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農曆辛醜牛年的春節假期剛剛過去，各地的旅遊成績也陸續發布了。讓人驚喜的是，西安大唐不夜城在春節期間不但多次被央媒報道關注，還榮登了全國熱門點第一名。由此進一步帶動了西安旅遊市場的恢複與發展，為西安抗擊疫情影響，更快更好地恢複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但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更加火熱發展的過程中，不出意外地又從東邊鄰省傳來了一股雜音。主要的意思是說，唐朝的時候長安宵禁，洛陽沒有宵禁，所以真正的大唐不夜城應當在洛陽。為了證明他們說的有道理，他們還搬出了唐朝詩人蘇颋創作的一首七言詩，《廣達樓下夜侍酺宴應制》。他們提出此事中含有不夜城三個字，因此不夜城确定應該在洛陽。

對于這首詩，西安網友也有自己的解釋，和洛陽網友的分歧主要是不夜城指的哪裡。對此我覺得，詩文裡邊經常有誇張比喻的成分，憑借一首詩，不能夠準确的認識當時的曆史社會狀況，雙方分歧的焦點還是應當回到最核心的宵禁問題上來。那麼，唐朝的宵禁問題是怎麼來的呢？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唐朝的裡坊制度。

唐朝中期以前，“唐制，百戶為裡，五裡為鄉，居州縣郭内者為坊，郭外者為村，裡、村、坊皆有正。裡正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坊正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可見，唐時裡坊是為了監控民衆和社會管理的需求設立的，并在各州縣都有了明确的劃分。《唐律疏議》卷八雲：“坊市者，謂京城及諸州縣等坊市”，可見，坊市制度是當時城市構成的一大特點，并且坊市制度到了此時已發展得十分成熟。詩人白居易曾用詩如此描述長安城的概貌：“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作為都城長安城，市坊布局相當規整。地方的市坊建造也很普遍，如蘇州有六十坊，益洲有金馬坊、書台坊、錦浦坊、花林坊，揚州城有常樂坊、道化坊、臨灣坊、道仁坊等，唐北都太原城整體布局大約是東南六坊、南北九坊之制，敦煌、吐魯番出土文字證明唐代敦煌、西州也有坊市。可見，在當時這種嚴格的市坊劃分已成為城市一種推而廣之的布局形式。

唐代對坊的管理統一以鼓聲為準，由坊正負責坊門的啟閉。早上五更二點自宮内“曉鼓”聲起，諸街鼓順序敲動，坊門開啟，鼓要敲到天亮為止，每晚鼓聲敲響關閉，不許出入。夜晚實行全城街道嚴格消禁，如果有“犯夜者，笞二十” ，即便是官員也不例外，“中使郭裡旻酒醉犯夜，杖殺之”。如此種種，皆用法律等強制手段來維護市坊制度，進而維護統治者的專制統治。

以上就是唐代裡坊制度的基本情況，那唐代的洛陽是什麼情況呢。洛陽是唐代名城，自隋唐大業元年重修洛陽城後，新的洛陽城就嚴格地依據裡坊制度進行管理。

洛陽城内共103坊，還有北市、西市、南市共3個市場，是标準的裡坊結構，當然也是按照日出開坊、日暮閉坊、入夜宵禁的方式進行管理。而且洛陽曾為東都，其裡坊各項管理制度的執行之嚴厲，即使比不了京師長安，也遠較其他普通州縣嚴格。因此，所謂洛陽無宵禁，故不夜城在洛陽的論調也就成了無根之水。

那麼，唐朝有沒有不夜城？要成為真正的不夜城首先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沒宵禁，二是城市繁華至極。就這兩點說，因為存在宵禁，唐代長期存在的不夜城肯定是沒有的，但短期的存在的不夜城倒是可能有。

唐代元宵節期間，都城長安宵禁暫時取消，坊門、市門晝夜開放，任人通行，連續三天，稱為“放夜”。因為元宵節，身在長安的人們擁有了晝夜相連的三天時間，可以在城中自由活動。這對于終年受制于宵禁制度的唐代長安人而言當然是極為難得的機會。“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正是他們在元宵節期間的真實心聲。元宵放假、取消宵禁，是唐代人的新舉措，它為後世所沿襲，也使得唐都長安将元宵節過成流光溢彩、聲色交映的狂歡節。正是有了這樣的舉措，燃燈結彩才具有充分的意義，長安人也才能夠“今夕重門啟，遊春得夜芳”。如果非要從唐朝找一個不夜城，這三天上元節時的長安城，當是唐人心中的不二選擇。

再回到蘇颋的那首《廣達樓下夜侍酺宴應制》，時間地點很明确，就是玄宗封禅泰山回來心情大好，在洛陽廣達樓下舉辦歌舞宴會。

宴會途中要求會大臣們作詩留念，蘇颋便作了這首應制詩，說廣達樓比宜春苑還好看，廣達樓前的燈會就像不夜城一樣。但廣達樓真的像不夜城嗎？通讀全詩就能明白，這次宴會隻是一次隻有君臣參加的聚會，沒有洛陽百姓，所以其範圍隻可能限于東都宮内，此時的洛陽各裡坊肯定還處于宵禁之中。所以，在皇帝和大臣心中，都清楚蘇颋這首詩隻是拍馬屁而已，而真正的不夜城，隻可能是上元節時群臣百姓都參與的“歡樂無窮已，歌舞達明晨”的長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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