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克認為人格是現實生活所體現的行為方式總和，可以用來預測或解釋人的行為。手機成瘾與人格的研究，主要從艾森克和五大人格量表來進行研究分析。研究發現人格的某種特性與手機過度使用有關，人格能直接預測手機成瘾。

以“大五人格”測試結果顯示，具有外向型傾向的被試，更多地使用手機通訊和短信服務，利用手機進行社交交流。親和性低的人更喜歡使用手機遊戲。

人格到底如何影響手機成瘾？研究者從人格的易情緒化、易孤獨、沖動性，感覺尋求進行解釋。

神經質的人情緒化、沖動、缺乏自控力喜歡通過手機進行社交；嚴謹性低的人自控力也低，做事缺乏計劃，常常沉迷于手機快樂之中忘記當前任務；宜人性低的人，疑心重，對他人具有抵抗性與排斥性，面臨負性事件會依賴于手機排解心情；開放性水平低的個體，喜歡沉迷于自我世界，不善于人際溝通，通過手機來緩解和逃避内心孤獨、沮喪。

另外，還有研究表明内外向都會導緻手機成瘾，内向傾向的人依賴手機的社交撫慰打發孤獨感，外向傾向的人沉迷手機社交交流的便利，在手機打開的網絡世界裡尋求新奇。

手機成瘾者的時間管理傾向與正常者也存在差異，手機成瘾者在使用手機功能時，會沉迷于手機的使用，導緻時間感喪失，感知時間流逝較快，對時間監控能力不足，沒時間感。

玩手遊忘記時間吃飯；另外在手機無法使用時，戒斷反應增強，會感知無法使用手機時間漫長。即低水平的時間管理預示着更高水平的手機成瘾，手機成瘾者無法有效管理使用手機的時間導緻凸顯和戒斷症狀。

不過，最新研究表明時間管理能調節技術設備與學業成績，當手機作為獲得學習資源的工具，隻要個體具有良好的時間管理，就能緩解手機對學習的幹擾。國内吳玉和杜春香指出時間管理傾向對手機成瘾負向調節作用，時間管理能力高的個體善于對自身的時間監控，能有效的安排時間與任務，不容易超時使用手機而荒廢其他任務，而不易形成手機成瘾。

手機成瘾能誘發個體的焦慮、孤獨、無聊等負性情緒，焦慮、孤獨已被研究者所重視，無聊卻為人所忽視，這種差異性由情緒的誘發機制不同造成，焦慮、孤獨等情緒大多由較高主觀價值以及重大應激事件所誘發，無聊情緒則由自身所處的外部環境缺乏刺激性和敏感的情緒體驗導緻。

國外研究者認為無聊是個體在某個任務中感到漠不關心、注意力不集中的一種不愉快、暫時性情緒。受自身内部和外部刺激調節，如個體過度關注内在體驗，無法提起興趣的郁悶，面對單調、無趣任務時的煩躁、不耐煩。在行為上表現為不斷地打哈欠、伸懶腰和扳手指等。

在技術成瘾領域，無聊傾向發揮着獨特作用，首先，無聊傾向能直接影響人們對技術的感覺尋求，高無聊傾向的人更渴求具有豐富刺激性的手機；高無聊傾向的人對推送信息更敏感。

另外，無聊傾向還能通過外向性、神經質人格影響手機成瘾，無聊傾向能改變外向性、神經質人格的個體對手機的滿足感；最後，無聊傾向的個體相對于正常者在手機使用模式上也存在差異，Oliver通過機器學習模型分析無聊傾向的手機使用行為，發現高無聊傾向的個體，日常更高頻率地使用手機社交、打開推送中心、改變屏保和打開軟件等行為。

也就是說體驗到無聊情緒越多的大學生，更容易依賴手機打發無聊，無聊情緒傾向正向增強學生對手機的依賴。

神經系統與身體認知人格特征是個體手機成瘾的心理基礎，而異常的神經系統和不健康的身體則為手機成瘾提供了生理機制，牛志民對遼甯醫學院學生的手機成瘾、睡眠質量、負性情緒進行測量時，發現當個體存在睡眠問題的時候，會引發焦慮情緒，增強手機成瘾程度。

個體對自身難以控制的身體狀況也是有認知的，動機理論中的自我圖式理論認為對自我生命質量的主觀評價低導緻的自我懷疑、自我效能低下和消極自我評價也會負向預測手機成瘾。即對自身身體不滿意的人容易産生低自我效能感的不良認知。容易在網絡中尋求滿足，增加手機成瘾的可能性。

總之，在手機成瘾之前，情緒化、易孤獨、沖動性、感覺尋求得人格特質、異常的神經系統、身體的不健康、不良的認知組成了個體易感化得特征，使其比他人更易成瘾。

親子關系個體的生存環境是手機成瘾的危險性因素，對手機成瘾的誘發表現在不良的親子關系、不适應的人際關系和缺乏社會支持三個方面。上文提到人格會對手機成瘾産生影響，那麼人格的養成是否也會對手機成瘾産生影響?

衆所周知家庭是孩子形成人格的重要場所，親子關系是人類出生開始的首要關系。國内外研究者認為親子關系中父母教養方式，親子依戀，親子沖突，親子溝通會影響孩子的身心健康與成長發展。在手機成瘾研究中，親子關系的好壞能直接預測到手機成瘾程度，例如，父母的教養方式中父母的偏愛會導緻人際關系中自私傾向，進而引發孤獨；父母的拒絕否認則會導緻個體自我認同性低；母親過分幹涉保護還會導緻個體自我控制能力低。

這種父母的偏愛，拒絕否認，母親過分幹涉保護長期影響下，孩子更容易形成不安全的依戀關系，這種不安全的依戀如恐懼型和專注型導緻的孤獨，焦慮情緒，自我控制力下降轉而成為手機成瘾的誘發因子。

精神分析理論認為，成瘾行為是依戀失調的表現，個體對手機的依賴是動機中依戀需求的轉移和補償，是正常依戀未能獲得滿足的變形。如果個體的依戀表現出無價值和不信任等不安全的消極特征，就會在手機中尋求安全感。

另一方面父母對兒童的教養通過父母的日常生活中的言傳身教間接影響孩子，比如父母“低頭族”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初中生手機成瘾，因為父母的“低頭族”現象在一段時間内是親子間相處和互動的主要内容，父母如果表現出的一種“冷落”孩子常态化現象，這種冷落會導緻孩子缺乏關愛産生孤獨和面臨生活問題無法求助的焦慮，父母的“低頭族”現象已使手機成瘾成為兒童不可忽視的發展性問題。

最後，在個體成長中父母沖突和對父母沖突的認知評價也會使個體缺乏安全感，感到孤獨，當個體感知到父母沖突時，會産生對沖突後果帶有自責的認知評價，這種帶有個體認知特色的消極評價會導緻焦慮、孤獨等心理适應問題。消極認知評價與孤獨感是父母沖突對大學生手機成瘾的鍊式中介。

人際關系個體在成長發展中總會離開家庭，面對不同的人際關系，當個體在現實生活中無法順利建立穩定的人際關系時，常常處于孤立無援的狀态，原有的社交需求隻能在網絡中尋求精神安慰和社會支持。

另外，低社會适應面對正常社交情境，會出現社交情境的消極判斷，認為别人不友愛，自己很難融于社會的焦慮心境。

社會支持家庭和人際關系形成了個體的可利用的社會支持，當個體缺乏良好的社會支持則會增加手機的使用。

社會支持是個體對自身被愛的感受，對個人價值感的認知，良好的社會支持能保護個體處于健康的社會環境。一般認為社會支持與個體的幸福感、心理健康緊密相關。吳喆在總結社會支持機制模型時，認為社會支持用三種作用來影響個體成瘾水平。

國外學者Kitamura最早對手機相關功能成瘾，進行為期5個月的跟蹤研究。他根據手機信息成瘾将使用者分為過度使用者和依賴使用者，發現兩者手機信息成瘾的發生機制不同，過度使用者與新穎尋求，探索，好奇心，沖動性有關，而依賴使用者與低自我導向性，無目的性，不成熟依戀有關。即手機的成瘾使用具有不同的發生機制。不同的發生機制具有不同的行為表現和特征。

另外，Billieux和Griffiths提出問題性手機使用的三種路徑：一是過度尋求慰藉路徑，個體受不安全依戀、社交焦慮影響，期望通過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獲得心理慰藉，形成成瘾性手機使用模式；二是個體的沖動控制路徑，沖動性、低自控力使個體的行為具有随意性，造成各種問題性手機使用，形成反社會性手機使用模式；三是外向性人格路徑，外向性人性格開放，樂于與他人交流，把手機作為與他人廣泛社交聯系的工具，進而獲得網絡社會支持，形成冒險使用和成瘾性手機使用模式。

Han、Kim和Kim在語義分析的基礎上發現個體的記憶、自我延伸、依戀和趨近與無手機恐懼存在着定向關系，在進一步問卷調查的基礎上，證明個體的“自我”意識能延伸到對手機的記憶中，當個體具有高依戀傾向時，對手機具有更高的趨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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