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九月，已經被貶黃州三年的蘇轼，某個晚上與朋友一起泛舟湖上，賞月飲酒，回到居所後乘興寫下了一首《臨江仙》。

沒想到這首詞很快傳到了知州徐君猷耳朵裡，徐君猷以為蘇東坡“畏罪潛逃”，馬上帶着人風風火火地趕到臨臯亭，結果發現對方還在睡大覺。

後來，這個笑話出了名，被人寫進了與蘇轼相關的各種野史、話本當中。蘇轼當時寫的這首詞，就是《臨江仙·夜飲東坡醒複醉》。

《臨江仙·夜飲東坡醒複醉》——北宋·蘇轼

夜飲東坡醒複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白話翻譯：

夜晚去飲酒，醉了醒，醒了又醉，等到歸家之時，已經過了三更天。門房裡傳來書童熟睡的鼾聲，怎麼敲門，他都不理我，于是我步行到長江邊上，去聽滔滔東流的水聲。

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自己的人生，并不屬于自己。什麼時候，我才能抛開對功名利祿的追逐呢？此時殘夜将盡，水面無波，真想乘一艘小船從這個地方消失，去大江大海裡度過餘生。

蘇轼還未出川之時，就已經與佛道結緣了。他十九歲赴京應試，途經黾池的時候寫下了《和子由黾池懷舊》，從中已經能看出他的“少年老成”了。

自從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烏台詩案”爆發，蘇轼被投入大牢，差一點丢掉性命，從此以後，他的避世念頭就更重了。

元豐三年（公元1079年）春，蘇轼和兒子先行到達黃州。在按照慣例向當地的知府“報到”以後，父子二人就搬到了當地的定惠寺裡居住。

因為犯了事，親戚朋友為了避嫌，也不和蘇轼通書信了。他自己也“羞于見人”，于是除了吃飯，或者去城南的安國寺洗澡，别的時間他都是晝伏夜出。

也就是說，蘇轼往往都是白天關起門來睡大覺，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才獨自一人跑出去散步、賞月。這樣的枯燥的生活維持到了當年夏天，弟弟蘇轍把他的家眷全部送到黃州為止。

在蘇轼的妻兒來到黃州之前，他曾經給好友曾章惇寫信坦承自己當時遇到的困難。他在信中說，黃州當地的“魚稻薪炭頗賤”，很适合窮人生活，但是這也隻足夠他一個人吃飯而已。

蘇轼從前在朝中當官的時候，有一份不錯的薪水，外加上一份生活物資補貼。獲罪被貶到黃州之後，薪水就停發了，全靠補貼過活。

再加上蘇轼從前很愛享受，從來不會在吃上虧待自己，所以他并沒有多少積蓄。他估算着如果妻子、兒女全都搬過來以後，他的存款也就隻夠一家人吃一年了。

因為這個原因，蘇轼後來才會跑到黃州東南的山上去開墾荒地，過上自耕自食的日子。當時他居處的房子，是舊友向上級求來的。

蘇轼開墾的那一塊荒地，也是昔日的老部下送給他的。妻兒沒到黃州之前，他經常到處去參觀寺廟和别人家的園林。

另外，蘇轼還經常到江邊撿石子“打水漂”，或者與漁夫打成一片，或者在街上纏着不相識的人講“鬼故事”。但是妻兒來到黃州後，蘇轼就得擔起一家之主的責任，為吃飯發愁了。

總的來說，在黃州生活的那幾年裡，蘇轼在大部分時間裡，還是感覺到心頭很壓抑，過得并不快樂。心情不好，想借酒消愁的時候都害怕喝醉了“說胡話”，被人抓住把柄。

本來缺錢貼補家用，城中的文人邀請蘇轼去題字賺點“潤筆費”，他都不敢。他就怕自己前腳寫下什麼，後腳就被人拿去“作注”，再羅織一個罪名。

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九月的那一個晚上，蘇轼剛好和朋友一起泛舟江上，大家開開心心地飲酒作樂，想必還談了不少關于人生的感悟。

因為談話非常投機，舍不得回家。所以酒醉了又被江風吹醒，醒過來又繼續喝。看着江上的明月，再想到現實人生，蘇轼乘着酒興，難免會想起前代詩人的名句。

譬如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又譬如李商隐的“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

總之，前輩詩人一遇到不如意的事，就和“扁舟”幹上了。想要忘記、抛卻人間的煩憂，坐着小舟，去江海上自由航行。

于是蘇轼受到啟發，寫下了“小舟從此近，江海寄餘生”，但他也隻是想想罷了。因為李白和李商隐說要乘“扁舟”去“江湖”，都隻是嘴上說說而已，他們從來沒有抛妻棄子，離家出走過。

蘇轼同樣也隻是嘴上說說，他一生與佛道有緣，喜歡與寺院的僧人往來；他也煉過金丹，打過坐，但是從來沒有一次真的出家當和尚。

本來蘇轼這首詞隻是随性一寫，寫完了往桌子上一扔，然後就去睡大覺了。可是沒想到他還沒睡醒，知州徐君猷就殺到了他的家裡，來看他有沒有逃跑！

夜半三更，蘇轼在自己的居所裡寫了一首詞，知州在官邸裡面居然能馬上知曉。可見當時蘇轼的家裡，必定潛藏着知州的“眼線”。

我們也可以從中得知，蘇轼被貶黃州之後，一直受到官府的監視，頗不自由。在這種監視之下生活，對于一個性格外向，好交朋友的人來說，真的是太難受了。

如果不是為了自己的妻子、兒子考慮，我想蘇轼大概真的想一逃了之了吧。

“長恨此生非所有，何時忘卻營營？”這句詞表達了蘇東坡對現實生活中争名逐利的厭倦，以及對自身陷入這種生活的困境而無法自拔的無奈。

因為一個人活着，并不是僅僅為自己而活，他還得為了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們活着。

一個人是屬于一個家庭的，而一個家庭又是屬于一個社會的。所以人一生下來，身上就承擔了家庭與社會的責任。

佛家總是想着發動信徒，擺脫家庭、社會加諸于個人身上的責任，去追求自己夢中的極樂世界。

但是一個從小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卻很難放棄自己對家庭與社會的責任感。畢竟六道輪回，天堂地獄這種東西，從來沒有活人見過。

蘇轼就是這樣一個人，即使經過“烏台詩案”之後，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一直被置于官府的監視之下，想喝酒都不敢喝得太醉，但是他的内心世界還是一如從前。

後來蘇轼遊覽赤壁，寫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嬌·赤壁懷古》。在這首詞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中年的他和青年時代一樣，仍在滿懷豪情地歌頌三國時代那位，為國家建功立業的少年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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