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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甲烷排放，不僅具有減緩短期氣候升溫速度的氣候效益，協同控制空氣污染的環境效益，還具有提早收獲天然氣作為替代燃料和工業原料所産生的經濟效益。

（文丨 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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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甲烷排放兼具氣候、環境和經濟效益

從率先簽署《巴黎協定》到近期宣布“争取2060前實現碳中和”，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承諾和一系列積極舉措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與贊譽，充分體現了以實際行動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綠色低碳發展、助力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決心。

甲烷（CH4）是僅次于二氧化碳（CO2）的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比二氧化碳在大氣中更加活躍。全球大氣中的甲烷屬于痕量氣體，其排放量的微小增加将會導緻大氣中甲烷濃度的明顯升高。

甲烷的人為排放源主要包括煤炭開采、石油和天然氣洩漏、水稻種植、反刍動物消化、動物糞便管理、燃料燃燒、垃圾填埋、污水處理，等等。在過去的兩個多世紀，大氣中的甲烷濃度增加了兩倍多，其中人為源甲烷排放的大幅增加是主要成因。

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以下簡稱IPCC）的第五次評估報告，甲烷20年水平的全球增溫潛勢（或稱暖化效應）是二氧化碳的84倍，100年水平則是二氧化碳的28倍。甲烷對當前經曆的全球變暖的貢獻率約為四分之一，僅次于二氧化碳。

由于甲烷在大氣中的壽命較短（12年左右），大氣中甲烷濃度可以相對迅速地對甲烷減排活動做出響應，而二氧化碳在大氣中存留時間很長(50-200年)，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見效。

《巴黎協定》設定了本世紀後半葉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的目标，而減少甲烷排放是二氧化碳減排的重要補充，也是短期内減緩氣候變暖速度的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徑。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中明确指出，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尤其是甲烷）的深度減排是将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1.5°C以下的必要條件。

與二氧化碳減排不同的是，減少甲烷排放不僅具有氣候效益，還可能産生重要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這是由于甲烷是優質氣體燃料，被回收後可以作為清潔能源利用；甲烷也是制造合成氣和許多化工産品的重要原料；甲烷還是對流層臭氧的前體物，會引發嚴重的健康問題。

因而，控制甲烷的排放，不僅具有減緩短期氣候升溫速度帶來的氣候效益，協同控制空氣污染的環境效益，還具有提早收獲天然氣作為替代燃料和工業原料所産生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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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積極關注甲烷減排

近年來，國際社會對全球甲烷減排的關注程度明顯增強，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将其轉化為國家戰略，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已經提出或倡議具體的減排行動。歐美發達國家已經出台多項專門性的甲烷減排戰略或油氣行業甲烷減排等專門性的行動計劃，并不斷更新相關減排目标。

例如，2018年，加拿大和墨西哥已将控制油氣行業甲烷排放納入實現本國國家自主貢獻中的甲烷減排承諾。2020年10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歐盟甲烷戰略》（EU Methane Strategy），明确了在歐盟和國際範圍内減少甲烷排放的措施，重點覆蓋能源、農業和廢棄物處理行業，其中特别提出“歐盟與中日韓三國建立買家聯盟，推動建立國際甲烷MRV（即監測、報告與核查）标準”。

歐盟委員會将于2021年推動立法，強制石油和天然氣企業MRV，開展洩漏檢測與修複，并考慮禁止甲烷放空及火炬點燃。此外，聯合國環境署和歐委會正加快推進獨立的國際甲烷排放觀測站的規劃，以監控全球範圍内甲烷排放或洩漏情況。

我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而且是最大的甲烷排放國，甲烷在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體構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初始信息通報》提供的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1994年我國甲烷排放總量為3428.7萬噸。2005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單中，我國甲烷排放總量為4445.5萬噸。

《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二次兩年更新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甲烷排放量已經高達5529萬噸，其中能源活動排放占比44.8%。僅按照較低的全球增溫潛勢計算，我國2014年的甲烷排放總量相當于12億噸二氧化碳（包括土地利用變化和林業），超過諸多發達國家當年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鑒于我國突出的甲烷排放現狀，僅考慮二氧化碳，不關注甲烷，已經不能全面反映我國不同尺度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體格局。

加強我國重點行業的甲烷排放控制，有助于實現甲烷資源化利用、甲烷與其他氣體排放的協同控制，率先示範溫室氣體減排行動，助力實現溫室氣體全面減排，從經濟、環境和社會等不同層面看皆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甲烷減排是實現全面溫室氣體減排的需要，更是積極履行國際承諾的一種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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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甲烷減排要從三方面發力

基于此，無論從國家能源戰略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角度，還是從技術經濟可行性的現實考慮，能源活動、農業活動、廢棄物處理等主要領域的甲烷減排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然而，我國當前關于甲烷減排的頂層設計嚴重不足，僅在一些政府文件中有所提及，現有的甲烷管控措施主要是出于安全和能源利用的角度考慮，缺乏促進甲烷減排積極行動的綱領性、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亟需加快相關制度設計與激勵機制建設，夯實科學基礎，推動各領域甲烷減排的技術創新與工程實踐。

一是建議制定我國中長期甲烷減排行動計劃和指導性政策。

将甲烷減排納入我國“十四五”及今後較長時期的相關發展規劃，并出台專門性的指導政策，明确甲烷減排的階段性行動目标以及具體的實施計劃，将甲烷減排列入各級政府部門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方案，強化考核與監管。

設計甲烷納入碳交易市場的相關制度，強化金融财稅政策支持。積極推進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機制改革，修訂《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強化甲烷減排進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或自願減排交易體系的相關内容，鼓勵政府資本和社會資本合作推進甲烷排放控制工作。

二是建議推進各行業及部門甲烷排放現狀與減排能力評估。

甲烷排放來源複雜多樣，涉及的行業差異較大，準确的甲烷排放數據是有效治理甲烷的重要前提，紮實、可靠的清單數據也是甲烷利用與減排政策制定和技術路徑選擇的基礎。

目前，我國人為源甲烷排放的認識仍不完整，基礎數據不确定性普遍較大。完善清單編制方法學，深入開展排放因子研究以及基于實測的計算方法和其他方法學研究，開發穩健的大數據分析模型，建立獨立、可靠的實地監測機制。從重點行業部門、重點企業入手，制定甲烷排放的測量與MRV的具體要求。

基于國家級、省市級、企業級清單編制方法，結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測量方法，整合不同層級甲烷清單數據并互相驗證，形成完整、準确的清單數據庫和分析平台，提高數據透明度，積累甲烷排放監測、報告與核查經驗。推動甲烷減排領域的氣候投融資，利用市場機制推動甲烷的減排工作。

相對于量大面廣且分散的農業排放源，能源行業和固廢處置、污水處理等行業的甲烷排放更易治理且具有較高的減排效益，減排潛力巨大，應作為前期減排對象與能力建設的關注重點。

三是建議加強甲烷減排相關科技支撐與國際交流合作。

我國甲烷相關基礎研究較為薄弱，缺乏自主檢測分析技術裝備，難以為不同尺度清單編制提供精準的公開數據支持，且與甲烷減排相關的工程實踐經驗不足。除自下而上的統計測算以外，無人機和飛機監測、固定連續監測、衛星高精度監測等自上而下監測方法的使用，将提高甲烷監測的速度與及時性，使更多的甲烷洩漏能夠被發現和處置。

應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現代信息技術，加強大氣級、場地級和設備級甲烷排放監測、統計、校驗、模拟等基礎研究。支持自主可控的甲烷監測與控制技術裝備的研發，制定完善甲烷排放技術标準。開展廣泛的工程實踐，充分驗證甲烷減排技術的可行性，識别具有成本效益的減排與利用技術。

引導更多企業通過技術手段創新，鼓勵測量和減排新技術的研發與利用，推廣最佳減排實踐。通過國際合作與交流，充分掌握國際研究動态，強化大氣甲烷觀測數據的分析解譯、甲烷減排技術經濟評估等不同交叉學科的研究工作，建立全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數據資料庫，将使得我國的甲烷減排行動更為主動。

“十四五”時期，我國應對氣候變化事業将進入新的曆史時期。将甲烷排放管控納入到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中，強化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制定具體的甲烷減排行動計劃，将有利于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甲烷資源，助力實現全面系統性的溫室氣體減排。

與此同時，積極倡議和參與全球甲烷減排行動，将擴大我國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影響與話語權，進一步提升我國負責任的國際形象。

（系中國礦業大學（北京）管理學院教授；唐旭系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End

責編丨闫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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