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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劉勰寫的《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重要理論著作。《文心雕龍》成書的時間，史料無明确記載，據《文心雕龍·序志》中的材料推測，大緻是南齊末年(公元498年左右)，劉勰在定林寺借住時所寫。

在《序志》中，劉勰談到了《文心雕龍》的寫作目的，一是不滿于當時文壇創作缺少真實情感，一味追求詞藻華美的形式主義文風，希望借寫《文心雕龍》有所矯正；于是為了彌補前代文學理論批評著作的不足，做到“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文心雕龍》總結了先秦以來文學創作的經驗，又繼承和發展了先秦以來文學理論批評的成果，從文學的本質論、創作論、文體論、因革論、批評論、修辭學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藝觀點，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就其論述問題之廣，體系之嚴整而言，不但是前無古人，甚至可以說後乏來者。

《文心雕龍》全書共50篇，大緻可作如下分類：

從第一篇《原道》到第五篇《辯騷》是全書的總論，包含了劉勰對文學的基本看法。

劉勰認為，“道”是文學的本源，它通過天文、地文、人文表現出來，但對道的認識、解釋隻有聖人才能做到。聖人的言論、文章，就是道的體現。因此，要認識道，就必須以聖人為師，研學聖人的著作即儒家經典。這就是劉勰提出的“原道、征聖、宗經”的含義。《正緯》、《辯騷》分别對緯書和楚辭作了辯訂，指出緯書不可信，但有助文章寫作；《離騷》等楚辭是儒家經典《詩經》的支流和變種，可以參照。這是《文心雕龍》的理論核心，所以《序志》稱為“文之樞紐。”

第六篇《明詩》到第二十六篇《書記》是文體論部分，分别讨論了詩賦、銘箴、哀吊、史傳、章表等30多種文體，總分為文、筆兩大類。劉勰對各種文體的起源和流變作了探讨，解釋其名稱與特征，指出寫作方法，并且評述了各家各體作品的優劣。這既總結了前人的創作經驗，又為建立《文心雕龍》的創作論打下了基礎。

第二十六篇《神思》到第四十九篇《程器》是《文心雕龍》的創作論和批評論，是全書最有創見和價值的部分。劉勰把這一部分看作《文心雕龍》的下篇，中心是“剖情析采”，論及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構思、風格、通變、修辭、批評等問題。

《神思》篇集中論述了構思中的形象思維、藝術想象，指出想象是自由的心理活動，是主客體的融合，受作家思想感情、語言文字能力的支配，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等。

《情采》篇集中論述了内容與形式、情志與言辭的關系，指出“情”和“采”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其中“情”是第一位的，“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劉勰認為創作應“為情而造文”。

《物色》篇集中論述了文學和現實生活、創作中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系，指出作家感情的萌發是由于客觀景物的作用，而文學作品所表現的正是這種感物之情，“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另一方面，作家的情感在創作活動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情往似贈，興來如答”。創作是主客觀交互作用的結果。

《體性》、《風骨》篇集中論述了作家的創作個性和文體風格，指出作家的創作個性是風格的決定因素，對創作個性的構成作了較為詳盡的探讨，分為先天和後天的因素;同時對文體風格也作了更為細密的劃分。劉勰将風格分為八體，開了我國風格分類學的先河。針對當時形式主義的纖弱文風，劉勰特别提出風骨，作為一種剛健的理想風格。

《時序》、《通變》篇集中論述了文學的發展、繼承與革新，指出文學的發展和社會時代有着極為密切的關系，各時代的文學特征和時代特征互相吻合;不同時代的文學之間都有着内在地聯系，它們相互影響，前後繼承，有通有變，文學才能向前發展。

《知音》、《程器》篇則集中論述了批評鑒賞的方法和原則，指出批評應避免貴古賤今，崇己抑人等不良傾向，博觀泛覽，“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愛憎”。對具體的批評方法，則提出了“六觀”，從文體、語言、手法等不同方面來考察作品。

《文心雕龍》在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章學誠《文史通義》譽為“體大而慮周”，是“籠罩群言”之作，對後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目前通行本有範文瀾《文心雕龍注》、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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