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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體”詩人主要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尤以王禹偁為其突出代表。所謂“白體”，是指效慕白居易詩而形成的平易淺切詩風及酬答唱和之風，這派詩人中，王禹偁（954~1001）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王禹偁早年即喜歡白居易詩，曾在詩中吟道：迩來遊宦五六年，吳山越水供新編，還同白傅蘇杭日，歌詩落筆人争傳。”（《酬安秘丞見贈長歌》）表達出對白居易為官蘇杭時“吟玩情性”的閑适詩與酬唱詩的稱羨。

王禹偁

王禹偁中進士之後，寫作了大量的酬唱之詩，表達出仕途順利時較為優遊閑适的心态，仿白居易“長慶體”唱和詩的寫作技巧已經相當熟練。王禹偁有着與白居易頗為類似的經曆與生活體驗。他早年也任過左拾遺，有着和白居易一樣“兼濟天下”的抱負和“裨補時阙”的使命感，也同樣用詩筆寫出了許多揭示民生疾苦，暴露社會弊端的篇什，如《對雪》等詩，都是與白居易的“諷喻詩”精神相通的。

王禹詩的語言平易淺切，深得白詩風神，從不追求辭藻的華美、形式的雕琢，而是像白居易詩那樣平易質樸，如《畬田調》五首（其一）：“大家齊力㔉孱顔，耳聽田歌手莫閑。各願種成千百索，豆萁禾穗滿青山。”頗有民歌風味。

王禹偁在其中年也同樣遭到了貶谪，被斥逐商山，他的詩歌也發生了很明顯的變化，但其變化的軌迹卻與白居易形成了逆向運動。白居易貶放江州以後，開始放棄“兼濟”而隻顧“獨善”，用佛禅思想來平衡自己的心态，寫作了大量的“閑适詩”。王禹偁貶放商州後，則更加重了憂念世事的情懷，寫出了《感流亡》《烏啄瘡驢詩》《對雪示嘉祐》等憂懷世事之作，深切同情民間疾苦，對貪官污吏施以無情鞭撻，表現了詩人的疾惡如仇的品格。

王禹偁前後詩風的轉換，表現了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在藝術上，王禹偁早期的唱和詩多是律體形式，而貶放商州之後的重要篇什大多采用容量較大，體式靈活的古體，語言上形成頗為直率平暢、痛快淋漓的特征。

王禹偁并非僅僅是學習白居易的平易淺切，而且更進一步學習杜甫的沉郁頓挫，在學白的同時，又是自覺地追攀少陵的。王禹詩歌創作的深化，不妨視為由學白進而向杜詩境界的演講過程，他曾以詩明志雲：“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對白、杜的規慕之意尤為明顯。

他對杜甫的學習，“注重杜甫‘推陳出新這一點，在‘日長簡仲成’那首詩裡，用在當時算得很創辟的語言來歌頌杜甫開辟了詩的領域：子美集開詩世界”（錢鐘書語）王禹偁的詩，并非僅是杜、白詩風的複映，在某種意義上，他已經初露“宋調”的先聲，他的一些古體詩作，已有“以文為詩”的傾向，如：“未行吾志吾戚戚，對酒不飲抑有由，斯言不敢向人道，語爾小子為贻謀。”（《對雪示嘉祐》）“總驅節奏在術内，歌舞之人無我欺，所以唐相牛僧孺，為文命之為樂句。”（《拍闆謠》）都可以看出明顯的“以文為詩”的趨勢，所以清人吳之振在《宋詩鈔》中這樣評價王禹偁是開宋詩風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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