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五柳七
古偶劇常把曆史背景架空,好處是省卻不少考證功夫。話題劇《夢華錄》在大宋的曆史細節上多有講究,用心良苦。女主角之一,宋引章是教坊歌伎、琵琶高手,劇中重頭戲中多有琵琶,可惜瑕疵仍不少。
一,宋引章在蕭府宴會上,頂撞蕭衙内,說雷海青彈琵琶,公孫大娘舞劍,是獻給唐明皇的。若在蕭府表演劍舞,蕭相公有僭越之嫌。宋引章随後演奏失傳的《涼州大遍》,卻不知同樣是當年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獻給唐明皇的。
二,宋引章的琵琶,形制仿南音琵琶。南音琵琶于南宋末年興起于泉州一帶,一大特征是音箱面闆上有一對月眉形風眼,稱為“簧孔”。南音琵琶有品,面闆均為黑色,宋引章的琵琶,即沒有品,主體亦非黑色,有些不倫不類。
三,宋代琵琶演奏,有橫抱、豎抱或斜抱。宋人繪《宋人宮樂圖》,其中有四弦琵琶,橫抱而坐,用撥彈。也可以使用角質假爪。《樂譜》載:“唐僧善本彈六幺曲,下撥一聲如雷發,妙絕入神。”彈《涼州》,從效果看還是要用撥子為好。
四,自漢代樂府開始,演奏“大曲”,要由一人手執擊樂,一邊打拍子,一邊唱歌。所謂“逢韻必拍”,打拍子是為了押韻。《夢華錄》中,張好好是歌伎,唱歌時最好“執紅牙拍闆”。
五,劇中柯政猜測,宋引章的琵琶是用雷擊木制成。雷擊木是道士用來制作法器的。琵琶的音箱,古稱弦槽,宋人最重檀木,“其槽以暹沙檀為之”。“金屑檀槽玉腕明,子弦輕撚為多情”,楊貴妃的琵琶,相傳即為暹沙檀制成。古代琵琶也有特殊材質,如唐代琵琶名師賀智懷,史稱“賀老”,琵琶是“以石為槽”。
六,宋引章等在門外時,琵琶太沉,背不動隻好放地上。宋時琵琶均有“擔縧兒”,方便把琵琶斜挂于肩上,還可以讓樂伎移動表演,就像現在彈吉他那樣。
劇中宋引章的琵琶轟動汴京,這樣的劇情設計,其實低估了大宋音樂生活的豐富性。
(宋)佚名《歌樂圖卷》
這是大唐盛世的“廣場舞”?
《夢華錄》中,主人公趙盼兒擅舞《綠腰》。《綠腰》即白居易《琵琶行》中“初為霓裳後六夭”的六夭,既可歌又可舞。
《韓熙載夜宴圖》中,歌伎王屋山背手分袖,跳的就是《綠腰》。韓熙載自擊“羯鼓”助興,另有一人拍闆、兩人擊掌。
《綠腰》是諧音梗。《琵琶錄》載,“綠腰,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為名。後轉呼綠腰。”上指唐德宗,西涼進獻樂譜,唐德宗嫌太長,命樂工精簡,故名錄要。
唐德宗時,長安城的樂師康昆侖,号稱大唐琵琶第一人。《樂府雜錄》載,某日這位康樂師為祈雨,登彩樓,奏《綠腰》。忽有一女郎現身,同彈此曲,“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原來是俗名段善本的西域僧人所扮。唐德宗下旨讓康昆侖拜段善本為師,盡學其藝。白居易《楊柳枝》一詩說“六幺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綠腰》成了大唐的“廣場舞曲”。
白居易有詩《樂世》,《樂世》也是《綠腰》的别名。唐代王建《行宮詞》中有一句“開元歌舞百草頭,梁州(即涼州)樂人世嫌舊”,其實是“開元歌舞百草頭,梁州樂世人嫌舊”之誤。王建和白居易同時期人,《涼州》《綠腰》為何成了老調?安史之亂爆發,盛世一去不返,時人已不忍聽《涼州》《綠腰》。
《夢華錄》的時代背景為宋真宗時期,大宋繁華正值酒酣耳熱之時。宋引章以《涼州》言風骨,居安思危,意識超前。南宋時金人将汴梁教坊悉數掠至金都。詩人範成大曾出使金朝,賞罷舊京大曲,賦詩感歎:“紫袖當棚雪鬓凋,曾随廣樂奏雲韶。老來未忍耆婆舞,猶倚黃鐘衮六麼。”
《涼州》《綠腰》的悲涼,晚唐南宋才更懂。
《韓熙載夜宴圖》中,歌伎王屋山背手分袖,跳的就是《綠腰》。
大宋教坊有名角
唐代有關《涼州》的詩作有百首以上,王之渙的《涼州詞》最受歡迎,唐人《集異記》載“旗亭畫壁”故事,可資證明。
旗亭指的是酒樓。王昌齡、高适、王之渙三人在洛陽酒樓小聚,趕上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三人私約,看聚會諸伶會唱誰的詩。先有伶唱王昌齡的“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又有伶唱高适的“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王之渙說,此前都是庸脂俗粉,指着衆伎中最漂亮的一位說:“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争衡矣!”果然,此伎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王昌齡大笑:“田舍奴,我豈妄哉?”意思是,你倆都是鄉巴佬。
宋代小說《楊太真外傳》裡面,介紹過一支大唐皇家管弦樂隊,身份之高應該古來無二:“甯王吹玉笛,上(唐玄宗)羯鼓,妃(楊貴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觱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惟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
《東京夢華錄》中,汴梁勾欄瓦舍的伎人,各有絕活,内卷得厲害。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是小唱名角;嘌唱名角有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叫果子有文八娘;舞旋有張真奴。
宋代名伎中,王朝雲善舞,琴操善琴,嚴蕊善歌,還有會鼗鼓的劉娥。《水浒傳》裡,李師師給燕青吹了一曲箫,又彈了一曲阮。最可歌可泣的,當數梁氏在黃天蕩,親執桴鼓鼓舞宋軍,大敗金兀術。因此,若是評選大宋教坊的最佳樂隊陣容,風頭不遜大唐。
燕樂還是要“衆樂樂”,有樂有舞更要有唱。外來戶宋引章一把琵琶一曲《涼州》就能技壓京城,倒顯得大宋汴京人都是鄉巴佬了。
《涼州大遍》應該不是獨奏
宋詞裡,琵琶又作曲項胡琴、胡琴、檀槽、捍撥、鲲弦、四弦等。琵琶自南北朝時傳入中原,四弦四柱、頸短後彎、音箱成半梨形。《舊唐書·禮樂志》就這樣說:“琵琶、五弦及歌舞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以後,傳來尤盛。”
琵琶最早是本土樂器。《夢華錄》中有“狸貓換太子”的皇後劉娥出場,劉娥最擅鼗(táo)鼓,鼗鼓就是撥浪鼓。晉代傅玄《琵琶賦序》載秦末百姓苦長城之役,弦鼗而鼓之。秦琵琶就是把鼗鼓安上弦,改造成“弦鼗”,漢代仍沿襲此形制。東晉名士阮鹹對此做了進一步改造,在宋代阮鹹已成秦漢琵琶的專有稱謂。
《涼州》有大遍小遍之說。宋代王灼在《碧雞漫志》中指出,小遍之說可能是抄錄有誤。“涼州所進,本在正宮調,大遍小者。至貞元初,康昆侖翻入琵琶,奏于玉宸殿,故有此名。”“大遍小者”可能誤被抄錄作“大遍小遍”了。
古代樂曲分大曲、小曲。“凡鼓小曲,五終則止,大曲,三終則止。”大遍指全套大曲,又可分散序、中序和破三段。散序部分無歌且不舞,中序以歌為主,破則歌舞并作且節拍急促。因此,《涼州》大曲應該不是琵琶獨奏。
《涼州》不僅可以用琵琶演奏,還可以用觱篥、胡笳、羌笛、筝、橫笛,可以獨奏、合奏和叠奏。“花滿銀塘水漫流,犀槌玉闆奏《涼州》。”蘇轼《浣溪沙》中演奏《涼州》的這種打擊樂器是方響。
《涼州》還有木偶戲,日本人韓志和曾為唐憲宗表演過。《太平廣記》載:“韓志和者,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于唐憲皇前,出蠅虎子五六十頭,分立隊,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
方響
雅俗之分不在樂器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戰場”,韓愈的這首《聽穎師彈琴》,在宋代成了一樁公案。
歐陽修曾問蘇轼:古來琴詩,哪首最好?蘇轼說是《聽穎師彈琴》。歐陽修答說:“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琴詩。”章質夫家的歌伎擅長琵琶,曾向蘇轼索求歌詞。蘇轼遂把《聽杭僧惟賢琴》改寫為一首《水調歌頭》。
宋代音樂有雅俗之争。在《夢華錄》中,趙盼兒表示,在“半遮面”茶肆的表演,一定要雅不要俗。其實,宋人有偏見,認為琵琶是胡樂、俗樂,不是“中華正音”。琴才是雅音的代表。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說:“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雅鄭”本指《詩經》的雅樂與鄭風,因為孔子在《論語》中指斥“鄭聲淫”,所以鄭風成了“俗風”。
蘇轼曾言明“琴非雅聲”:“世以琴為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複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北宋詩人梅堯臣在音樂審美上即認為“豈必奏韶夏,鄭聲實美好”。
琵琶在宋代宮廷的地位,并未見因雅俗之争而勢弱。《東京夢華錄》記載宮廷教坊大樂中有琵琶五十面,《宋史·樂志》在宋太宗親制樂曲中有“琵琶獨彈曲破十五”。據統計,見諸文獻的宋代教坊排當(宮中飲宴)演奏,有96曲,不計合奏,琵琶獨彈20曲,穩居當朝第一。吳越後王(錢俶)來朝,宋太祖(趙匡胤)為置宴,讓官伎彈琵琶。錢俶在席間作詞:“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取玉樓雲雨隔。”宋太祖拍拍他後背,你懂琵琶,“誓不殺錢王”。
宋詞從促碎到啴緩
自《詩經》起,古代詩詞就是合樂而可歌的。宋人鄭樵曾言“自後夔(傳為舜掌樂之官)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
古人說關鸠“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句話是樂評。
墨子說“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最可說明,自古詩詞,載歌載舞。
元稹在《琵琶歌》中說,“霓裳羽衣偏宛轉”“涼州大遍最豪嘈”“六幺散序多籠撚”,其實是把霓裳、六夭和涼州批評了一個遍——“六夭”多籠撚,“霓裳”偏婉轉,“涼州”則太“重金屬”。
《夢華錄》中說柳九官人甘為張好好牽馬。柳永别名柳七,劇裡的柳九應暗指柳永。宋代文人不是歌伎們的粉絲,他們的詩詞是被教坊歌伎們争搶傳唱的。蘇東坡曾問幕士:“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隻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闆,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闆,唱大江東去。”真正的知音,不在于美色。
詩詞的風格和歌伎的表演是互相影響的。語言學家王力先生在《漢語詩律學》中解釋說,韻文的節奏在“韻”不在“句”。“有了韻才有了安頓”,就是說,唐宋時的樂句是以詩詞的韻腳為一句之終結的,其“句拍”要打在詞韻上又要打在樂句上,方能“齊樂”。
考察南北宋流行樂器,從琵琶到管樂的更替,可以從音樂性的角度找到南北宋詞作風格轉變的原因。學者劉堯民在《詞與音樂》一書中說:五代、北宋的詞是小令為主,這時所用的樂器是琵琶。到南宋時則慢曲流行,樂器不用琵琶而以管樂器為主了。因為樂器一變,詞的形式即随之而變,詞之情調也随之而變,南北宋詞是這樣,南北曲也是這樣。北宋以前之詞“促碎”,是弦樂器使之然,南宋的詞“啴(tān)緩”,是管樂器使之然。
談唐詩宋詞,不隻是字面上的審美。古詩詞的韻味,是聲音的美學。
誰才懂得她們的愁怨
自宋始,士大夫蓄養家伎是自上而下成的風尚。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就是勸幾大功臣“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宋代士大夫家中蓄伎之多,韓琦“家有女樂二十餘輩”,歐陽修有歌伎“八九姝”,蘇轼有“歌舞伎數人”。
宋神宗年間,大臣孫洙因晚上要去翰林院起草诏書,耽誤了飲酒賞琵琶,乃至寫詞抱怨:“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
洪邁《夷堅志》有“張淵侍妾”的故事:
觀察使張淵,紹興中為江東副總管,居建康。每以高價往都城買美妾,列屋二十人,而禦之甚嚴,小過必撻。嘗盛具延客,皆環侍執樂,歌舞精妙,一坐盡傾。妾兢兢自持,不敢遊目窺視,無論言談也。中席,淵起更衣,坐客葉晦叔之側一姝最麗,乘間語之曰:“恭人在太尉左右,想大有樂處。”姝慘容不答,但舉手指筵上燭雲:“绛燭分明會得。”
從《夢華錄》大結局來看,想從古代女子講述現代性的命運抗争,必然遭遇叙事困境。最終的皆大歡喜,無外乎是嫁得好,還是要仰仗官家的仁慈與恩許。宋引章最終得脫賤籍,可以不再“以色侍人”了?這是個“娜拉走後怎樣”的議題。
北宋李廌在《品令》中感歎:“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老翁雖是解歌,無奈雪鬓霜須。”此種感歎頗有諷刺感。古代詩詞中楊柳岸邊的哀愁與情怨,隻是士大夫沉溺風月場時的自我感動,掩蓋了绛燭明滅間的污穢和陰暗。
一曲《涼州》,隻是盛世挽歌。(責任編輯: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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