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張擇端所作《清明上河圖》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是我國古代風俗畫的傑出代表，詳實記錄了北宋末年都城汴京的繁華風物。

自從它問世以來，受到上至當朝皇帝、下至文人學士的賞識和珍藏，輾轉至今，曆時八九百年，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曆史上對張擇端創作《清明上河圖》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詞曾有過一些争論。對畫中描繪的是清明時節，從金代以來，似無異議。

“清明”一詞，最初見于金人張著的跋文，在他的跋文中曾引《向氏評論圖畫記》說，張擇端有《清明上河圖》及《西湖争标圖》，這樣《清明上河圖》的名稱才開始定下來。

元人楊準在他的長跋中還着重說明這畫卷題簽的是宋徽宋趙佶，并蓋有小印。

明人李日華在他的《味水軒日記》中記載，這畫卷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體題簽、雙龍小印，并且有宋徽宗的題詩，詩中有“如在上河春”一句，這樣一來，這畫卷描繪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懷疑了。

近代及當代美術史家鄭振铎、徐邦達、張安治等，更大張“清明節”說。如鄭振铎說：“時節是清明的時候，也就是春天三月三日，許多樹木還是秃枝光杈，并未長葉，天氣還有點涼意，可是嚴冬已經過去了。”這樣，把“三月三日”這個具體日子也肯定下來了。

又如張安治在《中國古代美術作品介紹叢書·清明上河圖》一書中肯定這幅畫是描繪“在清明節這一天城郊人民的種種活動”，畫面上描繪了“一些清明節的風俗特征，如上墳、探親、轎上插柳枝、大店鋪裝飾了‘彩樓歡門’等”。

彩樓歡門

孔憲易《清明上河圖的“清明”質疑》，似乎是第一個對畫中描寫清明節提出異議的。孔除對上述跋文及《味水軒日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外，并就畫面中所描繪的内容提出了八點質疑：

一、不合經濟規律。畫卷的開始，畫有一隊小驢馱着木炭從小路而來。“這是畫家首先告訴讀者，這是秋天，冬日不久來臨，這些木炭是東京準備過冬禦寒用的”。秋季營運冬季貨物比較合理，商人早在春天營運冬季貨物，在時間上來說太早了。

二、時令不符。畫面有一農家短籬内長滿了像茄子一類的作物，趙太丞家門口垂柳枝葉茂盛，還有畫面上出現了光着上身的兒童，這些都不可能是清明時節的事物。

三、清明打獵違反禁令。畫面乘轎、騎馬者帶着仆從的行列，上墳後回向城市一段。孔文分析了拿着扇子、光着膀子等人物形象之後認為，“這群人雖然有上墳掃墓的可能，倒不如說它是秋獵而歸更恰當些。因為，上墳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釋得通。今從畫面種種現象來看，說是秋季更符合實際些”。

四、持扇者衆。畫上有不下于十個持扇子的人物形象，除個别上層人物有可能用扇“便面”外，一般群衆持扇應該說是夏秋季節用于驅暑、驅蚊，如果這畫卷畫的是清明時節，感覺不大對頭。

五、草帽、竹笠多有。“草帽、竹笠是禦暑、禦雨的東西，圖中既不下雨，這肯定是禦陽用的，根據當時東京的氣候，清明節似無此必要，這是值得我們懷疑的”。



六、□暑飲子。畫面上有“一處招牌上寫着‘□暑飲子’（‘暑’字也可能是‘香’字）這樣的小茶水攤。如果‘□暑飲子’中的‘暑’字不錯的話，這足以說明它的季節”。



七、攤前西瓜。在虹橋的南岸、北岸、橋上有幾處攤子上放着切好的瓜塊，可能是西瓜。



疑似瓜攤

八、兩宋清明無新酒之例。畫面上“臨河的一家酒店，在條子旗上寫着‘新酒’二字，這是畫家明确地告訴讀者，畫的是中秋節前後”。兩宋間無清明賣“新酒”的記載，而《東京夢華錄》卻有“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的記載。



至于“彩樓歡門”，根據宋代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東京酒店的“彩樓歡門”系永久性的，并非清明特有的标志。

孔文最後還對畫中的“城門樓”作了分析，認為那城樓可能是東京宋門外東郊的蜘蛛樓。



為此并提出了下面的設想：據《宋會要輯稿》載，當時東京内、外城及郊區，共劃分136 坊，外城東郊區共劃分3 坊，第一坊是清明坊。同時，從《東京夢華錄》中得知，在坊巷中有“軍巡鋪”及“望火樓” 的設置，這些“軍巡鋪”“望火樓”是北宋政府專款修建的，有些是借庵、觀、寺、院等處的，正因為這樣，認為清明坊可能借蜘蛛樓作望火樓以備警。這樣一來，《清明上河圖》便可以解作從清明坊到虹橋這一段上河的景色了。



望火樓

《清明上河圖》除以其深刻的題材内容和卓越的藝術技巧舉世矚目外，還以其豐富性和真實性受到專家學者們的贊賞，畫中所描繪的情景甚至地理位置都可以從《東京夢華錄》中得到印證，對于這幅寫實性的風俗畫，孔憲易的文章盡管尚無足夠的有力的論證推倒“清明節說”，對《清明上河圖》的題解其理由尚難令人置信，但他在文中提出的幾點質疑也不無道理。

繼孔憲易《清明上河圖的“清明”質疑》一文後，鄒身城在中國宋史研究會上提出論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圖〉的社會意義》，認為“清明”既非節令，亦非地名。

畫面涉及沿河數裡好幾處街道，并不局限于郊外一個地點。圖中景物有攤販桌上切開的西瓜，有光着上身在街頭嬉戲的兒童，還有十多人揮動扇子，這些都不是清明時節的征候。這裡的“清明”一詞，本是畫家張擇端進獻此畫時所作的頌辭，即政治清明，所以距北宋較近的金代留下跋文說：“當日翰林呈畫本，承平風物正堪傳”。點明此圖主題在于表現承平風物，然而這種歌舞升平，正是北宋末年社會大動亂的前奏。

明代董其昌《容台文集》認為張擇端新作是“南宋時追慕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則是說靖康之變後，畫家流亡南宋，回首北望，勾起國恨家仇，此時此地追慕故國風物，寄托着深沉的哀思。果真如此，畫題“清明”一詞使這幅畫的主題帶有諷刺性的色彩。盡管孔、鄒二文尚無足夠的論證推倒“清明節說”，對《清明上河圖》的兩種新解也還尚有商榷之處，然而，對《清明上河圖》這幅寫實性的風俗畫的研究總算有了新的突破，廣大讀者期待着專家學者們對它作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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