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祭祀是先人最重要的禮法活動，它是傳統禮教制度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配享則是祭祀的重中之重，配享制度曆史悠久，《周禮.夏官.司勳》記載：“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鄭玄注：“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由此可見，配享制度在周朝就已經形成，且非常重要。

配享制度分為三種，分别是祖先配享、孔子（孔廟）配享以及功臣配享。所謂功臣配享，就是皇帝死後選取其在任期間最有作為的大臣，給予他們進入祖廟的資格，陪祀皇帝左右。每代可以獲取此等殊榮的功臣僅有二三人，他們莫不是位極人臣且天下盛譽的執宰者。

功臣配享制度不是宋朝獨有的制度，但它在宋朝發展完善，達到了頂峰。宋代配享功臣制度起源于宋真宗，并在此之後迅速發展。乾興元年（1022年），宋真宗去世，十一月宋仁宗為父親确立配享功臣人選，一共有三人，分别是李沆、王旦和李繼隆。此三人獲得配享功臣的資格實至名歸，他們都是宰輔之臣，有經世濟民之才。不過值得深思的是，宋真宗最信任的大臣，宋朝名臣，寇準卻不在配享功臣之列，這到底是為何呢？

寇準是宋真宗時期最有作為的能臣之一，他性格剛直，敢為直谏，善于治國理政，而且最重要的是，寇準在契丹南下、朝野慌亂的時候力挽狂瀾，穩定軍心，并勸說宋真宗禦駕親征，從而使得遼與宋簽訂了“澶淵之盟”。寇準在後期雖然遭到排擠和貶谪，但他在朝野的盛譽極好，趙光義甚至贊譽他說：“朕得寇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宋史·列傳第四十》）

更為重要的是，寇準與宋真宗配享功臣有極大的相同性。李沆是宋朝名相，王旦和李繼隆則都參與了“澶淵之盟”，這對于他們能夠成為配享功臣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從《宋會要輯稿》中李維的奏議原文中就可以看出：太尉、贈太師、尚書令王旦……贊弭兵之論，興曠世之儀。紀律用張……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李繼隆……從幸澶淵，實總兵要，奮威卻敵……伏請并配享。

可以看出，參與“澶淵之盟”對于他們能夠成為配享功臣至關重要，而寇準卻符合他們所有的優點，作為宰相，他有李沆的理政能力，同時他不僅參與了“澶淵之盟”，而且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按照寇準對于朝廷的貢獻和他的盛譽，他完全是有資格獲得功臣配享的。

不過，寇準雖然能力出衆，但他太過鋒芒畢露，不知急流勇退與保全自己。寇準一生中得罪過許多人，而其中影響最大的，便是後來的太後劉娥。宋朝的外戚專權并不嚴重，不過宋真宗是一位性格軟弱的皇帝，因而野心極大的劉娥便經常幹涉内政 尤其是在宋真宗患病之後，劉娥愈發肆無忌憚，“時上不豫，艱于語言，政事多中宮所決”。（《宋史·後妃傳》）朝廷中最不缺投機取巧者，看到劉娥專權，時任參知政事的丁謂勾結朝中大臣，支持劉皇後。

寇準和其他大臣對此非常不滿，于是向宋真宗進谏，指責劉皇後後宮幹政。宋真宗對此心知肚明，他也知道讓劉娥專權的危害，因此他秘密與寇準商量對策。而在密談當中，寇準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他向皇帝建議讓皇太子監國。寇準上疏說：“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為羽翼。”（《宋史·寇準傳》）宋真宗深以為然，因此他同意了寇準的建議，并準備讓他聯合翰林學士起草奏章，請求太子監國。

宋真宗畫像

寇準此舉其實是犯了大臣妄論皇權更叠的忌諱，當初宋太宗立太子時就曾征詢過寇準的意見，寇準謹嚴不語，不過此時他實在看不下去劉皇後與丁謂禍亂朝政，因此冒險上疏。當宋真宗同意後，寇準終于放下了懸着的心。然而令寇準沒有想到的是，宋真宗在酒後竟将密請太子監國的事情透露了出去，此事被丁謂得知，他立刻聯合皇後，在皇帝面前彈劾寇準。

宋真宗當然知道寇準的為人，但性格懦弱的他在面對皇後的逼問時竟回答說：“不記與準初有成言。”劉皇後得到這樣的回複不怒反喜，她知道宋真宗最終還是不敢支持寇準，換言之，寇準已經成為棄子。于是劉皇後聯合朝中大臣，不斷排擠和打壓寇準，皇帝也将寇準一再貶谪。

劉皇後畫像

宋真宗死後，劉太後把持朝政，寇準被貶離京城，官職一降再降。此時的寇準莫說功臣配享，便是自身都難以保全。而在宋仁宗親政後，他雖然為寇準平反，但卻無法為寇準追加配享功臣。因為宋真宗的配享功臣已經有三位，另外再添加一位寇準顯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他們又都是當朝重臣，将寇準替換其中的任何一人都是不合适的。宋仁宗當然不會冒着引起朝野震蕩的風險将寇準追封為配享功臣。因此，這位宋朝名相，宋真宗最信任的大臣，卻不在配享功臣之列，是朝廷上波詭雲谲的政治鬥争的必然結果。

參考資料：

《周禮.夏官.司勳》

《宋史·列傳第四十》

《宋會要輯稿》

《宋史·後妃傳》

《宋史·寇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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