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說：漢語，能不能取代英語，成為世界語言？

來自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劍橋大學等名校的西方學者，紛紛給出否定的回答：NO！

緣何？西方學者給出的解釋是：

其一，漢語語法不系統，存在大量的習慣用語、俗語、成語，語言科學性、系統性較差；

其二，漢語學習難度大，常用漢字有3000個，相當于是3000個字母，相比之下，英語隻有26個字母，可見，漢語學習成本遠高于英語；

其三，漢語方言體系複雜，廣東話與普通話，天差地别，連中國人自己都聽不懂，遑論讓全世界都聽懂。

不系統、太難學、口音雜，因而漢語成不了世界語言。聽起來頭頭是道，但又經不起推敲，連西方漢學家也要站出來聲援漢語。

著名漢學家史景遷曾在采訪中指出：說漢語無法全球推廣，是武斷的，語言的生命力，不在于語法、難易，而在于語言本身的魅力。

普通話的推廣，撇開了方言體系，建構了系統的語法，而拼音、簡體字、白話文等，也降低了漢語的學習門檻。

而且，曆史可以提供鐵證：漢語可以成為世界語言，并且，曾經就是世界語言。

唐朝時期，在已知的文明世界裡，漢語便是通用語。從朝鮮半島，到塔裡木盆地，從蒙古高原，到安南雨林，漢語連接起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

一門語言，成為世界語言的背後，有着怎樣的邏輯？以及，如何讓全世界都說普通話？

讓我們撥開曆史煙塵、從大唐時期的亞洲找尋答案。

漢字是以單音節語素為主、詞符與音符并用的方塊字，也是承載漢文化的載體。

漢文化從公元前即為周邊民族與國家所仰慕，漢字作為文化傳播的載體，随着中國與西域各國及東亞諸國頻繁的交流，被引進西域各國、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乃至中南半島，由此形成廣大的漢字文化圈。

在大唐時期，漢字文化圈覆蓋了幾乎整個亞洲。

漢語成為通用語的文化現象背後，蘊含着政治邏輯、商業邏輯、文化邏輯。

戍守邊疆需要軍隊駐防，駐防軍人來自中原，自然也扮演了漢文字、漢文化傳播者的角色。如《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張小敬，便曾是戍邊軍人。

大唐帝國各族軍人戍邊，交流使用漢語，也推進當地漢語的普及。

而外交使節和政府官員也通過文書、政令，傳播漢文化。在西北邊境交通要沖設置的館驿系統，如敦煌懸泉置等中，發現的大量簡帛上的诏令、律令、郵驿傳送的公文、官員與使節的公私往來文書等，而西域地區的過所、般次文書、使次文書等漢字文件，也是琳琅滿目。

政令與所轄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書寫公文的漢字，也必然成為屬地人民的必修課。

衆所周知， “絲綢之路”之所以以絲綢命名，背後便是商業活動。一提起“絲綢之路”，人們自然就會聯想到往來穿梭在絲路上的商隊。

貿易初期是民間的小型活動，之後漸有朝貢與恩賜形式下大型的變相貿易。而貿易，是文化傳播最主要的途徑，商人就是漢文字、漢文化的主要傳播者。

在波斯的古諺中說：财富在東方。大唐時期的國力強盛，世界各國商人湧入長安，想與唐人做生意。

在财富的驅動之下，漢語自然是商人的基本功，而伴随着絲綢之路上的絡繹不絕、貿易不斷，漢語也就作為商業用語，随着财富的流動，演變成通用語。

如今英語成為通用語，背後的邏輯，仍是政治邏輯打底、商業邏輯支撐，但真正決定一門語言，能否長久煥發生命力，還在于文化。

大唐時期，傳教布道的僧侶、儒生，在亞洲織起了一張無形的文化網絡。

絲綢之路上，東來西往的僧侶在講經、譯經、解經等弘法布道的過程中，也起到漢字文化傳播的作用，玄奘法師便是其中的典型。

而在東北亞，儒學在朝鮮半島、日本諸島的迅速傳播，将東北亞引入儒家文化圈的同時，也将漢字傳播至東北亞諸國，至今，朝鮮、韓國、日本仍在直接或間接使用漢字。

文化是語言傳播的根，也即史景遷教授所說的語言魅力的來源。文化的傳承，凡是主動的、内需的較能長久而深遠；被動的、外加的一般短暫而難以持續。儒家文化圈諸國，之所以漢字影響餘波猶在，其核心便是主動接受漢文化；而中亞地區，隻能在曆史典籍中，找到漢字的身影，其核心也是文化影響的淡去。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伴随着大唐帝國的衰落，不再有政治邏輯、商業邏輯加持的古漢語，漸漸失去中亞地區通用語的地位。但大唐文化的光輝燦爛，重塑了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直至今天，漢語仍是他們去不掉的通用語，敬酒的時候，都是說“幹杯”。

而當今世界，伴随着英美的衰落，不再有政治邏輯、商業邏輯的加持，沒有足夠文化魅力的英語，還能坐穩世界通用語的位置嗎？

如果不能，我們為何不可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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