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2021中國政企采購供應鍊生态峰會上的大會發言。

謝謝秘書長。尊敬的到會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企業界的朋友，大家好！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和各位做個交流。我發言的題目是“高質量發展中的産業鍊、供應鍊現代化”。

首先，勾畫一下自己對于中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的一個框架性認識。我國在2010年，成功抵禦了世界金融危機之後，年度的經濟增速出現了一個兩位數局面，即當年報出10.6%這樣一個發展狀态。但現在看得很清楚，從改革開放到2010年30年間的經濟起飛和兩位數增長這樣一個階段，已經過去了。2010年增速的這個兩位數表現，就是中國前面高速增長階段最後一年的回光返照。在2010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已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指導方針，到現在這還是被十九大稱為整個現代化推進中間的“總基調”。穩中求進是要怎樣達到一個新的境界呢？就是要“認識、适應和引領新常态”而對接“高質量發展”階段，原來的那種粗放的、資源環境方面不能夠對接到集約式發展、綠色低碳發展的狀态，必須得到改變，從而要犧牲一些速度來追求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這個新常态可以認為，“新”就新在速度要往下做必要的調整，但是這個速度又不能一降再降，它要經過調整之後，對接到以結構優化支撐的高質量發展的一個中高速的平台上，到了這個平台上，就“常”了。權威人士（其實就是我們領導人和身邊主要的智囊團用了這樣一個名義）在人民日報上明确地說，這個過程不可能是個V型的反轉——下來以後再上來，也不可能是個U型的反轉——下來以後走一段時間再上來，隻能理解為一個L型的轉換，英文字母大寫的L這一豎，表示一個下行的過程，但是一定要把它這個尾巴拉出來。拉出來以後，我的理解這個尾巴拉得時間越長越好。中高速的狀态上，關鍵是要有高質量，而高質量必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來追求。我認為，這就是中央指導思想裡面應當為我們理解把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關系。

現在來看，2010年以後的引領新常态過程，在前面兩年是比較快地表現為速度落到了8%以下，到2012年隻報出7.9%的增速來，又經過三年，相對緩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是6.9%的速度，但是從2015年的下半年一直到2018年的上半年，長達12個季度（三年的時間段），中國的年度增速是在6.7-6.9%這個很窄的區間内波動，當時已有很值得期待的對一個L型轉換的确認，但是在這一發展階段轉換中下行因素似乎基本得到對沖的情況之下，卻又疊加上了第二重不利的下行因素，就是中美關系交惡——貿易戰開打，其實何止是貿易，已經加入了外交戰、科技戰、乃至金融戰的因素，甚至還有軍事方面的于南海等敏感區域擦槍走火的風險這樣一種局面。市場預期不好，經濟的增速（折為年度增速）是在2018年的下半年以後調頭向下，擊穿原來6.7%的底線，在2019年的時候已經落到了全年隻有6.1%，2019年的第四季度，隻有整數關口的6.0%；再往後，說到第三重不利因素，是2020年突發的新冠疫情，這使我們的增速在2020年出現了幾十年從來沒有過的隻有2.3%的正增長。但這個2.3%的正增長卻是當年世界上主要經濟體裡唯一的正增長表現。這樣一個特殊的下行過程，在我們去年于4月8日武漢解封之後對接的複工複産過程中間，得到了有效扭轉，今年上半年報出來的增長速度（我們不要太在意和去年的同比，跟去年同比一季度高到18.3%，但意義不大），我們要看把去年和今年折成兩年複合增長率和2019年可比的這個增長速度，是多少呢？一季度是5%，二季度已經提高到5.3%，估計這兩天三季度的數據就會出來，三四季度合在一起可比的兩年複合增長率，哪怕還會比5.3%要高一些，今年也沒有可能摸到6%這樣一個高度。換句話說，從我前面講到的2010年後開始的經濟下行過程走到現在，三重不利因素疊加的情況下，還沒完成這個下行過程，我們還沒有能夠确認L型的轉換。整個推進現代化在“十四五”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中央的戰略部署，在未來15年，要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未來的30年，到2049、2050年，要建成現代化強國。這個“新的兩步走”，在供給側改革主線上我們一個基本的思路，也可說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要以制度創新帶出整個管理創新、科技創新，對接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新境界。這是一個我對當下談高質量發展的一個研究者的框架性理解。

在往前推進新的兩步走現代化過程中，領導人說我們面對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同時關于“十四五”和2035長遠目标規劃的中央建議《說明》裡，已經說得非常清楚，在地方和部門紛紛反映希望能夠寫入未來“十四五”和2035遠景規劃的發展速度方面量化指标的情況下，說寫作組經過全面認真研究，認為我們很有希望在“十四五”的末期，使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達到現行标準的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水平——什麼意思呢？我們有希望在“十四五”，對沖下行壓力後仍然能夠保持中高速這樣一個保障性速度狀态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将是人類社會在幾十年内終于又出現的一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具體案例，而且是全世界最大人口規模的中國，在追求自己現代化的過程中間跨越了這個陷阱——這個意義就非常重大了。而且接着說，我們很有希望在2035年（也就是新的兩步走前面一步見眉目的時候），使我們整個經濟總量（折為人均）比2020年再翻一番。在這樣一個既要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一系列錯綜複雜問題、挑戰性問題，又要伴随中國自己客觀的繼續發展的成長性去跨越中等陷入陷阱和對接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間，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必須是在全球産業分工中——直觀地講——我們在整個世界供應鍊所對應的價值鍊概念上的位置，要有一個于所謂“微笑曲線”上現在所處的中部位置向左、右高端的推舉上升。微笑曲線上，橫軸表現整個供應鍊從開端到尾端這個過程，而縱軸表現不同位置上的收益率，形成這樣一個直角坐标系上的曲線。因為這個曲線兩頭高，中間低，類似于人微笑的嘴型，所以，也被稱為微笑曲線。它大概的意思是說，在整個全世界已經是一個地球村共享産業鍊、供應鍊的局面之下，觀察經驗數據可以告訴我們，供應鍊的前端，首先是要有一個生産經營産出方面的設計方案，創意成功樹立品牌，它一旦被市場确認，收益率就是比較高的。産出方案具體的落實，需要有加工生産過程，這個中間階段的加工生産過程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它的收益就要比左邊低下去。再往右邊，到了品牌營銷、售後服務、市場拓展這方面，這個收益率又會升上去。經驗數據表明的這樣一個微笑曲線的具體直觀案例，我們可以舉幾個。中國在自己現代化過程中，已經發展成為“世界工廠”，制造業全球規模第一，大量的本土産品，在世界的份額裡都占有相當高的比重，比如中國生産了全球80%-90%的兒童玩具，但是具體考察一下，珠三角那邊，東莞一帶，源源不斷生産出來的兒童玩具供應全球這裡面，有多少叫得響的中國自己的品牌呢？想不出來。我知道這麼多年比較典型的有芭比娃娃，我女兒小的時候給她買的雖然不到十個，估計也有七八個，這個芭比娃娃長盛不衰，幾十年不斷推出新款——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年帶着女兒在北京一個商城裡到櫃台前面一看，推出的新款是那個芭比娃娃的男朋友，還有名有姓叫保羅，那時候一個芭比娃娃一般是160-170塊錢，那個保羅出來就是200塊錢。但是看着女兒眼巴巴盯着這個新款，馬上要過春節了，我也隻好把這個保羅請回家。這種不斷出新的品牌，牢牢掌握在外國人手裡，加工在哪兒呢？在我們中國。中國為主的加工基地生産了人家品牌的産品這種産出物，然後到世界市場上不斷去實現它投資的回報。對我們中間加工生産的主體而言，非常值得肯定的，是提供了勞動者的就業機會與收入，特别是低端勞動者——還不得不沿用的稱為“農民工”的中國特色下早已經脫開農業、不在農村、但戶籍還在農村的打工者（我們稱為農民工），他們的收入由此有了來源，我們的政府也有了稅收，國家有了GDP。我國一開始，隻能從這個角度切入，首先對接國際市場，引入國外的資金、原材料和定制化的能夠保證市場份額的産能方案，用我們自己的比較優勢、低廉的勞動力和比較低廉的土地資源等等方面的綜合成本，對接上生産過程。但是在走到了“世界工廠”狀态之後，大而不強的問題怎麼解決？那就不能總是居于這個加工生産的位置上。

另外還有一個例子，跟這也一樣：我們現在都知道蘋果手機開創的智能手機這樣一個時代，是在數字化、智能化發展過程中全球風行的産品。前不久出了一款iPhone13，我還沒有看到，但我知道市場的反應非常強烈。這種蘋果手機的産品，本來在我們深圳旁邊，有富士康的規模極大的加工基地，後來由于種種原因、“13連跳”等矛盾，造成它的壓力，遷到綜合成本比較低的北方，就是在鄭州附近，又是大規模的廠區。兩三年前我去看過，那邊當時說訂單的高峰期，整個這個區域裡有30多萬勞動者三班倒連軸轉地源源不斷生産出蘋果手機産品。當然這對于我們的經濟發展、景氣繁榮，整個我們推進現代化過程，起到的作用是相當正面的，但是對不起，做的活兒仍然是中間這個部分。郭台銘的富士康當然有台資背景，但是它帶來的是鄭州和周邊我們大量的勞動力有了就業機會，國家有了稅收，有了GDP，但仍然是居于中間這個位置。

但是在這種運行過程中，我們也看到，從原來中間位置往左右高端——供應鍊和價值鍊的左、右高收益區域托上去的例子：若幹年前我去看過廣州生産汽車的廠家——我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多年，當所長的時候坐的車就是廣本（廣州本田），市場口碑很好。廣州的廠家幹中間這個活兒，左右高端的高收益是日本人手裡拿着的。這個廣本車我坐了十多年，累計行駛裡程六十多萬公裡，不需要大修，平常很少出毛病，又省油又舒适，外觀看着也順眼，市場上好口碑的因素都在裡面，它在中國的生産，也體現了現在我們強調的雙循環相互促進，但是很遺憾，我們中國人幹的還隻是中間這個活兒。但是後來廣州那個廠家自己在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些之上，有能力形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産權的産品系列，前幾年在中國國内汽車銷售市場滑坡的過程中，它的一款廣汽傳褀卻賣得相當好，每年能賣出幾十萬輛。換句話說，在這個案例裡，我們中國本土有這樣原來居于中間位置的生産者、産出供應者，實現自己的升級發展，也就是對接到高質量發展而把自己的位置，托到了左右的高端。現在這時候出現的機會，是珠三角想“騰籠換鳥”，可以牢牢掌握着左右的高端，而把生産線轉到越南去，這樣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綜合成本，發展出一個跨國公司類型，更好地融入全球化。這就是表現着我們現在所說的中國面對全球競争，把自己的供應鍊和價值鍊，怎樣匹配高質量發展而實現升級的一個直觀的圖示式解說。

領導人所說“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我們企業家都認同的“化危為機”，這是我們企業和市場人士應該有的一個積極進取的創新取向，也是實現我們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面對的一種曆史性的考驗。要在中國的本土上，使越來越多的生産經營主體和對應的整個供應鍊，進入微笑曲線升級的狀态。吳敬琏老師過去說得比較直率，也是說得難聽一點兒：我們如果老是做中間這個事情，我們幹的是“硬苦力”。現在的中國雖然于全球産業鍊細分裡，是唯一一個細分到666項具體産業而我們一項不缺的經濟體，但是總體來說我們主要是提供大路貨。這個大路貨産出能力，我把它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技術水平總體來說，我們不光沒有進入第一陣營，第二陣營都沒進去，我們是還在追趕第二陣營，但是由于我們比下有餘，技術水平居于中等，綜合比較之下，我們仍然可以在世界市場上占領比較可觀的份額。但已經是上有打壓，下有追兵——美國帶着他的盟友，千方百計要遏制中國的發展，從上面打壓我們，後面的追兵，大家都心裡有數，什麼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甚至印度，都在利用他們的比較優勢，在試圖争奪中國原來的市場份額，如果我們自己不實現升級，一些專門的研究是說，我們後面大概還有5年或者再多一點兒的時間窗口，自己如果不能升級上去的話，就會被夾在中間，所走的路就會越來越窄，那個局面就不是一個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狀态了，一定要面對這個挑戰，經受曆史性的考驗，來把升級發展真正實現。

再往下，要彙報一下，自己雖然調研還很不夠，但願把初步的認識做個勾畫，就是怎樣以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來推進我們産業鍊、供應鍊的現代化。按學理上說，産業鍊概念反映的是不同産業之間的分工和連接關系，現今人類社會的全球合作和競争，應該講也就是共享一條“地球村的産業鍊”，包括中國、美國之間。不要看美國一些極端的政客在那兒講“脫鈎”表現對于中國的壓制态度，實際的情況是從2017年底到2019年年底——這主要是貿易戰打響後覆蓋的近兩年時間段，我看到中國對于美國的出口數據，按照行業分類，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家具和玩具，隻下降了10.5%，排在最前面的叫做化工産品和金屬産品，更多靠近初級産品、中級産品，對美國的出口隻下降了0.5%。換句話說，這麼劍拔弩張的貿易戰運行下來，前面那兩年的數據表明，中國對美國出口減少的影響程度，也就是幾個百分點，要說脫鈎，談何容易？至于說高端的芯片，現在“卡脖子”，其實技術供應上從來就沒有挂上過鈎，從來就是說天價也買不來。但是在更多的領域裡，中美之間不可能脫鈎，共享一個産業鍊已成定局，這就是我們的一種底氣。所以，可以争取在“中美關系回不到從前”的情況下，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間，仍然可以“鬥而不破”。拜登上台以後，顯然美方理性程度在提高，我們已經看到最新的進展。據說2019年年底以後的數據表明，中美之間的貿易，比原來更熱鬧了，在美國那邊的一些需求，看來看去下訂單的時候，比較來比較去，大量的訂單仍然是下給中國。這個情況之下，我們的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構建中間，升級發展就需要抓緊時機在産業鍊的完整性基礎上，向高端提升，這個“高”，就包括高科技含量、高質量、高附加值。同時，我們自己立足于國内循環為主體，要攻關解決花天價也買不來的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供應鍊，是在産業鍊這個大網絡的覆蓋之下，反映更為細膩和具體的各個企業間、各個社會主體之間的供需連接關系。前面的領導發言中，非常好地強調了我們必須跟上數字化發展的大潮流。這種數字化和精細化的物流，還有現在如冷鍊概念，越來越被人們重視的情況之下，專業化、裝備化、定制化，都是供應鍊發展的創新特征，并且一定會跟采購機制（包括公共采購、政府采購在内）的改革融為一體，而且也和我們金融概念之下這幾年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的“供應鍊金融”的發展，産生密切的聯系。

中央對于“十四五”和2035這個曆史時期指導性的《建議》中間指出，要加快發展現代産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的優化升級，明确提到了推動産業技術高級化、産業鍊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争力，分行業做好供應鍊戰略設計和精準施策，推動全産業鍊優化升級，打造新興産業鍊，推動傳統産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優化産業鍊、供應鍊發展環境，強化要素支撐。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指導方針和要領。

我認為，領會中央這樣的指導方針和推進現代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上的創新精神，我們在銳意創新中發展中國現代化的産業鍊、供應鍊，是不是至少要考慮下面這樣八個方面的要領（雖然并不一定全面，但我覺得至少要從這八個方面作為重點來把握）：

第一，我們要以基礎性的制度建設，在改革的深水區攻堅克難，形成“高标準法治化營商環境”，這樣對産業鍊、供應鍊的現代化合成一種全要素的支撐。學術界有一個“全要素生産率”概念，領導人接過來了，所謂全要素，就是不光注意到傳統要素裡的資本、勞動、自然資源，還要特别看重科技第一生産力，這個所謂第一生産力，我們有一個學術上的分析認識，就是它不是在生産要素中生産力三大要素上做加法——生産力有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不是加上個作為第四要素的科技，而是由科技做乘法，是放大，所以，它是第一。科技這個第一生産力的作用，在全要素生産率裡，是西方以一個“索洛餘值”概念表述出來的，即雖然它很難量化，但是大家都感覺把能算清的算清以後，多出了一塊，這個東西的存在，非常重要。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還要強調一個制度要素，要以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的潛力空間。我們已經看到，認識科研規律、尊重科研規律，怎麼樣破解錢學森之問、怎麼樣破解李約瑟之迷，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定要把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結合好。這就是中國的所謂“全要素”的一種對于現代化的支撐，這具體到現實過程中，必須是先提供高标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從上海自貿區開始，讓企業面對的是“負面清單”，法無禁止即可為，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而政府必須反過來“革自己的命”，約束自己的行為邊界，叫“正面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而且有權必有責，要有責任清單對上事權的正面清單，于是就要實現政府所有行為事前、事中、事後的全面績效考評。從财政安排資金開始，這個“事前”的考評就要引入。這個非常好的原則體系貫徹下來，談何容易？但我們必須這麼做，我覺得這是第一條，是我們把供應鍊、産業鍊現代化納入整個配套改革，去抓好所說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實質性地在改革深水區來攻堅克難，達到改革正面效應的發揮。

跟着的第二條，要結合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建設和新基建——實際上就是要以數字化、智能化的主潮流來引領我們整個産業結構的優化、生産力布局的優化。這個“新基建”，新就新在它是給我們的數字化發展提供更高水平的硬件。中央列出的從5G到數據中心、人工智能中心、數字化的産業互聯網等七大項，這種新基建和戰略性新興産業對應更廣泛的實體經濟，有關部門也早就總結了戰略性新興産業的七大項，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需要有産業引導基金，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PPP，還有我覺得中國特别值得看重的連片綜合開發——既包括新區開發，也包括老區改造，這樣來守正出奇地貫徹國家的産業政策，打造新興的産業鍊，這個視角上可做的事情太多了。城市區域咱們說，在北京雖然你看着高樓大廈跟紐約東京是同一種氣象，但是北京的老百姓要買機動車，卻受到搖号這種極端嚴格的限制，中簽率已經高到兩千多個才能中一個，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它是直接限制北京發展的短闆之一。紐約和東京的機動車擁有率都比北京高，人家為什麼沒有采取這種方式？那就說明我們的基礎設施沒有達到現代化大都市的合格标準，今後沒有别的選擇，必須加快繼續建設四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軌道交通網，而且要學習東京的經驗，中心區域的交通網結構上必須立體化。這些事情都需要大量的投資，農村區域更是，新農村建設、振興鄉村都要做的事情——冷鍊建設，要延伸到農副産品産出場景的田頭、地頭。這種投資機會俯拾皆是，但是資金怎麼辦？政府資金有限，必須“四兩撥千斤”，以産業引導基金、PPP、綜合連片開發等等方式，拉着社會資本一起來做，這樣才可以在創新機制下，貫徹中央産業政策來打造我們新興的産業鍊，形成我們更好的通盤的發展布局。

第三條，還要進一步對接到更為細緻的技術經濟政策，這裡面很多的數字化、智能化的支持政策，要分行業地對應到供應鍊的戰略設計上，更細緻精準地結合着産業鍊開發整體規劃。

接着第四條，行業和區域之間，必須有機地結合在一個覆蓋整個國土的“規劃先行，多規合一”的一盤棋式系統工程之内，在有效市場決定性作用後面，加上有為、有限的政府“更好發揮作用”。政府方面牽頭必須做的事上，這種規劃先行，多規合一的規劃安排，是個典型：整個和不動産開發、國土開發結合在一起的通盤考慮，不可能依靠市場微觀主體和基層單位以“試錯法”，形成一個好的結構。這個過程中失誤的話，要糾正成本極高、甚至不可能。當然這就形成對于政府的考驗：像北京市于建國初期，“梁陳方案”被迅速否定，但是半個多世紀過去以後，大家才都知道梁陳方案真的是高水平，而現在隻能是扼腕歎息，生米做成熟飯了。現在實際上北京的兩個副中心，是影子式的梁陳方案，必須在原來的主城區外邊，另外打造通州這邊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那邊的首都城市副中心。這就是在我們進一步發展中必須總結的經驗教訓——整個生産力布局和通盤的國土開發，結合着這樣的政府應更好發揮作用，而于尊重“市場決定論”的前提之下，來結合好産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優化全産業鍊供應鍊的布局。

進一步再說到第五條，除了中心區的發展建設，我們還要有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這裡面比如說冷鍊，我理解就是整個物流以後要形成遍及城鄉、連通國内外的從田頭地頭、從農副産品産出的最開端的初始地，對接到全球各個能夠去滿足人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那些供應點的冷鍊系統，一直連接到中心城鎮的大小餐館和老百姓千家萬戶的餐桌。這方面在中國，概念上大家已開始重視，怎麼把它充分發展起來，顯然就是必須解決好的一大現實問題。

再有第六條，我們這些年已經積極探讨的市場經濟商業文明已有豐富經驗、可總結的線上線下結合的招投标、政府采購、國庫集中收付，還有對應到政府多少年前就在強調發展的信息工程，比如金财、金稅、金觀、金審，還有一系列的金農、金水、金盾（各個管理部門都必須數字化），把這樣一些創新的事情結合在一起，應把這些與産業鍊、供應鍊相關的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融于一爐。直觀的表現上，很多時候我們講的是信息技術創新的應用，但是支撐它的制度創新、管理創新融合進去，才能達到一個高質量發展。

第七條，是要強調金融市場的創新。金融的供給側改革，我認為最概括地講，是要使中國的金融機構和金融産品進一步地多樣化，也就是說要破除現在還存在的不當的過度壟斷。這裡面非常值得看重的一項，是供應鍊金融創新發展：在整個供應鍊上，有些有影響的“核心企業”、比較成功的企業，它們相對容易得到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融資支持，但是它上下遊聯系着的很多小微企業，單獨來看，基本無望得到銀行貸款等這些融資支持，但是如果一起納入一個供應鍊金融的體系，核心企業和它有相對穩定的前後連接關系的小微企業之間，供應鍊金融的作用是核心企業給它這些供應鍊上的小微企業增信，使他們得到原來不可能得到的融資支持。這樣大家一起共赢、共同發展尋求共榮。這種供應鍊金融，在技術形式上有很多的創新，在很多的業務方面，還要進一步總結經驗，把握各種各樣精細化管理的要領，但是把握住這個發展方向，顯然是非常有現實意義的。

最後第八條，在管理層面，我覺得我們的業界一定要借鑒國際經驗，加強供應鍊金融時代的所謂“4R”管理，即英文的快速反應(Responsiveness)，可靠性(reliability)，彈性(Resilience)，還有相互關系(Relationships)。外國人總結的“4R”，給我們理念上的啟示，是要對接到中國實際場景中間我們的管理創新實踐，結合我們自己的經驗積累，采用它合理的内核，來打造我們供應鍊管理更高水平的新境界、力求達到高質量發展。

這些不成熟的看法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财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财政部财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财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後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财稅》、《财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