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中門，……忽聞吟詠之聲，乃立于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

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 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着一驢，後随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 而來，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

這裡，一共寫了五個人：諸葛亮之友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其弟諸葛均，嶽父黃承彥。作者讓他們穿梭上場，制造假相，大有“兵不厭詐”的味道。作者充分把握和利用了讀者對諸葛亮的渴望心理，反複運用“忽聞”“忽見”這樣的字眼，牽動讀者的神思，挑起一個又一個懸念，然後在似是而非的迷陣中，把讀者引入不知底裡、莫測高深的境地。

作品中出現的這五個人物，有的是少年，有的是老者，服飾各異，容顔相殊，而作者竟能屢設“騙局”，擺下疑陣，其原因就在于：此時讀者（劉備亦然）的心目中并沒有一個完整的諸葛亮的形象。作者雖然洋洋灑灑，大施筆墨來介紹諸葛亮，但從不給人物外形以鮮明的特征，例 如年歲、相貌之類。這就使得諸葛亮的形象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讀者隻能從氣質上去猜度，卻不能從形貌上來判斷。作者用心之精細可見一斑。

“三顧茅廬”一章，作者的本意是布置一個有利于人物形象的氛圍讓諸葛亮出山，但作者的筆墨卻始終不離“避世”。

卧龍崗“清景異常”，在大亂之年， 這裡俨然是“世外桃園”：“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淸；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出入其間者無不是“頗樂閑散，無意功名”的“逸人隐士”，或歌“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或歌“樂躬耕于垅畝 兮，吾愛吾廬”。至于諸葛亮，則高詠“蒼天如圓蓋，陸地是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争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隐居，高眠卧不足”。無非是看破紅塵，與世無争意思。甚至其草堂門上也大書一聯：“淡泊以明志”, “甯 靜而緻遠”。

出山和“避世”是絕然相反的矛盾行動，但這種行動上的矛盾在諸葛亮的身上卻是統一的，避世僅僅是出山的曲折反映。“司馬微再薦名士”一節有這麼一段文字：“衆間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樂毅。”管仲、樂毅都是治國安邦的棟梁之材。這就表明， 諸葛亮并不是胸無大志的碌碌之輩，隻是“懷才不遇”而已。正因為如此，當這個以“久樂耕鋤，懶于應世”自命鈉諸葛亮，一旦“遇”上了 “帝室之胄”劉備這個“明主”，一旦為劉備的“憂民愛國之心”所動，便毅然“收拾琴書離垅畝”， 以扶佐劉備圖“漢室大業”。用他的話來講就是：“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 出。……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隐。”這真是作者所竭誠歌頌的諸葛亮的“忠貞”之德。作者極寫諸葛亮的“避世”，正是為了強烈地反襯他的出山，表現他重國事而輕私利的情操。而與諸葛亮恰成對照的，便是那高唱“隐士之歌”，無意“治國安民”的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之輩。

勞神于前，得力于後。由于作者在諸葛亮出場之前作了如此精巧的布局，如此生動的渲染，因此在諸葛亮出場之際，就隻消用一句話來描摹形象：

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飄飄然有神仙之概。

這寥寥三十來字由于有洋洋一萬餘字的精彩筆墨為依托，所以能收“畫龍點睛” 之效。就此一筆，“南陽卧龍”諸葛亮的形象便躍然紙上，非同凡響，其“經綸濟世之才”，“斡旋天地”之力，無不昭然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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