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道貴德·修己安人
怎麼樣才能夠止于至善呢?我們提出三點,請大家指教。
第一點,凡事求合理。中國不是凡事求合法的國家,西方人是一切依法辦理,我們為什麼不照西方的樣子?很簡單,因為法是死的,它動不了,它沒有辦法配合環境的變化。你說可以修法,當然可以,但修法要經過很漫長的時間,永遠趕不上現實的變化。理是随時在動,理在哪裡?理在你的心中。法在哪裡?法在文字上,所以中國人不是不守法,我們沒有不守法的人,我們隻做一件事情: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内,衡情論理,合理解決。就這一句話,沒有一個人例外,我們一向都是這麼做的,隻是我們說不出來而已。不管你從事什麼行業,不管你在多高多低的職位,你做什麼事情,你敢不敢把法令調出來依法辦理?那後遺症太嚴重了,而且辦不通。所以你要把法律法規擺在這裡,就要開始想,情理何在,衡情論理,找到此時、此地、此人、此事。這個彈性有多大!所以外國人老批評我們執法不嚴,個别差異這麼大。本來執法就不可能嚴,怎麼可能嚴?大家去看看,凡是執法非常嚴的人,後果怎麼樣?就是衆叛親離,沒有人服氣的。
《易經》告訴我們,當皇帝親自帶兵出戰的時候,表現最好的幾乎都是小人。你是不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是君子一般都很有原則,執法必嚴,不管你是皇帝帶出來的,還是大将帶出來,還是别的什麼人帶出來的,他不管,該打就打,該做就做。小人是就不一樣了,小人一看皇帝親自帶兵了,就想了:我晚上不能睡覺啊,我要全力以赴,我要表現比誰都好啊……那不是小人是什麼?皇帝如果賞罰分明,最後就被小人所包圍了,因為每次都是小人表現得最好,一回朝,小人升官,最後就像《水浒傳》所描述的,皇帝心裡頭很清楚,壞蛋就他們幾個,但就是拿他們沒有辦法。有什麼辦法呢?隻好委屈宋江這些忠義之士。
賞罰分明在我們聽起來,好像是天經地義的,其實這種想法比較淺了一點。《易經》給我們的解決方法真是太好了:你是皇帝,打仗回來你要論功行賞,沒有問題,但是你心裡要知道,他是君子,你升他的官;他是小人,你就隻給他錢,多給些也沒問題,但千萬不能升他的官。這樣各方面的問題就都解決了,這個就叫做因人、因地、因事而不同,這才是正道。西方講的所謂賞罰分明,其實到最後是什麼樣,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要不然怎麼會搞成現在這個狀況呢?
第二個,要随時調整。求合理,還不夠,必須加上一句話,叫做随時調整。為什麼要随時調整呢?因為凡事都是随時在變動的。法是死的,理是活的,依法辦理的人,就是不負責任的人,就是不動腦筋的人,就是辦公的人,隻求自己不犯錯,不管别人死活,可是我們不要這樣的人。我們要衡情論理,能夠根據每個人不同的狀況,給他最合适的處治。當然很多人會覺得這是出于私心,但那是他的事,我們隻求問心無愧。如果一切都按照法律去辦,會損失多少人才,會折殺多少忠臣,會招來多少的怨恨?這個才值得大家好好去想一想,不是嘴巴講講那麼容易,依法辦理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絕無此事!
既然依法辦理解決不了問題,我們是不是每一樣事情都要個案處理?那也不對,那就太過分了。那怎麼辦呢?我們這三句話是自古以來都在用的:權不離經,權不損人,權不多用。
第一句,權不離經。
就是不管怎麼變,都不能離開基本原則。賞罰分明是一個經,一定要賞罰分明,但是怎麼賞,那是不一樣的。對于君子,要賞他比較長遠的,比如升官,讓他可以繼續為你分憂;而對于小人,要賞他短暫的,可以給錢但不升他的官,就一次投放,這樣有所差别,有所分辨就對了。這樣做一點也不違法,但是要完全按照法規,那也不可能,因為死守規矩的人就是不知應變的。
經,我們今天都很熟悉,就是經常的意思,代表的是常則,是不可變的,在人來說,那就是人做事的基本原則。一個人如果變到連基本原則都沒有,那他就亂了套了;如果隻有一個原則,“我就是這樣”,那要麼是腦筋不夠用,要麼就是不用腦筋。萬變不離其宗,就表示有宗,但是還是要變的。
第二句,權不損人。
你看我不損人,雖然你有功勞,但是我也知道你是小人,這個我知道,可是我還是給你重賞,賞什麼?賞金錢,因為你會這樣做,不過是貪金錢而已,我們沒有損害你,可是我更沒有損害那些忠良的人,因為我給忠良的是比較長久的東西,給小人的是短暫的東西。君子心裡也應該有數,不能看到别人獲利多,好處多,心裡就動搖,那就變小人了。那我也可以給你錢,把你的官貶回來,你自己選擇。
第三句,權不多用。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一直存有這樣一個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鼓勵你要變,然後馬上另一方面告訴你不能亂變,不能常常變,常常變就沒有規矩。為什麼會這樣呢?剛推你出去,馬上又把你拉回來,把你拉回來的時候,又馬上把你推出去;當他說支持你的時候,他是随時會撒手不管的,這才叫一陰一陽之謂道。我支持你,你好好幹,下面那一句話就是,隻要你不好好幹,我手就縮回來了。我越支持你,你攀得越高,我一縮回來,你就摔得越重,所以爬的越高的人,摔的越慘。聽起來好像這個很絕情,但本來就應該這樣,我為什麼要無條件支持你?我支持你就是要你憑良心,好好幹,你不要拖累我——我覺得這都很正常——我支持你,你把我搞垮了,那我算什麼?我支持你,結果你危害社會,那我支持你幹什麼呢?所以有些人覺得中國人很奸詐,講話不算數,又是兩面人什麼的,那都是小人的心态,那不是君子的度量。
第三個,要使民以時。我們凡事求合理,就必須要随時調整,随時調整就一定要堅守原則,這些就是要動态的,缺一不可。現在一般人隻講到一邊,隻講要依法辦理,那就完了。隻講要因人制宜,那也完了,依法辦理和因人制宜是連在一起的,所以要使民以時。那個“時”非常重要,老百姓在忙的時候,你少去幹擾他,老百姓比較正常了,你就慢慢去要求他,那個“時”是一切的根本。
其實《易經》裡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這個“時”,孔子讀《易經》,他的心得隻有四個字,叫做“時也,命也”。那個時一到,一切都自然而然了。你看春天一到,草木皆發,它要努力幹什麼?可是時間沒有到,再怎麼努力也沒有用的。為什麼我們說時來運就轉呢?因為運本來就會轉的。什麼時候轉?時來了就轉了,時不來轉什麼?時不來就用守,時來就要轉。但是很多人隻會把時看成西方的timing,時哪有那麼簡單,隻是個timing而已?沒有那麼簡單。
時包括的内容很豐富。我們随便拿一個人來講,有時間沒有時間,到底用什麼來判定?不知道。我是當過兵的人,時間這一點,我最清楚了。總司令部說九點集合,因為他體諒大家,九點集合就夠了,那麼早來幹什麼?然後師部馬上說,八點要集合完畢。他保護他自己,他管你死活?再下面一級,要七點集合,最後你的執行官宣布:明天早晨六點起床,六點半集合完畢。等到了九點鐘,大家都精疲力竭,累個半死。這是事實,誰錯?我不知道誰錯,但是每一層都不了解下面在幹什麼。其實長官經常是被部屬害死的,這就我們平常所講的,拿着雞毛當令箭。自古以來,我們都知道,大官好相處,反而小官是很難纏的,就是每一個人隻知道保護自己,不在乎别人,就這麼一個原因而已。但是那為什麼中國人老這樣呢?很簡單,因為這都是痛苦當中得來的經驗。真的一切照規定,每一行,每一階層都倒黴。
當然,大家可以說,當兵歸當兵,我們一般的老百姓歸老百姓。是有點不同,因為各有不同的分,但是老百姓其實也一樣。你跟老百姓講道理,他不聽的,我們常常講,要把政策告訴老百姓,要告訴他為什麼要這樣做,要跟他講道理。那是讀書人的見解,實際上是完全沒有用的,誰管你?沒人理睬你。這裡面有很多方法,隻要這些方法不管用的話,你是徒勞無功的。使民以時,這個時的内涵是非常豐富,我們會找時間好好分析一下,在這裡我們隻提醒大家,每一個人都要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我們現在流行一句話,說年輕不可留白,傳來傳去,所以很多年輕人整天忙這個忙那個,一點空白都不要的,就是受這句話的害。年輕怎麼可以不留白呢?年輕人不能空白,一定要留白。你總要留下10幾分鐘時間換換衣服吧?你總要留下30分鐘自己反省反省一天的事情吧?你是不是太愛别人了,以至于不愛自己呢?那又何必呢?年輕一定要留白,你才有調整、反省、改善的一點點時間。整天忙着為老百姓服務的人,也應該留下一點時間,跟家人相處,為家人也盡一點責任,這才是中華文化裡面很難翻譯成西方語言的兩個字,叫做兼顧。
兼顧是了不起的,西方人是不懂什麼叫兼顧的,所以西方人告訴你,做事情要專心,要專心一意地做事,其實我也不以為然。中國人從小就是一心多用的,他為什麼要專心呢?在西方,你去郵政局寄信,隻要前面那個人沒完沒了在那兒羅嗦,你在後面隻有幹等,你一點辦法都沒有,這算什麼效率?在中國,你跟我羅嗦,我會叫下面那個人:“你先來,我替你辦。”我邊辦邊聽你的,不可以嗎?為什麼要等你辦完呢?你跟我講半個小時,我怎麼辦?那後邊的人就活該倒黴嗎?我随時可以舉很多例子。專心一意,完全是在自欺欺人。
彈性應用,一心多用,我們從小就這樣——我講話很不客氣——隻不過一進了學校,就被老師給搞呆了。要這樣的教育幹什麼?你看我們小孩子在寫作業,隻要外面有人賣煎餅,他聽到了,他就會要家長給他買一份,他随時可以,作業可以回頭再做。媽媽說他不對,他說:“媽,不是我,是弟弟。”不是他?他哪個沒有聽到?他幹那麼專心幹什麼?中國人從小就懂得一心多用,随時間。一個靈活的人,耳聽八方,眼觀四面,因為眼睛是比較有限的,眼睛不如耳朵。我常跟小孩子說:“你看過鈔票沒有。”他說:“當然看過。”我說:“鈔票有幾面呢?”他說有兩面。鈔票隻有兩面?鈔票有三面,怎麼會兩面呢?兩面的鈔票還能用嗎?那個厚度不算嗎?那不算還叫什麼鈔票?就是一般人太專心了,所以搞得外面的事情照顧不過來。
講來講去,不管怎麼說,親民是《大學》的核心,要為人民服務,一定要把親民牢牢地放在自己的心上,所以我們下一次就要來談,親民才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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