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界有“京派”“海派”之說。伶界在“海派”之外還有“外江”一詞，就筆者所見文獻分析判斷，伶界的“外江”大概早于“海派”。

海派與外江

伶界的“海派”是相對“京派”而言的。所謂京派，即為北京當地一派，也叫京朝派，特點是程式缜密，繩墨嚴京謹，幹淨老到，大器而少花哨。“海派”的“海”，有泛濫無邊的字義，它不一定是上海之地域概念。舊京在人力洋車出現之前，客運工具主要是“轎車”和轎子，所謂轎車就是騾車。當時京城繁華樞紐之地均設有“站口兒”，就是現在的車站。比如西單牌樓，東四牌樓，前門樓子等地都是站口兒。搭車的客人在站口兒等車，趕車的車夫在站口停車，此為舊京的一條規矩。有些車夫時常不按站口兒停靠，京師人就管他們叫“跑海”，意指其任意而為不守規矩。從邏輯上分析推斷，“海派”一詞不應該是滬上本地人所發明。多半出自非滬人之口，很可能就是京師人。緣于京城有“跑海”一說，又及滬上伶界劇藝不墨守成規，任意一角兒，或行頭或唱念或身段或切末均可随意添加，這在京師伶人眼裡即為不守規矩，與那些“跑海”的騾車把式路數類似，故而生出“海派”一說。

“外江”一詞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即已出現，有該年廣州瓊華會館《外江梨園會館碑記》為證。當時京劇尚未形成，此碑記中的“外江”是指長江流域的徽，漢，川等地戲班兒。坊間說“外江”是“外港”訛音，其含義始于廣州。早年廣州有七十二行，凡不是出自七十二行者，即視其為“外港”（音剛）。後廣州伶界大概受到商界“外港”啟發，遂把外省戲班兒也稱作“外江”。

京師有“本家”“外家”之說。光緒朝，慈禧太後在内廷升平署之外另扮小戲班兒，叫“普天同慶”，又稱“本家”。内廷演戲檔案文牍有“府”“外”“本”之分，“府”即生平署（早先叫南府）所轄戲班兒；“外”是外面京師戲班兒；“本”即帝後私人的“普天同慶”小班兒。

舊京伶界也有“本家兒”一說，意指内行。凡打小兒在毯子上練功，身段工架邊式工穩，尺寸準确規矩，即稱作“本家兒玩意兒”。内行把在沙土地上練功，笨拙沒準頭兒而不合規矩者都謂之“外江”。當然所謂規矩是以“京派”為準繩。而“京派”的規矩與内廷不無關系，由此或可視為官方正宗标準。就京劇而言，滬上是京師之外的最大碼頭，兩地劇藝風格确有差别。如此，有人就把“海派”之“海”釋為上海。這種解釋從“海派”劇藝風格上看似不離大譜兒，但“海”字的肇事淵源與始末根由似仍須詳考。魯迅先生在其《“京派”與“海派”》一文說，“京派”不都是北京人，“海派”亦不都是上海人。當然他談的是文學領域。在魯迅先生眼裡，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他認為北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之說法“大體是的确的”（《北人與南人》）。

楊寶忠之《打鼓罵曹》

筆者把對傳統京劇持批判态度且不大看戲的魯迅先生扯進來，是想說明“京派”“海派”之分不僅限于伶界。同時也盼各界方家能考據出“海派”一詞的相關确論。

“外江”一詞雖最早見于廣州，但這個詞後來與“海派”大都出自京師人之口。“外江”語義更寬泛些，凡不符合“京派”規矩的外省劇藝都叫“外江”。“海派”則逐漸演變為專指上海的劇藝。這兩個詞意大體相同，均指劇藝不合京派規矩，或者說不合“京劇”的規矩。在舊京戲眼裡，“海派”“外江”不顧規矩繩墨，添枝加葉的演法若在京師必獲倒彩，且演員從此于京再無法立足。而滬人喜歡喜新奇，節外生枝的演法可大行其道。過去有人誇張地說，上海南京路建了座新茅房，滬人都得排三天大隊去看熱鬧，可見滬上之喜新。但這些成見滬上伶界内外兩行大概不予認可，尤其下層底包對“京派”多不服氣。滬上伶界管京角兒有個專門詞彙叫“京棒槌”，棒槌者，一竅不通之實心兒木頭之謂，話也不大好聽。

載自《舊京伶界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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