是因為世界上不止一個人、一部車，實有許多人許多車。這許多人許多車各有各的行駛方向，大家交會在十字路口。在這十字路口上，這衆多的方向便要形成沖突了。沖突的結果，便是大家永遠堵在那裡誰都不能行駛，誰都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便在十字路口處設置了紅綠燈。其目的，便是協調這些具有不同方向的衆多行人與車輛，使之都能達到各自的目的。

我們知道，紅燈代表停止，綠燈代表通行。在十字路口中的每一行人與車輛，都是要通行的，都是以通行為目的。所以，就行人、車輛講，欲達到在綠燈來時通行的目的，必須服從紅燈停止的指示。

我們不能把紅燈的停止隻當作停止，須知這停止是在成全我們的通行。就紅綠燈來說，設置紅燈示人停止，是達到在綠燈時使行人、車輛達到通行目的之手段。因此，在紅綠燈的調配方面，我們應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紅燈時間以使道路通暢。

禮也是如此。禮有限制人的意義，也有成全人的意義。清代的病态禮教，就好像十字路口紅燈時間太長綠燈時間太短調配不當一樣，成全人的意義太少，限制人的意義太多，故成了“吃人的禮教”。

然而，西周人的禮教，乃至任何時期真正的禮教，都不如此。禮，表示一種秩序。如以秩序的眼光來看禮，它就不僅是一種教，而是宇宙人生中萬物、萬事之所以為萬物、萬事的基本原則之一。《大學》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便是這個意思。

自靜态來說，每一物都有每一物内在的秩序；自動态來說，每一事也都有每一事内在的秩序。離開它，物必崩解，事必幻滅。因此，這裡“内在”兩個字，除了表示它是内在于各事物之内，而不是外加于各事物之上的意義外，它還有無之不然的必然意義，和非出人工做作的自然意義。

這些，隻要稍留意一下，就不難從我們環境中諸事物與我們自己身上看得出來。天地萬物的構成與運作，哪一物、哪一事不是憑借其内在的秩序而生起的？

再說這一物一事固然都各有其内在的秩序，但總起來，又何嘗不是一個大秩序！人生存、生活于天地之間，固然要憑借其各自的内在秩序，但又何嘗能自外于這一個大秩序！

西周人，以其創造性的活潑心靈，在其建國大業中睿智地把握到了這一點。秩序之建立，便是他們的首要工作。他們給這秩序命了一個名，就叫作“禮”。

基于上述之體認，為他們所制定的禮，他們以為并不是他們自己的創造發明，而是來自天地。所謂“禮者天地之序也”，便是這個意思。

在西方世界中，猶太人的祖先摩西實具有類似西周人這樣的心靈。所謂“十誡”，雖然實際是摩西在西奈山創制的，但他說那是由于上帝的啟示。即不以宗教或是迷信的眼光來看，的确也是具有甚深真意而不可随便加以忽視的。

說到這裡，就必然會有人懷疑，如果說宇宙間天地萬物，包括人類在内，其存在與活動都是依憑其内在的秩序，且統歸于一個大秩序之中，是可以承認與理解的。西方人不就也有自然律（naturallaw）這個名詞嗎？

但是，如果說到為西周人所設置的那種繁複的生活規範也是出于自然，就未免太牽強不通，難以使人信服了。

這當然是一個問題。

不過，西周實早已考慮過了。

不僅考慮過了，而且也解決過了。

西周人，甚至西周以前的中國人，對于西方人所謂自然律當然是看到了的。不過，他們并沒有把自然律隻當作自然律來看待、來使用，以了解自然世界。

他們是在對自然律的感受中，反省到人雖然也是天地萬物之一，但人總有那麼一種與天地間其他物不同之處。這不同之處，是人的，也是自然的，是自然所特賦予人的，所以叫作“天理”。

這“天理”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真實根據，所以又就叫作“人情”。情，就是情實的意思。但人情也常常有自私的，也就是“人欲”的意思，所以西周人講人情總要與天理講在一起，目的即在要人撇開人欲的人情，彰顯出天理的人情。

天理，是大公的。所以，天理的人情是大公的，也是自然的。西周人制禮的依據是它、過程是它、目的還是它。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本之于人情”，便是這個意思。

西周人依人情制定了禮，并以之而為教。這種禮，這種禮教固然是由人所制定，也是根據自然——我們千萬不能忽略禮的這種自然意義。

這裡，我們當再次一談禮的限制義與成就義。

在上文，我們曾以十字路的紅綠燈為例，讨論過禮的限制義與成就義。這乍看起來，好像是很近代的理論，其實不然，西周人早已看到了。

這也并不是西周人特别聰明，而是因為禮的這兩種意義是所有規矩、制度、戒條、法律的共同特性。任何在正常心态下思考這問題的人，都必然會察覺得到，除非他不用正常心态來考慮這問題。

所謂禮的限制意義，就是禮的消極意義，在西周人，即所謂“禮者坊也”。“坊”，就是防，就是提防的意思。

所謂禮的成就意義，就是禮的積極意義，在西周人，就是“禮之居人曰養”的“養”。荀子則直說：“禮者，養也。”“養”，就是養之使成的意思。

禮在西周，實是包括所有政治、社會、經濟、宗教與個人在各方面的行為之制度與方式而說的。

這些制度與方式，看上去似是條條列舉，使人步步都在限制之中，其實，個人生活與社會、政治集體生活的種種事業，也都在這步步限制中得到成全。像十字路口的紅綠燈一樣，沒有紅燈的限制哪來綠燈的成全？

我們都知道在佛教中有一派叫律宗，他們是以精心守持戒律出名的。

我們外行人看來，這些人都好像是神經病樣的自我虐待狂，而且那種戒律嚴得也太不合理。成佛解脫幹嗎要這個樣子？

但在他們自己看來，這就是他們的成佛解脫之道。他們持戒有兩種意義，就是我們所說的限制義與成就義。

在限制義中持戒，他們叫“止持”，在成就義中持戒他們叫“作持”。意義有兩種，持戒乃是一件事情。這樣，持戒正是達到成佛解脫的必要途徑。真的，不戒何以能定？不定何以能慧？戒則能定，定則能慧。慧就是他們的成佛解脫。

隻能見禮的限制義，不能見禮的成就義，嚴格說來，沒有資格談禮的問題。

明乎禮的限制義與成就義，我們就可看出西周人以禮為教的真意所在了；明乎西周以禮為教的限制義與成就義，我們就可以知道荀子重視“禮”的精神所在了。

當然荀子言“禮”還不僅于此，他根本是就人群集體生活之貞定的立場來說的。《禮論》當然有這個意思，但他的這種意思并不限于《禮論》這一篇，整部《荀子》可說都是隻在講一個“禮”字。

-end-

選摘自《荀子：人性的批判》陳修武 著，九州出版社

内容簡介：

荀子的思想，涉及哲學、倫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文學、語言學，是先秦一大思想寶庫。

本書介紹荀子個人的修身立學，他上私淑于孔子，下傳之于韓非李斯的學術脈絡，以現代學者的角度深度解讀《荀子》重要篇章。荀子及其思想博大精深，本書作為引路之書着實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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