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騎手揭露行業内幕?外賣騎手“個體戶化”再引熱議9月17日，公益機構北京緻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發布《外賣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下稱《外賣用工報告》），報告中指出，目前全國有超過190萬家經營範圍包含外賣遞送服務的個體工商戶，具體而言，通過靈活用工平台“好活”注冊的疑似騎手個體戶最多，高達 81.40 萬; 通過“訂個活” 注冊的次之，也達 49.86 萬，此外，平潭達順、薪起程等靈活用工平台的疑似騎手個體戶數量也均過萬，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外賣騎手揭露行業内幕?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外賣騎手揭露行業内幕

外賣騎手“個體戶化”再引熱議。

9月17日，公益機構北京緻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發布《外賣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下稱《外賣用工報告》），報告中指出，目前全國有超過190萬家經營範圍包含外賣遞送服務的個體工商戶，具體而言，通過靈活用工平台“好活”注冊的疑似騎手個體戶最多，高達 81.40 萬; 通過“訂個活” 注冊的次之，也達 49.86 萬，此外，平潭達順、薪起程等靈活用工平台的疑似騎手個體戶數量也均過萬。

緻誠中心研究員徐淼說，外賣騎手變成個體戶是外賣平台和靈活用工平台的共同安排，目的是逃避雇主責任，“注冊為個體戶的作用通常是避稅、避社保”。但在我國法律框架下，一旦騎手成為“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個體工商戶，就意味着失去了“勞動者”主體資格，不再可能受到勞動法的保護。

騎手用工模式轉變：

被擠壓的用工成本

随着外賣平台規模的急劇擴張，騎手的用工模式也在不斷演進。按照外賣平台的發展時間線，“緻誠中心”整理出外賣平台上的3大類：一種是餐館自行雇傭外賣員進行配送、外賣平台直接雇傭或偶爾勞動派遣的“正規軍”傳統模式；一種是通過外賣平台或衆包服務公司招募“接單自由、可在多平台兼職工作”的衆包騎手模式，而衆包服務公司則負為騎手責簽訂協議、支付報酬、購買保險，相當于外賣平台與騎手之間的一道“防火牆”。據緻誠中心研究，這一模式的出現使得外賣平台節省了約40%的成本（包括社保成本和法律風險），從此坐穩了“講究輕資産，追求高毛利和邊際效應”的互聯網平台方地位。

随後，配送商在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的雙重重壓之下也開始向外“甩鍋”，将業務“轉包”或“分包”，從而形成外賣平台聯合多家公司對騎手進行共同管理的網絡狀外包模式。而配送商市場在上遊壟斷外賣平台的擠壓下變形到極緻的産物便是配合靈活用工平台将專送騎手注冊為個體工商戶，這便是第三種模式——“專送模式”，這也意味着，上遊外賣平台和中遊配送商向外剝離的人力成本、層層區隔的用工風險最終全部落到了下遊作為個體工商戶的專送騎手自己身上。

勞動關系轉變：

被轉嫁給騎手的風險

徐淼介紹，個體工商戶具有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性質，決定了其無法受到《勞動法》保護，故經此設計，上遊外賣平台和中遊配送商向外剝離的人力成本、層層區隔的用工風險最終全部落到了下遊作為個體工商戶的專送騎手身上，即便按現行法律，騎手尋求勞動仲裁等司法救濟時也将遇到困難。

為全面掌握外賣平台用工模式的演進以及騎手在不同模式下勞動權益保障的真實狀況，緻誠中心檢索了與外賣平台騎手認定勞動關系相關的幾乎所有司法判決共3277份。在此基礎上對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五年多時間内的1907份有效判決進行了研究，并得出結論。其中報告指出，“專送模式”下騎手勞動關系認定出現明顯困難，在外賣平台由直營轉為“專送模式”後，專送騎手認定勞動關系的比例從100%降至58.62%；而外賣平台轉為外包後，被認定為用人單位的概率從100%驟降至0.32%，到“個體戶“模式時則降為0。

與此同時，配送商市場在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的雙重重壓下也變得脆弱不堪。報告指出，目前全國有上千家配送商，他們的主要角色是承擔外賣平台擴張過程中極力甩掉的騎手人力成本并起到法律“防火牆”的作用，然而配送商從外賣平台“承包”配送業務所得的利潤與其作為“背鍋俠”所應負擔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極不相稱，這一方面導緻配送商市場逐漸産生畸變，即配送商退化成從中抽傭賺錢的“二道販子”，不與專送騎手建立正式的勞動關系從而逃避社保繳納義務；另一方面導緻配送商市場極其脆弱，騎手權益受到侵害或騎手侵害第三人時，配送商無力承擔相應的賠付義務。

緻誠中心從有效判決中，可以提取出與美團、餓了麼等外賣平台合作的配送商/衆包服務公司共1002家，其中在904家有注冊資本數據的配送商/衆包服務公司中，84家（9.29%）配送商/衆包服務公司的注冊資本低于50萬人民币，554家（61.28%）配送商/衆包服務公司未進行資本實繳。此外，已有163家（16.27%）配送商/衆包服務公司的經營狀态顯示為注銷或吊銷。

“外賣平台用工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平台經濟有沒有勞動關系？誰來承擔雇主責任？雇主責任誰來承擔，這個問題和平台經濟的用工現狀直接相關。目前，平台用工的特點和傳統企業顯然不同，概括起來就是去勞動關系化，通過個體工商戶注冊，讓勞動者變成獨立的小個體工商戶；另一個勞動關系上的特點就是雇主隐身化、雇主分散化：勞動者找不到誰是雇主，這就造成了平台經濟沒有勞動關系的假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常凱教授說。

系統之外：

騎手勞動權益如何失守？

那麼騎手的身份是如何實現轉換的？以靈活用工平台“好活”為例，專送騎手隻要上傳身份證和銀行卡照片，以及由本人錄一段視頻，即可在數日内獲得電子營業執照，變身個體工商戶。但是目前，我國的靈活用工平台缺乏監管。

《報告》指出，目前不少配送商與靈活用工平台合作，打着“靈活用工”的幌子将專送騎手注冊為個體工商戶，目的是為了規避日常稅務和社保成本，同時降低用工風險。且專送騎手在注冊成為個體工商戶的過程中存在大量瑕疵，配送商往往以發工資、少交稅為由，誘導騎手提交身份證、拍攝視頻，進行缺乏其真實意思表示的個體工商戶注冊。在大多數情況下，衆多騎手對自己被注冊成個體工商戶的過程與事實毫不知曉，也并不理解自己所簽協議的具體内容。

不僅如此，騎手在勞動過程中由外賣平台收集的個人信息和數據未得到充分保護，存在被删除、被洩露的情況。尤其是騎手無法查閱或複制外賣平台在其勞動過程中收集的各種個人信息，因此，當騎手與外賣平台或配送商/衆包服務公司發生糾紛時，相關重要數據（例如跑單記錄、工資薪金等）會無故消失，這不但侵犯了騎手的個人信息權益，還給準備訴訟的騎手造成極大的取證困難。此外，騎手的工資薪金個稅扣繳義務人信息中出現其他無關公司，而騎手對于其個人信息被分享一事既不知情、也未作出明示同意。

而據統計，目前全國共有超過 190 萬家經營範圍包含外賣遞送服務的個體工商戶，具體而言，通過靈活用工平台“好活”注冊疑似騎手個體戶最多，高達 81.40 萬; “訂個活” 次之，數量達 49.86 萬，此外，平潭達順、薪起程等靈活用工平台上的疑似騎手個體戶數量也均過萬。《報告》還顯示，疑似騎手個體戶的注冊地明顯呈現出集中分布的狀态。其中在江蘇注冊的數量遙遙領先，高達 118.11 萬；貴州、廣西的注冊數量也分别達到 21.03萬、14.21萬。

專家建議：

盡快完善勞動法和社會保險法

為了更好保障勞動者權益，國家目前也正在不斷推進。2021年7月，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部門發布了《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态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9月10日，國家四部門專門約談了美團、餓了麼等10家大型平台用工企業。

9月14日，頭部外賣平台美團發布一則說明，稱在9月8日即面向1103家外賣合作商發出倡議，明确提出嚴禁誘導和強迫騎手注冊成個體工商戶以規避用工責任的要求，并于當日再次向所有合作商發送《關于禁止要求騎手注冊注冊個體工商戶的通知》。

對此，緻誠中心主任佟麗華也建議，盡快修改勞動合同法和社會保險法。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現在各個地方對降低社保費率的政策并不一緻，這種情況下應由國家法律來規定統一的社會保險制度。同時，佟麗華還建議，要明确平台企業的用工主體責任。“平台是用工的規則制定者，平台通過算法和數字化的管理，對騎手進行了實時的管理和監督，平台也是平台用工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掌握着全部的數據，但将用工的主體責任抛給别人，這是權責利不統一的。”佟麗華認為，平台可以通過協議的方式，把相關責任分配給其他的合作公司，但在這個過程當中，平台依然要承擔主體責任。（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 程依倫）

來源： 大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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