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上海市黃浦區，一位父親背着手拿風車的孩子走在外灘附近的馬路上。

在上海灘，海關大樓的鐘敲了94年。6月1日零點的鐘聲格外穿透人心。

當12響渾厚的鐘聲穿過燈火通明的群樓，越過滔滔不絕的黃浦江時，重回外灘的人們駐足靜聽。緊随其後的，是汽車瘋狂的鳴笛，和人群的歡呼雀躍。在外環，慶祝解封的煙花沖上天空，發出陣陣巨響。腳步踢踏，車輪滾動，連跨江大橋都有些震顫。

這一刻，上海的無數雙耳朵等了兩個月。

6月1日零時起，上海有序恢複住宅小區出入、公共交通運營和機動車通行。但上海何時能完全恢複，似乎還需要一段時間。

在上海的很多地方，消化過去兩個月裡積攢的問題，成了當下很重要的事。封控期間未能就診的病人走進醫院，無法治病的寵物湧向寵物醫院，無人照料的租擺植物枯萎待換，新長兩個月的頭發要剪，關店兩個月的損失要補，對這座城市的信心，還要一點點找回來。

最近，上海幾個區陸續出現社會面陽性感染者。“疫情反彈風險依然存在。”在6月3日下午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市衛健委主任邬驚雷說，“我們仍需時刻保持警醒。”

5月17日，上海市崇明區，廟鎮集貿市場自5月16日開始實現“有限開放”，菜攤上擺着西紅柿、茄子、青椒等蔬菜。

鐘聲起，鐘聲落，悲喜交集

這是自1843年開埠以來，大上海沒經曆過的。“她生病了，病得還不輕。”一個市民說。

兩個月前，浦東與浦西相繼封控，一座集聚2500萬人的城市，不再風雲際會、車水馬龍、人聲鼎沸、酒綠燈紅，仿佛一切都停下腳步，唯獨海關大樓的鐘聲照常響起，日夜不停。

3月31日夜晚，一名34歲的保安在外灘遇到了一個喝得爛醉的人，愛喝酒的他想，這也許是那個男人封控前的最後一頓酒。

那一夜過後，這條上海最繁華的街道上，僅剩下像他一樣執勤的安保等工作人員。他的目光能透過光秃秃的景觀樹，和空空的街道，從路這頭望到路那頭。那些天，他很少在這條街上見到其他人。時常陪伴他的，是海關大樓整點敲鐘時響起的《東方紅》。

住在虹口區、靜安區的一些居民，也能聽到黃浦區傳來的鐘聲。“原先，我的住處是聽不見的。現在是那麼靜，靜得人心裡發慌，靜得人心裡害怕。”一位虹口區的居民說，每天清晨喚醒他的，不是黃浦江上的船鳴，不是豆漿油條的香味，而是那鐘聲。

4月，一位生活在上海市楊浦區的年輕人每天定3個鬧鐘搶菜。在一些小區，幾乎從現代生活中消失的“以物易物”，成為一種常态，有人拿出咖啡、酒，換回蔬菜、雞蛋。

煙、酒、可樂，一度成為奢侈品，也是稀缺品。

4月初的一個夜晚，一名騎手敲着一家玻璃門緊閉的煙酒專賣店，詢問賣不賣酒，有人托他買，價錢好商量。在一些開門營業的加油站，銷售最火爆的并不是汽油或柴油，而是一條條香煙，排隊買煙的隊伍常能有十餘米，而加油的汽車寥寥無幾。

足不出戶的日子裡，很多人重溫了歌曲《上海灘》和電視劇《上海灘》。在網易雲音樂這首歌的評論區，一位當時正經曆隔離的人留言：“想起上海之前的熱鬧，看到今天外面的冷清，我也突然想聽這首歌。”也有人說：“我已40天沒出門，但我仍然無比熱愛這座城市。現在陽性病例已突破50萬，但每天新增已從近3萬降到1萬。”

有人祈願：“上海早日走出疫情陰影。仍願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夠。”

當外灘的那名保安再一次碰到醉漢時，已是5月下旬，兩個拎着酒瓶的外國人，搖搖晃晃地從他面前經過。那時，步行街兩旁的樹已枝繁葉盛，許久不見的煙頭又在路上出現了。“好呀！”他感慨，上海快回來了。

5月23日，上海4條地鐵線路首先恢複運營的第二天，外灘附近就喧鬧起來。一輛老年三輪摩托車瘋狂鳴笛，從有少量行人散步的四川中路上疾馳而過。一位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教師坐地鐵到南京東路，在略顯蕭條的街上拍照留念。那時，步行街上的絕大多數店鋪尚未開門，隻有不多的人閑逛。

“高興又心酸。”那位教師說，她想念外灘洶湧的人潮，想念和平飯店老年爵士樂團的演出。

這位上海本地阿姨乘坐地鐵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名正要離滬返鄉的女孩兒，女孩兒向她傾訴了在上海的遭遇。她看到女孩兒眼裡盈滿淚水，即将帶着行李箱、一盆陪伴多年的蘭草，以及對上海複雜的心情離開。那時，離滬列車漸多，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複，每天都有人步行或騎行十餘公裡，趕往虹橋火車站。

女孩兒告訴她，自己忙碌半個月才拿到返鄉證明和出小區的許可，又曆經波折搶到車票，如今手機快沒電了，還要在火車站地下車庫睡一晚才能趕車。她把自己的充電寶送給了女孩兒。

“希望陌生的異鄉人不要對我的城市失望，她隻是暫時病了。”她說。

在5月的尾巴上，在院的新冠病人越來越少，上海市“封控區”數量也一降再降。在外灘，偶爾有摩托機車轟鳴而過，把路邊騎共享單車的人吓了一跳；一些年輕人帶着西瓜、滑闆、香槟，走出小區，在蘇州河畔的空地上相聚，對飲。

人們開始嘗試慢慢回到原來的軌道。

6月1日這天，75歲的上海老人林靜秋的第一件事是去兒子家陪小孫子下跳棋，直到傍晚時分才離開去外灘閑逛。這樣平淡無奇的自由生活，她已兩個月沒經曆過。她還特意去瞻仰了上海解放後第一任市長陳毅的雕像。她看到外灘像過節一樣熱鬧，十字路口人潮洶湧，黃浦江畔的台階上坐滿了人。

她把外灘比作上海的“會客廳”，看着“會客廳”漸漸恢複昔日光彩，心裡暗自高興。因為外灘，也是她的“老家”。

她的祖輩曾從甯波到此經商，在南京東路附近買房開店，在河南中路466弄開過一家壽衣店。她在外灘度過了童年時光，1966年從上海第六女子中學畢業。她說，如今的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貨，就是在她家老宅舊址上造起來的。

上海解封的第二天，林靜秋重回蘇州河畔的夢清園公園，與闊别已久的老姐妹相見，并續上了10餘年來一直在堅持的晨練。常年在夢清園吹薩克斯、已鬓發斑白的老人帶着他的樂器、樂譜也回來了，梳着大背頭，戴着金框眼鏡，穿着西褲和皮鞋。老人吹了一首在疫情期間傳唱頗廣的歌——《這世界那麼多人》。

在蘇州河邊，她看到穿着布鞋，帶着靠椅和午餐的老人，在昌化路橋上放風筝。往年的6月，每逢端午，蘇州河裡會賽起龍舟，如今隻有河水流淌。

不過，上海确實正在恢複，這一點兒，從生活垃圾的處置量上也看得出來。

上海環境物流有限公司徐浦基地承擔了上海市市區70%的生活垃圾轉運工作。3月，基地的日均普通生活垃圾處置量為3924噸，4月降到日均2852噸，日處理普通生活垃圾的最低值出現在4月6日，為2114噸，等到5月，日均處置量回到3910噸。

最近，一個高峰值出現了，6月2日這天，普通生活垃圾量達到了4979噸。與此同時，另一項數據則持續走低。

“疫情可控以後，專項垃圾就在走下坡路。”徐浦基地負責人楊青青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這些專項垃圾主要是來自于封控區的生活垃圾。專項垃圾處置量的單日峰值曾出現在4月25日，達到900噸，6月2日這天的統計數據顯示，已經降至165噸。

“回來”的，不止生活垃圾。“打虎”也回來了，6月1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本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6月2日，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了6起環境污染防治典型案例。“酒駕”也回來了，6月3日，上海交警查了70起酒駕、845起客車載貨。

當城市重啟時，一家上海的園藝公司發現，許多工作等着他們去做。疫情期間，這座大都市裡的辦公樓、商店等地方，大量的租擺植物無人管理，有的枝枯葉敗，有的奄奄一息，有的需要修剪。

在一些林蔭道上，由于長時間得不到清洗，腳下的路常是黏的。一名環衛工人笑着說，他從沒見過街邊草坪裡的草，像今年一樣長到齊膝深。往年春天，割草機一周就會修剪一次草坪，那些草頂多沒過腳背。

解封之後，從小區走到街上，複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青年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王放有一種恍惚的感覺，“過去的這兩個月，光看這個街景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但他知道，城市景觀的恢複是很快的，有一些東西可能需要花更長的時間去恢複。

被封控在小區的這個春天，他曾轉遍小區，發現蜻蜓、螢火蟲、水黾消失了，蟾蜍、青蛙、蝌蚪，少了。而在結束大規模的消殺之後的15天時間裡，他又發現了新的蝌蚪，但對空氣污染更敏感的螢火蟲仍未出現。

從他的團隊在上海野外布置的紅外相機來看，很多城市公園裡的野生動物數量減少了，但它們的活動時間因為人的消失更靈活了，常被認為是夜行動物的黃鼠狼和貉，在白天大搖大擺地出來活動、覓食。

“城市動物跟人的關系會更複雜。”王放說，“很多時候其實是人的活動在支撐它們的存在。”與此同時，他們的紅外相機還曾多次拍到流浪狗組成一群，撲擊野貓，有貉也曾被流浪狗殺死。

上海解封之後，市民關于貉的投訴增多了，“這些野生動物怎麼就這麼大膽地到處闖，你們能不能來管一下？”

封城期間，小貉會經曆出生、長大、探索城市的過程。而這期間，城市看起來很安靜很自然，人和車都少了。但人類提供的食物也在減少，它們被迫到更大的範圍去活動，去花園，甚至商業區。

王放覺得，市民需要去理解野生動物。它們也得調整，得回到晚上活動，得重新躲藏起來。“城市并不是一直封成那個樣子。”

5月28日，上海市黃浦區，一些年輕人帶着西瓜、滑闆、香槟，在蘇州河邊小聚。

病人來，病人去，繼續治愈

5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東院（以下簡稱：仁濟東院）急診科副主任劉黎結束了閉環管理，回到家中。兒子擔心媽媽不過隻是回來一下，又要走。當明确媽媽上了班還能再回家時，他開心了。

兩個月未見，離開時剛領回的小奶貓已經長大，寵物狗見到劉黎回來時，先是愣了一會兒，而後又親熱起來。

丈夫燒了一桌子菜，鴿子、帶魚、奶油蘑菇湯等，還拍了一張照片發在小區樓棟微信群裡，鄰居很敏感地判斷出來，“是不是你家屬回來了”。在經曆過一場疫情風暴後，一家三口，終于有機會坐下來，安安心心吃頓飯。

從那天起，劉黎漸漸找回不僅屬于醫生、還有屬于妻子和母親的家庭日常。那些譬如買菜、吸塵、拖地等家務事，原來她都很不喜歡做。劉黎說，當經曆過兩個月閉環生活之後，原來很日常的事情，變得奢侈起來。“現在能去做了，其實心裡還蠻開心的。”

6月1日早上，劉黎從家到醫院的路上，想找一輛共享單車來騎，但沒找到。“路上好多人。”她說，“碰到的所有人好像都是挺開心的樣子，終于可以自由出入了。”

而在仁濟東院急診室，也有許多變化正在發生。

急診室留觀區逐漸恢複了秩序，為病人和家屬增加了一個個小隔間；滞留在二樓病房的大部分病人都回了家，新的住院病人多了起來；臨時抽調來支援的部分醫生撤了回去，也留了部分醫生像往常一樣在急診工作；急診為自行挂号的病人重新排了專門看診的醫生。

但最近劉黎察覺到，一些炎症性感染病人的數量，要比往年同期多，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封控期間一直沒來醫院”而積攢下的病人。

“我們這兩天碰到幾個肝膿腫的（病人），肺部感染，變成肺膿腫。”劉黎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其中讓她印象深刻的一位，是一名建築工人。起初，發燒、咳嗽，沒到醫院看，自己弄點藥吃。“屏（撐）一屏，延誤了治療時間。屏不住再來看，（肺部感染）相對比較重了。”

她最近還碰到一位糖尿病病人，平時一直打胰島素，但疫情期間被封控在單位，而單位沒有胰島素，他也沒能及時買到藥。“然後血糖特别高，酮症酸中毒送過來的。”劉黎說，“他還沒完全好，又急着出院，因為他要複工複産，想要回去上班。”

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林靜秋的親戚身上。

去年查出肺癌晚期的親戚，原本在4月初準備做第4次化療。“沒想到一封，兩岸不是一個星期停擺，而是足足兩個月。”林靜秋說，“由于交通堵塞，他需要用的藥，運不過來。直到5月底，（醫院）才通知說，這個藥運進來了。”第4次化療最終在5月底完成，“好在這個期間，病情沒有明顯惡化。”

連寵物醫院都忙着處理攢了兩個月的工作。

上海芭芭拉寵物醫院院長王琦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近期入院就醫的寵物數量增加了至少一倍，“我們原來一天接診30例左右，現在可能60例。主要是做絕育和打疫苗。”

在仁濟東院急診室，由120救護車送來的一類病人（瀕危病人）就診量沒有明顯的下降，自行前來就診的二類、三類病人（危重、急症病人）多了起來。盡管前來就診的病人總量比疫情嚴重時多了，但脫下“大白”、換上藍色隔離服的醫護人員們，能夠更輕松、更迅速、更持久地應對了。

上海120救護車司機陶炜也脫下了“大白”。“解封後，120基本已經回歸正常了。”陶炜說，出車量也回到了疫情前，隻是送去醫院的急救病人以老年人偏多，還有封控期間不能就醫的病人。最近，他每次送病人到醫院時，都看到一些三甲醫院門庭若市。

如果從仁濟東院的門急診就診量上來看，目前基本恢複到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平。但從整個上海的情況來看，因疫情處置工作的需要，進入6月以後，仍有包括浦東醫院、周浦醫院在内的25家醫療機構暫停部分醫療服務。

上海重啟的前一天，上海最大的方艙醫院國家會展中心（上海）方艙關閉。而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方艙醫院，新冠病人的隔離救治至今沒停。

自3月31日開艙收治第一個病人，至6月6日已有67天，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方艙醫院累計收治47722位新冠患者，這占上海本輪疫情新冠病毒感染者總數的十三分之一。

坐鎮在此的，是仁濟醫院的醫療管理團隊，總指揮是仁濟醫院黨委書記鄭軍華，他曾是2020年上海市第一批援鄂醫療隊隊長。近期，他送走了湖北、天津、江西等七省的援滬醫療隊，迎來了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等醫院的766名本地醫務人員。

這些選擇“繼續治愈”的醫護人員，并未能在上海解封後，與家人團聚。

他們仍然保持着每天“兩點一線”的生活，早上從閉環的駐地出發，到新國博方艙，晚上再回到駐地。路上，仁濟醫院呼吸科副主任醫師鄭宇會路過家，他常透過車窗，與站在陽台上的女兒遠遠地揮手。那隔窗相望的瞬間，是他離家兩個多月的日子裡聊以慰藉的時刻。

在絕大多數方艙醫院陸續休艙後，這支醫療隊将戰鬥到6月中旬，繼續治療在院病人，并應對局部疫情的零星病人。而此前在5月25日選擇關艙的世博方艙，正在修繕改建，未來作為常态化保留的方艙之一，繼續存在。

上海這場疫情随着倒春寒而來，在立夏後慢慢消退。

6月6日上午，上海市衛健委通報的數據顯示，整個上海市仍有523名确診病例在院治療，其中重型28例，危重型20例。這一天，上海新增本土确診病例4例，無症狀感染者4例，出院出艙病人1298例。其中，新國博方艙醫院這天有313人出艙。

最近，送往方艙内的盒飯，一天比一天少；送到艙外的醫療垃圾，也一天比一天少。

随着方艙醫院、定點醫院的逐步關停，上海市産生的醫療廢棄物數量也從高峰期的1407噸，下降到6月5日的583噸。

“雖然（應急響應）等級沒變，但是離三級響應臨界線的555噸也是越來越近了。”上海市固體廢物處置有限公司運營管理部負責人阮劍波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當時做預案的時候，覺得555噸都不可能發生，但是沒想到一下子就很快突破了1000噸。”

盡管醫廢産量巨大，處置的問題并不大，而當時最大的問題在運輸。

“我們平時隻有這些常規的醫院，設定好路線，但現在等于全部推翻了，最多時200多個方艙。”阮劍波說，在重新規劃運輸線路的基礎上，後續又調來100多輛車與相應的人手用于醫廢轉運。

本輪疫情期間，上海市醫廢量在4月14日首次突破1000噸，10天之後達到1407噸的最高峰。醫廢量再次降到1000噸以下時，已是5月20日。其中，由于上海實行封控管理，普通醫院的常規醫廢在4月4日這天降到了低谷，隻有100噸，上海解封之後，常規醫廢量也逐步回升。

随着正常生活秩序的恢複，阮劍波發現，他們在醫廢運輸上遇到另一個問題：轉運車會堵在路上。司機們沒辦法再像6月前那樣，一路暢通。

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很快回到疫情之前。

自5月初以來，仁濟東院急診室就沒再出現過陽性病人，但對“陽性病人出現”的擔憂還在。“大家防護等級都降下來了，留觀室（人員）相對比較密集，會擔心再出現一個陽性的病人。”劉黎說，為沒有“核酸檢測陰性報告”的病人設置緩沖區，這樣的措施，将在未來的一段時間繼續保留。

為了應對零星的新冠感染者中可能存在的精神病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也配備了精神衛生的專業隊伍。這樣的措施，也将過渡到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中去。

“短期内不會有很大的改變。”劉黎覺得，“疫情造成的影響可能不是兩個月就能解決的，而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包括對人的生活狀态的影響。”急診室，也還需要時間，慢慢向疫情之前的狀态過渡。

5月27日，上海市闵行區，在虹橋火車站的臨時安置點，一個男人正在看《一生的旅程》。他在本輪上海疫情中失業，沒錢買票回家，在此暫住。

轉千彎，轉千灘，小心翼翼

上海人近來常自問：解封後的上海，還能回到從前嗎？

“社會生活完全恢複，包括人的心理，至少還需要1年以上。”林靜秋說。年過古稀的她一生中經曆過太多事，卻很少有像過去這段日子一般。兩個多月裡，她做過35次核酸檢測，50餘次抗原檢測。

最困難的是4月中旬，她與老伴兒兩人在家，隻剩下幾斤米，兩袋面，曾連續10天晚上吃的是面疙瘩湯。她從未見過一個物資如此緊張的上海。

解封後，林靜秋心裡仍有一種不踏實的感覺，“社會上有人提醒，米油菜還得囤”。

不少人在解封之後，生活在“小區會不會再次被封”的恐懼之中，日子也過得小心翼翼。

6月1日之後，因上海社會面出現零星的本土确診病例，一些小區剛剛解封，再次被封。6月5日，寶山區一名27歲的女性确診新冠肺炎，她所住的天馨花園小區原本在5月15日就被劃定為防範區，如今被劃定為中風險地區，該小區約8200人再次進入封閉管理狀态。

這正是血透病人趙勇擔憂的。

如今，住在浦東新區的他，生活和就醫都在慢慢回到從前的樣子。

“門口的菜場都開了。青菜4元一斤，之前最高的時候15（元）、20（元）。”趙勇說，他從6月2日起，回到了位于仁濟醫院西院區的血透室，進行一周三次、每次4個小時的規律血透。

他不用再去位于曹路鎮的浦東醫院臨時血透中心，也不用再等待社區不知何時能派來的車。

由于無法長距離行走，每次外出，他還是要母親推輪椅，陪他坐公交。因為去醫院仍需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他還是要每天做核酸以免耽擱血透。而讓趙勇唯一害怕的是，“萬一有誰再感染上了，我們又要封小區了。”他怕再次回到像三四月那般混亂的時刻。

“一方面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是就醫需求。”上海市靜安區精神衛生中心黨支部書記周洲覺得，“這兩方面問題如果能夠比較好地解決，能夠緩解大部分居民的一些心理壓力。”

6月1日那天，有視頻顯示：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門外的馬路邊，是一眼看不到頭的長隊。

類似的情況，在靜安區精神衛生中心也出現過。“6月1日、2日，我們正常開診，都是超過（平時）兩倍的門診量。”周洲告訴記者，前來就診的有初診，也有複診。“新就診病人占3%左右，其他的都是複診病人。”

周洲覺得，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還需要政府層面更好地來帶領大家，共同提振信心，恢複正常生活狀态，要有比較明确的進度表，或者明确的部署安排，這樣節奏會更高效。24小時心理咨詢熱線要繼續保留，線下面對面心理咨詢渠道也要陸續開放。

也有人沒在上海等到6月1日。

距離6月1日還剩3天時，一對在滬開肉鋪的夫妻決定不再等了，帶着還在喝奶粉的孩子，從上海虹橋火車站離滬回了安徽老家。其中，孩子的父親說，他在上海待了10多年，但不敢确定上海六一之後的恢複狀況，而孩子因奶粉購買困難即将斷糧。“還會回來，但要等上海恢複後。”

在5月底，一位年輕女性發現自己仍有“恐慌性囤貨”的習慣，“隻有60個雞蛋是不行的，再買60個。冷凍室必須填滿，否則要心慌”。解封之後，第一次去超市，面對滿當當的貨架，她仍然習慣每樣多拿一份。“也不知道後遺症多久才能好。”

有人解封後則立刻購置一台新冰櫃；有人一有時間就下樓遛彎，生怕突然沒機會出門；有人清晨被喇叭聲吵醒，還以為是居委會喊下樓做核酸，細聽才發現是“收舊彩電冰箱洗衣機”。一些怕斷藥的人，則排隊到醫院複診，開始囤藥。

沒解封之前，林靜秋擔心解封後物價飛漲，當她解封後走進超市，看到貨架上貨源充足價格平穩，她就不再那麼害怕。“穩定了民心。”林靜秋說，實際情況比她想象得好，她開始給家裡的冰箱“去庫存”，“有的食品、水果要加快消滅”。

最近，林靜秋發現，家附近建築工地上複工的吊機響了起來，莫幹山路上恢複了水泥罐車排隊的景象，沿街商鋪大多開始營業，家常菜館、咖啡店也重開店門，理發店門外有人排隊等候。

6月1日，東方明珠電視塔恢複營業，有數據顯示，這一天，上海市大型公共建築的用電強度也恢複至3月上旬的72%，上海今年首輪集中供地也在兒童節這天啟動，首日拍賣土地總計成交金額達495億元。

住在北京的人發現，能夠收到來自上海的快遞；身在上海的人，拿到了剛“封控”時網購的面粉。

一些東西在慢慢找回，而一些東西則永遠地失去了。

比如，一位安徽來上海打工的農民失去了一個“最出活的”春天，隻幹了10餘天工，卻休息了兩個月；比如，一個從新疆來這裡卸貨的男人，失去了一份快遞裝卸工的工作，還感染了新冠肺炎，花完了身上的錢，日子需要重頭開始；比如，一個河南籍的卡車司機，也是一個白血病兒童的父親，在上海的馬路邊滞留兩個月，直到6月1日才重新上路。

一家黃浦區的花店3月中下旬開始歇業，冒險在5月20日“網絡情人節”那天開門營業。營業前，花店扔掉了枯萎的花，提前3天從雲南進購鮮花。那一整天，鮮花訂單“爆單”，店裡的員工一刻不停地包紮花束，忙得連吃飯時間都沒有。盡管如此，5月20日這天，花店的訂單數量尚未趕上往年5月20日的三分之一。

5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網公布了《上海市加快經濟恢複和重振行動方案》。上海決定實施階段性緩繳五險一金和稅款、擴大房屋租金減免範圍、發放援企穩崗補貼等八個方面50條措施，全力助企纾困。

6月1日上海啟封那天，那家花店準備了200束鮮花，下午就賣沒了。但6月1日過後，花店的銷量不怎麼理想，“（與往常）減少了三分之一”。花店老闆發現，街上大部分的門店都開了，但大家的生意比以前差一點兒。

“這是個長期戰役了。”花店老闆說。

4月和5月，本是屬于鮮花的季節，在高架路兩旁，月季怒放，卻沒什麼人觀賞。

如今，月季花幾乎要謝光了。好在那個人們熟悉的上海正在回來。辦公樓裡新的綠蘿替換了枯掉的綠蘿，路邊的花箱換上新的花草，裝飾重回車水馬龍的街頭。

“失去2022年的櫻花，不能再錯過繡球花。”6月，一個年輕姑娘将自己與街邊繡球花的合影發在了微博上。她說：“我能看到路上的情景似乎沒什麼變化。但各種限流、場所碼、核酸點、不能堂食的餐飲店、不知道還能不能開門的小店，又在提醒我，時間帶來的改變。”

（文中林靜秋為化名）

責任編輯：從玉華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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