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在周都洛邑，一位從魯國趕來的年輕人向一位老者讨教關于禮制的問題，老者回答說：“你問的那些人，骨頭都已腐爛，隻剩下言論。英雄人物遇到可以施展抱負的機會，立即獻身。沒有這種機會時，不必勉強追求。我聽說真正的富商大戶。在表面反而絕不張揚财富；有大德之人，表面上反而大智若愚。所以，你應該少一些驕狂之氣、去除渴望建功立業的多欲之心，更要少一些試圖改造這個世界的幻想。所有這一切的功名利祿之念，都是于身心無益的。我所能告訴你的就這些了。”年輕人拜謝而去，後來對他的學生形容老者淵博的學識與深邃的思想如同神龍見首不見尾一樣。這個年輕人就是孔子，老者是周王室圖書館管理員李耳，被後人稱為老子。這次會見之後，中國古代思想史迎來了空前絕後的黃金時代——百家争鳴。

孔子問禮于老子

道家

道家的老子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人，他的五千言的《道德經》中所表述的道既是對原始信仰與質樸天命論的系統總結，也是後來各家學說的發源之處。儒家的仁德、墨家的兼愛非攻、法家的律令遵從、陰陽家的五行相生相克、名家的邏輯辯證……我們都可以從中看到道無處不在的影子。

準确地說道家思想來源于周公制禮樂之前，這一時期的社會制度還很不完善，統治者對民衆的管理非常有限，在管理範圍之外就采取了放任态度，即無為而治。另一方面，當時的生産力也非常低下，還無法有效地對抗自然災害。既然無力對抗自然，不如遵從自然。于是人們就觀察記錄自然規律，做到有備無患，甚至利用一些自然規律化不利為有利。比如在森林火災燒出的平地耕種，厚厚的灰燼通過了長足的養分。

從此可以看出，無為而治并不是一味地放任，遵從自然也不是一味的順從，都是有原則的。先有為而後才無為。所以老子的思想既不是儒家的入世，也不是佛家的避世。他不認同周公用禮制規範人的一言一行，但也不主張完全不管不顧。他提倡遵從自然，但不是讓人在自然災害面前無條件投降。

老子騎牛出關

要深入體會老子的思想，首先要了解老子所處的時代。春秋時期諸侯相争，天下大亂。他的思想對于平息紛争，使各國人民安居樂業也不失為一種方法。隻不過在當時看來太過于理想化，他自己也認識到自己的思想在當時是無用武之地了。與年輕氣盛的孔子相比，他已經垂垂老矣。或許是出于無奈，或許是看破了一切。總之，他選擇了退。從他對孔子問禮的回答也可以看出他對天下亂世已然撒手不管，對于孔子以禮匡扶天下也并不支持。确實有一些消極避世的嫌疑，但我們不能以其中有消極避世的因素就全盤否定老子的思想。

在孔子問禮後的某一天，老子厭倦了天下亂世，獨自一人騎青牛西去。函谷關的關令尹喜望見紫氣東來，知有貴人将至，不久老子即乘青牛而來。尹喜便強留老子，好生招待，請求老子說：“先生就要遁世隐去了，就為我著書以傳後世吧。”老子覺得道無處不在，難以用文字表述，一再謝絕。最終經不住尹喜的軟磨硬泡，留下五千言的《道德經》出關而去，從此不知所終。老子隐去之後，孔子開始了踐行他“以禮治天下”的政治理想。

儒家

孔子的思想主要有兩部分——禮和仁。春秋末期，周天子不但成了擺設，各諸侯國國君也被卿大夫架空，卿大夫又被自己的家臣架空。卿大夫和家臣不但在權力上架空上級，在禮樂規格上也開始僭越。在掙脫禮制的牢籠後，權力争鬥越來越殘酷頻繁，攪得社會動蕩不安。于是孔子打出恢複周禮的旗号，意圖重建穩定的社會秩序。

仁是禮的内核，禮即禮制，是仁所要求的外在規範，是用以踐行和維護仁的秩序。仁即仁德，是發于内心的。一個人完美地踐行了禮制，卻并不一定可以确認在他内心深處是否真的出于仁德而從禮。仁與禮的關系就和德與法的關系一樣，将道德中的部分内容加以強制化就形成了法律，在仁的基礎上對部分行為進行具體規範就成了外在形式的禮。

孔子

準确地說禮隻是仁的一種表現形式，孔子要恢複周禮的重點不是恢複禮的表面形式，而是要弘揚禮制内在的仁，主張對所有人齊之以禮，打破禮不下庶人的局限。《論語·八佾》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即沒有仁愛精神，便無法繼承和發揚禮樂。《論語·陽貨》他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禮呀禮呀！說的是玉帛嗎？樂啊樂啊！說的是鐘鼓嗎？”。孔子認為沒有仁作為内在的禮樂是空洞的、虛浮的，不能稱之為禮樂。從這也可以看出孔子更看重的是禮内在的仁，而不是迂腐于表面。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51歲的孔子被魯國國君任命為中都宰。孔子終于等來了實現理想抱負的機會，在治理中都（今汶上縣）時他勤勤懇懇、兢兢業業。通過一年的努力，孔子将中都治理得井井有條，政績十分顯著。一年後，因政績突出，孔子由中都宰升為司空。魯定公十一年（公元前503年），孔子升任大司寇，攝相事，三個月後，魯國大治。

然而，由于孔子推行削弱卿大夫的政策，遭到了魯國權臣季桓子的排擠。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後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卻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桓子不想再任用他了。第二年，為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帶領弟子離開魯國，開始了外出遊說生涯，

孔子周遊列國

孔子從魯國出發後，大緻走了衛國、曹國、宋國、齊國、鄭國、晉國、陳國、蔡國、楚國等地。在颠沛流離中，孔子向各國君主宣揚自己的治國理念。然而，當時的諸侯們更關心的是如何集聚更多的資源和力量，如何消滅敵人，開疆拓土。孔子提出的尊王崇禮、德政惠民的仁政在亂世中根本沒有市場，失敗已是必然。

到了戰國時代，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子與荀子。孟子在孔子仁政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

孟子所處的時代距離孔子故去已有一百多年，禮樂更為淡薄，可能連孟子都摸不清繁瑣的禮樂制度。所以孟子的思想側重于仁而輕于禮，對表面形式上的禮不再苛求，重點關注内心的仁。孔子希望用禮來恢複社會秩序，進而推行仁政教化，達到大同世界。而孟子則單刀直入，不再以禮作為仁的媒介，直擊藏于人心深處的仁。

相比于抽象、繁瑣的禮，實實在在，能切身感受到的人性更容易為人理解和接受。就像教育小孩一樣，你跟他講文明禮讓，他不明就裡。但如果你跟他講，當别的小朋友搶你的東西，打你罵你的時候，你心裡是什麼滋味。他可能就明白文明禮讓的意義了。

孟子從人性的角度闡釋仁，是儒學的一大進步。然而戰國是一個功利的時代，在利益面前，人性是經不起考驗的。孟子拜見梁惠王，梁惠王一開口就說：“老頭，你不遠千裡而來，一定是有什麼對我的國家有利的高見吧？”孟子回答說：“大王！何必說利呢？隻要說仁義就行了。”接着又論述國家上上下下互相争奪利益的危害。但梁惠王聽不進去，即使聽進去了也沒什麼用。大家都在争利，你不争就隻有落後挨打的份。大約在45歲之前，孟子開始周遊列國希望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然而，和孔子一樣，孟子窮極一生都未能得到施展抱負的機會。

孟子見梁惠王

晚于孟子的荀子是儒家的又一位代表人物，也是一位由儒入法的思想家。荀子擺脫了儒家理想化的局限，提出更契合實際的法家思想。孔子、孟子主張君王要效法古代聖明君王的言行﹑制度，以德治使天下歸服。而荀子主張要根據實際情況建立起與時俱進的制度去踐行仁政，可以用德治懷柔，也可以用刑名律法。隻要執政核心是仁德，而且确實可以達到長治久安的效果，就是可取的。

荀子融合儒、法的政治學說是相對中肯的，較之于孔孟之道，更能适應社會形勢的發展。相比于法家隻強調嚴刑峻法，更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維護國家穩定。是一條儒法合流、内儒外法的中間路線。不過他的兩個學生跑偏了。其學生韓非、李斯偏法輕儒。棄禮義重法典，成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就當時的形勢而言，由儒到法非個人之見，而是勢在必然。

墨家

墨家在先秦時期與儒家并稱“顯學”。主要思想是“兼愛”、“非攻”。“兼愛”就是平等博愛的意思，墨子認為社會上出現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的現象，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緻。而天下人不相愛的原因就是儒家的親疏貴賤之别，這一點恰好與孟子相反。孟子講一個人對親友有情有義才能對天下有仁愛之心。墨子講，正是人們知道對親友有情有義，才變得自私自利，相互争奪。平等廣泛的兼愛才是大道。

以兼愛為理論基礎，墨子一手創建了墨家。墨家是一個有嚴密組織紀律的團體，墨家的成員都稱為“墨者”，穿短衣草鞋，參加勞動，以吃苦為高尚。反對奢侈浪費，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所有墨者都要平等相待，有困難就要相互幫助。做官的墨者要捐獻俸祿，救濟那些窮困無依的人，還要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就甯可辭職。墨家最高領袖稱為巨子，下代巨子由上一代巨子選拔賢者接任。所有墨者都服從巨子的指揮，甚至可以“赴湯蹈火，死不旋踵”。把維護公理和道義當做義不容辭的事。

“非攻”是特指反對當時的“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的掠奪性戰争。墨子以是否兼愛為依據，把戰争嚴格區分為“誅”（誅無道）和“攻”（攻無罪），即正義與非正義兩類。“兼愛天下之百姓”的戰争，如禹攻三苗、商湯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幫助，是正義戰争。反之，大攻小，強淩弱，衆暴寡，“兼惡天下之百姓”的戰争。是非正義的。

從“非攻”出發，《墨子》論述了作為弱小國家如何積極防禦的問題。墨子深知，光講道理，大國君主是不會放棄戰争的，因而主張以積極防禦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戰争。這些研究防禦作戰的論述，集中在《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個以城池防守為核心的防禦理論體系“墨守”。 墨子出身農民，學過木工，動手能力極強。還創立了以幾何學、物理學、光學等一整套科學理論，被稱為“科聖”。因而墨家十分善于打造守城器械，輔助“墨守”。

墨子與魯班演示作戰

魯班替楚國造雲梯這類攻城的器械，将要用它來攻打宋國。墨子聽到這個消息後，從魯國出發，行走了十天十夜才到達郢都。見到楚王後，墨子解下腰帶，圍作一座城的樣子，用小木片作為守備的器械，與魯班來了一場現場攻防戰表演。魯班使出了各種攻城用的巧妙器械，都被墨子化解。魯班攻戰用的器械用盡了，墨子的守禦戰術還有餘，最終迫使楚王放棄了伐宋。

“兼愛”和“非攻”都是站在平民的立場上提出來的，所以受到了廣大底層群衆的熱烈歡迎，但也惹惱了統治者。先秦諸子中，法家、兵家、縱橫家是完全以統治者的利益為中心的，因而最吃香。儒家雖然以民為本，但依舊是站在統治者的觀點上來看待社會問題。對統治者的地位給以肯定和維護，所以雖然政見思想雖然不受待見，但孔子、孟子在周遊列國時依舊受到了各國君主的禮遇。而墨子是另立新說，完全否定現有的尊卑貴賤等級，提倡地位平等。又反對一切特權階級的奢侈浪費，主張财富均分。并在各地聚衆講學，以激烈的言辭抨擊儒家禮制和各諸侯國的暴政。所以墨家學派最不受各國君主待見。在列國割據的亂世，墨家還能在夾縫中生存，一旦天下一統，獨立于政府之外的墨家勢必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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