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國畫）黃朋

1968年7月一個周末，剛從杭州大學外文系畢業的哥哥臨安回家，我看他兩條臂膀上布滿烏青，就問怎麼回事。他倒若無其事：“梁胖捏出來的。”原來，一批同學想看熱鬧，撺掇臨安和來自上海的年輕教師“梁胖”摔跤，兩人隻好硬充梁山好漢，在校園裡揀了塊平地比試起來。臨安上大學前在杭州少體校練中長跑，得過一些省級比賽的優勝獎，力量訓練也是他必做的功課之一。在他粗壯的胳膊上留下這些印記，得有多大的力氣多大的手？我急着問輸赢，記得臨安說，“梁胖”體重不低于一百八，實在“搬不動”，相持了總有十分鐘以上，“梁胖”突然咯咯笑出聲來，交戰雙方頓時洩了氣，算是打了個平手。摔跤因一方的笑聲而收場，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也許笑者意識到自己已占上風了。從此我就特别想見見這位“梁胖”。

1970年春節前後，臨安在崇明農場鍛煉完畢，分配到杭州教中學英語。過了兩年，“梁胖”常來我家。就像所有在杭州生活、工作的上海人一樣，他不會說杭州話，也不可能想到去學幾句杭州話。方言有等級，一直如此。他來作客，我們一家人都改說上海話。

我當面恭恭敬敬叫他梁老師，背後卻跟着臨安和他一幫同學稱他“梁胖”。梁老師名正華，粵籍，父親是上海某著名公司的大股東。他南洋模範中學畢業後考入華東師範大學英語專業，1965年分配到杭州大學。近日從華師大外文系的老師處了解到，該系1959年到1965年之間入學的英文、俄文兩個專業的學生，學制五年。推算起來，梁老師應該是1960年入學的。

七十年代初期的梁老師三十剛出頭，已經謝頂了，而且謝得幹淨。他膚色微黑，常戴一頂格子呢鴨舌帽，身穿夾克衫，皮鞋頭尖尖的，現在回想起來，應該都是上海的好牌子。梁老師的頭和臉，從各個角度看，都是球形，下颌也是圓的。也許可以說，他像是狄更斯小說裡跑出來的一個人物，比如善良與腰圍成正比的匹克威克先生。梁老師騎一輛蘭林牌自行車，墨綠色全包鍊，鍍鉻（“克羅米”）斜擱腳。那輛蘭林停在我家門口，居然還會煽起我的虛榮心。鄰居陳有根叔叔是自行車維護專家，樂于助人，他會把各個部件拆卸開來清洗、上油，如果發現輪子變形，還會調整輻條。梁老師進了我家，陳叔叔偶爾忍不住走過來，在蘭林車實實在在的牛皮坐墊上拍幾下，還自言自語說上兩句話，以示欣賞。梁老師就在屋内微微笑着，點一點頭，仿佛和陳叔叔打招呼。那時的杭州，無非是個普通中等城市，大家日子過得緊巴巴，卻還是識貨的，偶見蘭林牌自行車，會對車主投以羨慕的目光。

梁老師氣色極好，煙瘾重，幾乎煙不離手，抽的都是好牌子。他坐下來第一件事，就是從夾克衫袋子裡掏出煙盒和火柴盒放到方桌上。他大概在逍遙的日子裡愛上了橋牌，寒暄幾句，就笑着說：“打牌！”梁老師來打橋牌的時候，一般會留在我家吃飯，他最喜歡的菜是母親做的煎帶魚。

臨安是喜樂的人，對生活有無窮無盡的熱情，棋牌之類的遊戲卻不能引起他的興趣，我是勉為其難地充作梁老師的搭檔。建德村裡的小夥伴中，鄭清一（“阿清”）和劉健（“毛大”）會打橋牌，梁老師來了，我就把他們叫到家裡湊成一桌。梁老師那雙很有福态的大手拿到牌，幾秒鐘功夫就把它們整理停當，然後就把牌放在一邊，等我慢慢分門别類。梁老師是我的橋牌老師之一，打牌的時候，他經常說英文，一些橋牌英語術語，我是從他那裡學來的。比如洗牌後發牌，要請對方簽一簽牌，英文叫“cut”；某花色的單張稱“singleton”（根據該詞引申義，臨安當時也是“singleton”）。制訂橋牌規則的人真是了不起，比如獎懲制度因“有局”“無局”而異，給牌局增添了興奮點。“有局”的英文是“vulnerable”，中文裡缺少對應的概念。我初學時出牌猶豫，生怕梁老師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如何飛牌（finesse），如何緊逼（squeese），背後有很多講究。如果我們定約，我甯可做“Dummy”，即亮出一手牌的“明手”，由梁老師即莊家主打，“明手”不必多動腦筋，靜觀莊家如何出牌，細細體會，牌藝就一點點提高了。我起初一局打完，記不住自己拿過的牌，梁老師說我出牌次序錯了，應該如何如何，我腦子裡一片空白，非常恐慌。我當時對梁老師的記性極其佩服，後來牌打得多了，就知道記牌并不難，就像下完圍棋會複盤一樣。

那時橋牌輸赢的計分比較簡單，不貼點，牌好赢面就大。梁老師拿到一手好牌，眼裡就放射出光芒，笑眯眯地望着我，暗示必須打成局。他身體前傾，把我家不甚堅固的腰圓形凳子支起來。凳子兩條腿淩空，兩條腿承載着他，吱吱嘎嘎地響起來抗議。老實說，我一看到梁老師臉上充滿喜悅期待的微笑，心裡就緊張異常。嚴格地說，梁老師喜形于色，有犯規之嫌，不過我們當時打牌，都有點關注搭檔的面部表情。難怪現在正式的橋牌比賽上，選手們是看不到對方的。輪到我做莊家的時候，梁老師就會站起來走到我身後指揮出牌。有一次我們打成大滿貫，梁老師笑得像靈隐飛來峰上的石雕彌勒佛。面對棋牌，成人都會變成孩子。

七十年代中期，我有時騎車去杭州大學看梁老師。他住的那棟樓在天目山路老杭大的東南角，樓外就是杭大圍牆。在圍牆與天目山路之間大概還有十幾米的距離，附近的農民見縫插針，種一些菜。梁老師住一樓，他的蘭林車就停放在走道上。房間朝南，不小，靠南窗的單人床木質床架子上擱着一張尺寸偏大的灰條子席夢思，外面套着散漫的被單。那張席夢思大概用了很久，過于松軟了，梁老師的身軀陷在裡面，笑呵呵的，無比舒服的樣子。他有幸做個“逍遙派”，經常從圖書館借英文小說來讀。有一次他告訴我，他手裡拿着的是“Westward Ho”，講的是幾百年前英國人的海外冒險，非常好看。這本書的作者金斯利，我以前從未聽說過。我從他那裡借過一本美國四十年代出版的英國詩選，深灰色精裝，編者是路易斯·恩特梅爾（1885-1977）。那本詩選有一篇較長的前言，我還試着翻譯，沒有翻完。我那時粗識英文，還抄錄了一些詩篇。詩選裡有一些詩作，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讀到約翰·梅斯菲爾德（1878-1967）的“Sea Fever”（有人譯為《海之戀》），對一個讀過一點舊詩詞的少年讀者來說，那是一種完全新奇的感受。詩中的“我”才十幾歲，就像《魯濱遜漂流記》的叙述者那樣，家裡呆不住，隻想着遨遊四海，與浪花和白帆為伴。一位海邊少年純粹的航海渴望，與“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之類僞飾的做官“抱負”形成對比。

梁老師還給我看過他在華師大校園裡拍的照片。我心裡奇怪，他怎麼讀本科的時候頭頂就有點謝了。他說到華師大是很自豪的：“華師大的校園，沒有一家上海的大學比得上。”我在複旦就讀時曾因參加上海高校外文系戲劇會演去過華師大，麗娃河确實遠勝複旦老校區外文系和國政系兩棟小樓後面的“小橋流水”，而且，華師大英語專業師生的水平讓我羨慕。

1978年夏，梁老師得知我考取複旦，非常高興。大概就在那個暑假他調回上海，還繼續做英語老師，學校不大有名。複旦開學不久，我就去梁老師家拜訪。此前他給了我兩個地址，一個在富民路，另一個在愚園路。某個周末我去他家富民路的住處，想必是穿了藍卡其中山裝，還不會忘記佩戴上複旦的校徽。印象中那棟樓房外牆是奶黃色的。梁老師帶我走到樓上見他父親，他們之間的對話，我徹底聽不懂，那是我第一次聽人說粵語。他家的家具少得出奇，也許那時“落實政策”不久，能回到像樣的地方住住就心滿意足了。至于抄家時“充公”的紅木家具究竟去了何處，不大問得出口。當時梁老師正在辦出國，此前他與杭大外文系另一位上海教師姚中合作，翻譯出版了英國人奧鄧肯編的《情景對話：英語日常口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改革開放初期，這一類書籍非常熱銷。

此後就和梁老師失去了聯系。七十年代後期不少上海人出國，準備一去不返，對自己家的住房，往往抱着無所謂的态度，後來懊悔，已經來不及了。梁老師的兩處寓所，但願沒有輕易放棄。

近日才發現，我七八年前在北京買的一輛便宜舊車，龍頭下的商标居然赫然寫着“三槍”，沒有圖案，車身上還印有這兩個字的漢語拼音。印象中三槍牌與蘭林牌齊名，商标是三杆來福槍。此三槍非彼三槍？下次去上海，應該尋訪梁老師的滬上舊址，也許他又回國重做上海人了。我先要告訴他，橋牌早已不打，不過騎的自行車名稱響亮，也許是中英合資的，牌子Sanqiang，可與他正宗的蘭林一比呢。

梁老師大笑：“哈哈哈！Sanqiang！嗳有格樣子事體！”

作者：陸建德編輯：錢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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