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随着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法治國的推進，問責已成為約束權力責任的重要手段。然而，一些問責或多或少正在走樣。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有的地方簡單以問責數量衡量整治效果，有的部門為了湊數隻好挖空心思“泛化問責”，最終造成基層幹部“躺槍”。湊數式問責背後心态多樣，有的為“拼湊政績”，有的是“捏軟柿子”，有的為“息事甯人”，有的是“敷衍塞責”，其本質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

為完成任務對每個村都問責

每年上級部門對下級部門有考核要求和任務，完成不了就要被列為工作落後典型。在問責數量上，有的地方感覺偏少，隻好想方設法湊數，比如把不屬于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追究的事項統計在内，本來問責範圍隻需到鄉鎮一級偏要擴大至村民小組。

“某鎮有9個村，基本上每個村都被上級以及本級紀委問責過，村幹部免職的免職，辭職的辭職。”中部某鎮幹部說，一些涉及村幹部的輕微違紀問題，本可以批評教育，但還是給予了黨紀處分，目的就是為了湊數，以完成目标任務。“某村民小組長按村支書要求辦事，在村支書因此事受處分後，鄉鎮紀檢原本計劃對小組長誡勉談話，後來考慮到處分指标沒完成，最終給了警告處分。”

無獨有偶，一位街道辦紀委書記透露，他一年被要求辦5個案子，但街道層面幾乎查不出“大問題”，隻好到處尋找“小線索”。“哪個社區普通黨員被查到賭博，我們就追加一個小處分，既完成了任務，也不得罪人。”

南方某城市，一個審批事項從科員到科長，再到分管副局長和局長都有呈批簽字，雇員隻是把事項錄入系統。不巧，審批出了問題，追責時為了湊數，隻好把雇員推出來。

山西部分教師放假後AA制聚餐被批評，湖南某教育局辦公室有零食被通報，河南某醫護人員丢棄半個饅頭被通報為“四風”表現......湊數式問責不少具有小題大做、吹毛求疵的特征。

更有甚者，一些部門為了避免被湊數式問責，隻好在考核期限之前搞“突擊執法”或“釣魚執法”，完成了數量才不會被上級部門問責。這一類現象在公安、工商部門比較普遍。一位公務員舉例說，往往到了年底，交警就頻頻上路攔電動自行車，以免任務沒完成被問責。

湊數式問責背後的多樣心态

本是正風肅紀的問責，為何會出現湊數現象？半月談記者梳理發現，背後相關部門和人員的心态多樣。

“拼湊政績”心态，以問責“走量”彰顯“作為”。自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八項規定”出台以來，各地各部門加強了執紀督查。但是一些部門和領導幹部，卻把“問責數量”簡單當做“執紀成果”向上級彙報，以證明自己“積極作為”。在這種心态下，對“八項規定”執行采取“沾邊政策”，不管問題大小都往問責方向去靠，随意将問責标準擴大化。

“捏軟柿子”心态，以拿基層幹部“開刀”為習慣。

一些地方和部門對落實“兩個責任”仍停留在表面，客觀上造成了查處問題時的“選擇性問責”現象：隻問責基層部門不問責上級部門，隻問責弱勢部門不問責強勢部門。關鍵一點是，問責下級幹部時不會遇到太大的阻力，以緻很多時候拿基層幹部來湊數。

“息事甯人”心态，以快速問責安撫負面情緒。一些地方在出現影響穩定的突發事件特别是醜事後，為了盡快平息洶湧的輿情、維護地方穩定，不經仔細調查就對相關部門和人員上綱上線，一律從快從嚴拿出問責措施。當問責過程遭到當事人質疑時，上級領導就出面做工作，勸說“以大局為重”。

“敷衍塞責”心态，以輕微問責掩蓋嚴重問題。出于利益勾結的考慮，一些部門在查處有關問題時，面對強勢部門，為了幫助違法違紀者逃避或減輕責任，渾水摸魚，暗度陳倉，将輕微的問責泛化，用小問責來湊數，掩蓋其背後隐藏的大問題。有的地方甚至搞陽奉陰違，問責文件不對外發布或者控制知情範圍。

問責泛化，實質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

在問責中無限泛化，不僅亂了綱紀，也會傷了廣大黨員幹部的心，特别是基層幹部“有苦說不出”。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中部某鎮因為把村幹部成片問責，最後造成村裡基本工作難以運轉。湊數式問責的實質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

問責是從嚴治黨、依法治國的重要保障，是查處違法亂紀行為的嚴肅手段。為了湊數，随意伸縮問責标準、甚至交易問責數量，必将嚴重損害黨紀國法的權威性，降低黨委政府的公信力，是一種權力濫用的官僚做法。同時，湊數式問責還會助長官官相護的風氣，讓真正的違法亂紀者逃避懲罰。

客觀、公正是執法執紀的基本準則，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陽奉陰違的問責，會讓規矩和紀律缺乏約束力，從而讓從嚴治黨流于形式。為了問責而湊數，做做樣子、小題大做、糊弄百姓，會極大助長歪風邪氣，長久下去問責就會變成“空架子”。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劉學平等專家認為，湊數式的敷衍問責後患無窮，亟待嚴厲整治。

第一，構建明确、清晰的責權體系，取消問責的數量和任務指标。哪一級管什麼事、承擔什麼責任都要明晰，如此一來問責才有依據。在具體問責時，要依據問責标準實事求是，不能放松也不能擴大，不能給問責下數量指标，要結合當地實際“精準問責”，同時厘清黨紀國法的邊界。

第二，構建對問責程序的監督體系。問責誰、問責依據、問責程度要向社會公開，引入公衆和媒體監督。不能層層加壓，人為泛化。如發現有弄虛作假的湊數式問責行為，必須嚴肅打擊和處罰。

第三，培育正确的政績觀，改進工作作風。問責隻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應簡單成為衡量工作業績的标準。執法執紀的關鍵在于平時的嚴格監管，應當恪盡職守，讓問責成常态而不是運動，更不能随便任性。

第四，強化“一把尺子”意識，對任何部門、任何級别一視同仁，不能動辄拿基層幹部當“替罪羊”。面對強勢部門時要勇于亮劍、果斷出擊，維護黨紀國法，順應民意民心。隻有撕下面子不辦“人情案”、頂住壓力不辦“關系案”，才不會盲目湊數，亂打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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