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通俗直白，街邊的小販都能讀懂，為何還會被稱為詩王？

這個問題前後并沒有邏輯性。街邊小販能讀懂白居易的作品和他是否被稱為“詩王”并沒有直接關系。這種後世的尊稱，其實就是江湖中的“诨号”，也沒有什麼認證，而取诨号，一般都是看人的性格取。如“及時雨”宋江，“智多星”無用等等，主要還是起着性格刻畫加深的作用。

為詩人取尊稱，雖然我們是從讀到的詩來取，但作品歸根結底還是反映人物性格。一位詩人的作品長久以來表現出來的必然是作者内心最真實的想法，以及他本身的性格——因為文藝作品，一首可能是虛構，但長久以來累積下來的氣質，一定是性格的真實反映。

我們稱李白是“詩仙”，是因為他的作品裡面仙氣飄飄，可更重要的是他個人超凡脫俗的浪漫和天地縱橫的想象；我們稱杜甫為“詩聖”，是因為他的作品是詩史，不但記錄反映了社會狀況和底層人民生活，還透露出他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舍生忘死的情操，這同樣是他性格裡面的底色。

再譬如“詩骨”陳子昂，他的作品反映了他追求漢魏風骨的文學思路；“詩俠”劉禹錫，則更多地是詩中反映出來的鐵蠶豆精神，不論經曆多少挫折依然樂觀的豪俠氣息；“詩鬼”李賀，詩歌濃墨重彩，離奇古怪，更加是他個人的性格特色在作品中的投射。所以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到，這些“诨名”實際上都是在性格上指代，而并非别的什麼原因。

白居易得到大部分人認同的是稱号是“詩魔”。這個外号來自于他自己的詩：“酒狂又引詩魔發，日午悲吟到日西。”他在吟詩時候的刻苦并不比孟郊、賈島要輕松。隻不過他用功的地方并非死摳字詞，而是在于詩詞内容意境的平常化、普通話，為了保障詩文最大的流通度——也就是要讓所有人，包括不認字的街邊小販都能聽懂。過分的誦讀和書寫，竟到了口舌生瘡、手指成胝的地步，所以人稱“詩魔”——這是對他個人寫詩瘋魔成性的一種贊揚。

這種樸實化詩歌，是找對了詩的正确方向。一首文藝作品，隻有最大限度地占領市場，去流通，才能算得上好作品。正所謂“曲高和寡”，寫一些普通人看不懂的詩詞，頂多是自娛自樂，無法讓文學下沉。追求精深，在深度上深挖，和在廣度上拓寬其實并不矛盾。而白居易晚年的香山體走向淺白之路，很明顯就是在讀者廣度上進行了最大限度的拓寬。

你誦讀白居易的詩，都不用識字，就能理解。但是他又能傳達給你不同于打油詩流俗的超然感受。

比如《問劉十九》：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這簡簡單單的問候，朋友之間的感情明白而生動，事物描寫細緻又簡單，是真正的詩歌上品，也是意境和文字完美結合的範本。

正因為“香山體”的淺白，白居易的詩得到了廣大人民群衆的喜愛，同時擊穿了當時漢文化水平比較低的日本朝鮮文化圈，讓他直接從大唐詩人中一個優質生成為了東亞漢文化圈裡面的詩歌神祗——白居易在日本朝鮮的地位非常高，高到不可思議。

這就有些類似去印度取經的唐三藏。靈山佛（李白、杜甫、王維）多法術高超，可中土不懂啊。白居易通過淺白化把深奧的經文翻譯成了日本人都能讀懂的樣子，他就成了佛了。在這些老外眼裡，别說“詩王”，就是稱白居易為“詩皇”都是合适的。

但是在中國詩壇文化圈裡，“詩王”這個稱呼并不流行。原因就是前面所說，這些尊稱基本上來自後世文人的贈送，大多代表了作品特色和詩人性格。即便稱王昌齡“詩家天子”，我們也能在他的七絕裡感覺得出他那份豪情。但是“王”這個稱呼作為當時還存在的一種級别（已經被“皇”擠下了神壇），并不适合用在詩人诨名上。

你能感受到白居易作品的王者之氣嗎？其實是沒有的。

不過他的作品流傳實在太廣，确實給人一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感覺。

從這個角度來說，僅僅稱白居易為“詩魔”好像又過度私人化了一些。他在漢詩歌出征蠻夷中确實又起到了“王化”的作用——也許，這才是很多人稱之為“詩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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