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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奧數競賽中有兩道較難的題目

生活 更新时间:2024-12-26 11:49:53

一次奧數競賽中有兩道較難的題目?近日,第63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IMO)成績公布中國隊再次獲得團體總分第一,6位參賽的選手全部獲得滿分,這是中國隊第23次獲得世界第一,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一次奧數競賽中有兩道較難的題目?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一次奧數競賽中有兩道較難的題目(30多年我國奧數金牌)1

一次奧數競賽中有兩道較難的題目

近日,第63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IMO)成績公布。中國隊再次獲得團體總分第一,6位參賽的選手全部獲得滿分,這是中國隊第23次獲得世界第一。

熱鬧過後,我們需要考慮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擁有如此衆多的聰明孩子,不僅僅是在數學學科,還在其他任何領域,但他們後來的職業發展又是怎樣的?第二,具有共性的話題是,如何從數學大國躍升為數學強國?從曆屆數學奧賽成績與我國數學在國際上的整體表現之間呈現的差距,讓人深刻認識到這種不對稱性斷裂,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兒?

為了從宏觀層面體現中國數學奧賽團隊取得的輝煌成績,筆者做了一個簡單的統計,自1985年中國首次參加奧賽以來,共獲得了23次總分第一,在世界各國的排名中遙遙領先。這30餘年間,我國參賽選手共獲得174枚金牌,平均單次參賽可獲金牌數為4.7枚,這些數據都是世界第一。

這可以說明兩個問題:第一,中國的基礎數學人才很強大;第二,中國有數學天分的學生很多。

由于參加奧賽的都是中學生,我們不妨假定這些參賽者都為應屆高中畢業生,按照中國的激勵模式,這些獲獎者大多被國内重點大學提前錄取,由此走上職業化的數學道路。這些通過層層選拔、一路過關斬将的優勝者,随後又接受了最為優秀的職業化學術訓練,應該在未來取得可喜的數學成績。

但遺憾的是,這個預期結果并沒有出現。

衆所周知,數學界有兩個著名的國際大獎:菲爾茲獎(1936年設立,每四年頒獎一次)和沃爾夫數學獎(1976年設立,1978年開始頒獎),可以作為我們衡量傑出人才獲得國際承認的指标,前者規定獲獎者必須未滿40周歲。

我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參加國際數學奧賽,湧現出的衆多金牌選手并沒能脫穎而出,即便按照菲爾茲獎設定的40周歲年齡限制,那麼從獲奧賽金牌的18歲到40歲仍有22年時間。在學術産出峰值的這22年間,這些天之驕子是如何完成從精英向平庸轉化的升騰與墜落之旅的?又是什麼因素影響了他們展翅高飛?

在筆者看來,造成這種隻開小花不結大果的原因有很多,關鍵在于我們的激勵機制出現了問題——隻注重短程激勵而缺乏有效的長程激勵。

短程激勵之所以被熱捧,是因為它的結果符合績效主義原則,對于政策制定者與政策受衆而言,政策後果都是明确與可見的,從而在雙方之間實現了共鳴: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一旦學生獲得金牌,将為整個學校帶來巨大的聲譽收益,進而影響學校未來的升級、招生與宣傳,符合政績考核要求;對于參與者而言,一旦獲得金牌就獲得了進入名牌大學的通行證。

由于激勵靶标明确可及,從而在政策制定者與參與者之間形成共識:推薦者為參賽者提供巨大的社會支持,參與者為可見的收益全力以赴。這個流程從一試、二試再到全國集訓都是如此,短程激勵路徑簡短、清晰而明确,衆志成城,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我國中學生參加奧賽的熱情如此之高、成績如此輝煌。其實這是多方合力的結果。

如果說短程激勵是基于短鍊的功利主義理念來設計政策靶标的話,那麼長程激勵的激勵鍊條則是長鍊的,不僅具有短期的考量,更側重于對個人愛好與理想的持續支持與尊重。

問題是長程激勵的目标是無法量化的,而且收益在短期内是不可見的。這就導緻政策制定者與政策受衆對于不确定性後果産生嚴重的風險厭惡,使個體的愛好與理想讓位于實實在在可見的政策标的。

這些獲獎者一旦進入大學,又回到了功利主義占主導的短程激勵環境中,那些藏于内心的愛好與理想的長遠目标,被周圍強大的功利主義文化慢慢吞沒與覆蓋,選擇又一次被短程激勵牢牢掌控,樂此不疲地從一個小問題走向另一個小問題,在不知不覺中遠離了深刻與長遠的問題,甚至都不知道什麼才是重要的問題了。活在當下成為一種被認可的正确的學術理想與人生觀。

其實,正确地做事與做正确的事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學術上的長期價值主義恰恰需要長程激勵機制。建設長程激勵機制需要解決三個問題。

首先,政策的激勵靶标設計要多元化,防止出現單一的短程指标。要給每一種學術偏好和理想以現實的存在空間,換言之,喜歡功利主義選項的人在這套激勵政策下可以安身立命,同時那些喜歡理想主義選項的人也可以安然地生活。每一種為生活付出的真誠努力都值得尊重。

筆者不久前看到一個視頻,介紹的是北京大學青年數學家韋東奕的生活,那份樸素和熱愛令人心生敬意,油然而生的想法就是——不要幹擾他,讓他生活在自己的數學世界裡。忽然想到孔子對顔回的贊賞,“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其次,基于折現原理,從短程激勵到長程激勵需要設計收益的補償原則。即短期激勵靶标的收益小,而長程激勵靶标的收益高。這也是打破短程激勵與長程激勵之間不對稱性斷裂的關鍵舉措,通過對激勵收益的計算,自發調節人們從事科研的偏好選擇。

再次,設立人才培養特區。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為了保證一種新型的長程激勵機制能夠在競争中不被短程激勵機制吞沒,必須設立人才培養特區,隻有這樣才能讓一種新型的激勵機制在特區中逐漸完善并茁壯成長。其實,這種努力也是建立多元激勵機制必須付出的代價,否則新生的激勵模式很難生存。這點尤為重要,在功利主義甚嚣塵上的社會環境中,手段與目标已經嚴重錯位,很多人已經把手段當成了終極目标。

如時至今日,社會隻認可那些擁有四唯/五唯的人,卻忘了那些榮譽等身的人到底取得了什麼樣的科學成就。各種“唯”無非是激勵的手段,然而,它們今天卻成了衆多科研人員念茲在茲的追求目标,這不就是科學界在短程激勵機制下舍本逐末的典型表現嗎?

長程激勵的宗旨在于在科技界培養一種耐心與執着,樹立一種學術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不惜用長時間去挑戰難題、大問題,甚至冒着此生失敗的風險也要為人類的認知進步努力推進一點點。微觀上個體的孤勇式堅持,在宏觀上就是衆人協力夯實科學基礎,為科學界整體提供堅實的知識儲備。今天的中國已經發展到這一階段了。以往的短程激勵模式已經無法帶領中國在世界知識生産市場中實現知識叠代的整體躍升。

回到本文主題,我們不妨看看菲爾茲獎與沃爾夫數學獎的獲獎者的國籍分布,看看那些數學強國的激勵機制與我們有何不同,從中不難明白改變激勵模式在當下中國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中國科學報》 (2022-07-26 第1版 要聞 原标題為《從奧賽看人才成長的短程與長程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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