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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翟榮明，江蘇省高郵市人。

作者

翟榮明

說起“幹谒”二字，大夥可能有些陌生，其實就是文人士子為達到延譽、入幕、入仕、升遷等目的，谒拜達官顯貴或者文壇名宿的行為。即今之“走後門”、“拉關系”、“找靠山”、“追星”等等。

《北史》卷二十七《列傳》第十五《郦道元傳》：“（五弟郦道約）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幹谒，乞丐不已，多為人所笑弄。坎壈于世，不免饑寒。”

被幹谒者與幹谒者存在尊卑關系，幹谒者根據幹谒對象的人性弱點或興趣雅好，呈送幹谒詩、文甚而财貨等等。

恩格斯曾說：“歌德和黑格爾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奧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兩人都沒有完全脫去德國的庸人氣味。”

錢穆先生曾道：“幹谒之風唐人最盛，至宋猶存。”

縱觀中國曆代文人之幹谒行為，既有時勢所迫的無奈之舉，亦有别出心裁的脫俗之行，容筆者撷取一二，為君道來。

▲ 孟浩然

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集政治家、文學家于一身的張九齡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次年又遷中書令兼修國史。而“山水田園派”詩人孟浩然雖苦學多年，已過中年卻無緣仕途。

他給舊友張九齡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詩道：“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詩的前段描寫八月洞庭美景，可謂氣勢恢宏；後段則以欲渡無舟楫，處盛世卻不能入仕濟天下而羞愧，祈盼得到援引、推薦和錄用。

▲ 王維

唐朝集詩、書、畫、樂之大成、有“詩佛”之稱的王維，雖聰明過人，然父親早逝，作為長子的他自然要承擔起養家糊口的責任。

唐薛用弱《集異志》載：為了能中舉為官，王維通過岐王李範拜訪唐玄宗的同胞妹妹玉真公主。玉真對詩歌、音樂自是底蘊深厚。王維穿上岐王為其準備的鮮華奇異之錦繡衣服，先用琵琶演奏了一曲“新聲怨切”的《郁輪袍》，繼而又獻上自己“舊詩清越”的詩作十篇。玉真原以為這些詩作是古人佳作，見到自己的偶像後，她驚喜道：“皆我素所誦習者。”因而王維于開元九年（721年）剛弱冠時即中“解頭”，生生的擠掉了起初内定的張九齡的弟弟張九臯。

宦海沉浮，開元十三年（725年）前後, 王維曾以《上張令公》獻詩給丞相張說，未果；十年後，王維又獻給累官封為始興縣伯的張九齡《獻始興公》，詩中以“大君子”稱張、以“為蒼生”為自己的理想、以“賤子”自稱，可見其求官之迫切，後得任右拾遺。

王維之所以這樣做，一是唐朝的科舉制度造成的，唐代士子要參加進士科、明經科等考試，錄取人數少，即便及第，還需吏部铨選後方可授官。二是“小妹日長成，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儲蓄非有素”和“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的家境所迫。

▲ 李白

詩仙李白雖有“鬥酒詩百篇”的才情、“心雄萬夫”的自信，自有“一飛沖天”的鴻鹄之志。然《唐六典》明确規定：罪人和商人之子不得參加科考。故出身商賈的李白無法參加科舉入仕，逼得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走上漫漫幹谒之路。

他不僅向唐玄宗進獻過《大獵賦》、《明堂賦》，還曾多次谒見安州長史李京之、裴寬、張說之子驸馬都尉張垍，還幹谒過益州長史蘇颋、邠州司馬李粲、安州都督馬正會、秘書監賀知章等等，可謂“遍幹諸侯、曆抵卿相”。

開元八年（720年），血氣方剛的李白給渝州刺史李邕《上李邕》詩道：“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裡。”恃才傲物之情溢于言表。開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白在給荊州長史韓朝宗的《與韓荊州書》中寫道：“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則放低了身段。

▲ 杜甫

開元二十三年（735年），24歲詩聖杜甫的舉進士不第。後從天寶七年（748年）起困守長安近十年，為生活所逼，他“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以求入仕，他為唐玄宗進獻過《三大禮賦》，幹谒過汝陽郡王李琎、尚書左丞韋濟、張垍、京兆尹鮮于仲通、西平郡王哥舒翰、武部尚書韋見素等。

然世态炎涼，加之遭遇“安史之亂”，官至左拾遺的杜甫在漂泊流離中渡過了一生，也成就了其“位卑未敢忘憂國”而成為唐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

時隔三百年，曆史來到了大宋王朝，唐代盛行的幹谒之風雖然不再大行其道，然亦非杳無蹤迹。

▲ 柳永

“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柳永出身于官宦世家，自信能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闱“魁甲登高第”。落第後因一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引來宋仁宗的特殊關照，後來雖兩次赴試，都铩羽而歸，從此浪迹天涯。

羅大經《鶴林玉露》載：柳永流寓杭州，時任兩浙轉運使為舊友孫何，拜會無門。隻得一反婉約之風，賦了首《望海潮·東南形勝》詞，詞中“千騎擁高牙”、“異日圖将好景，歸去鳳池誇”飽含了對孫何的溢美、祝福。柳永請當地常去高端會所的歌女說：如果孫何在宴會上聽歌，你隻唱此曲。雖然孫何事後隻打發柳永吃了頓飯，但這首詞卻永遠流傳了下來。

▲ 蘇轼

宋嘉祐初年（1056年），48歲的蘇洵帶着蘇轼、蘇轍赴京，準備參加第二年的國考，途中拜訪了益州知州張方平，并作《上張益州書》。得到張的指點，蘇洵到京後，即攜自文《衡論》、《權書》、《幾策》及《上歐陽内翰書》給翰林學士、文壇領袖歐陽修，此後蘇洵在京文名日盛。

次年蘇轼、蘇轍同榜應試及第，轟動京師。蘇轼寫了《上梅直講書》，把梅堯臣比作孔子；蘇轍也寫了《上樞密韓太尉書》，謂韓琦“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捧得梅、韓二人不要不要的。

▲ 秦觀

秦觀比蘇轼小一轉，熙甯七年（1074年），得知自己的偶像、文壇領袖蘇轼自杭州通判移知密州，道經維揚，二十六歲的少遊憑着其“喜從滑稽飲酒者遊”而生的靈感，事先模仿蘇轼風格，在維揚一山寺（筆者以為當為平山堂）牆上題詩一首，蘇轼見後大驚。

後來少遊的老師孫莘老出示少遊以前所作詩詞數百篇，蘇轼閱後歎道：“向書壁者，必此郎耶？”少遊與偶像蘇轼雖未謀面，已結神交，兩人數十年深廣的師生交遊實從此始。

《紅樓夢》第三回，賈雨村接受冷子興之計，憑着林如海的一封推介信和“賈姓宗侄”的名帖，到京都幹谒了賈政。賈政先為其謀了一個複職候缺，不上兩月，又謀補金陵應天府之缺。賈雨村得以再次徜徉于仕途。

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時任江甯織造員外郎的曹頫被革職入獄。曹雪芹家族在次年正月元宵節前被抄檢，遷回北京。

随着年齡的增長和阖家生計的壓力，在結識了政商界的名流後，曹雪芹摒棄了少年時期視“經濟仕途”為糞土的觀念，往往幹谒權貴。晚年，其學生敦誠《寄懷曹雪芹（沾）》詩道：“勸君莫彈食客铗，勸君莫叩富兒門。”以孟嘗君的食客馮谖彈铗長歌的故事和杜甫“朝扣富兒門”的詩句勸誡曹公莫作幹谒之舉，望其“殘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文人的幹谒之風起于何時，無法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時代如何變遷，幹谒之風還将延續下去。隻希望未來的幹谒，少一些物質，少一些無奈，少一些屈辱，多一些精神，多一些風雅，多一些趣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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