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性也規定了中國人的言說方式和寫作方式。

言說和寫作的語言都表現為文本。文本可能是一句話、一段話或者一篇文章。它或者是思想性的、或者是文學性的，另外還有日常性的。中國思想性的文本主要是儒道禅諸家的著作，是議論文；文學性的文本主要是詩詞歌賦、戲劇和小說等；日常性的文本主要是格言、諺語等。

但任何一個文本都是由其基本的意義單位——語詞構成的。漢語語詞所依附的載體——漢字不是一種拼音化的文字，而是一種象形寫意的文字。這使漢語語詞自身便包括了物象和意象的特性。物象一般就是天地間的萬物，日月、山川、草木和飛禽走獸等。物象大都有從形象化到符号化的過程，其中運用了簡化、變形、組合等方式。

意象是思想所構築的形象。雖然它并不直接存在于現實世界中，但需要借助天地萬物來表達，也就離不開自然的物象。漢字語詞這一獨特本性當然使中國的思維的語言表達被自然所規定。這就是說，它的基本語詞直接就是自然界的圖像或符号，或者是它的衍生形态。

中國思想對于語詞的運用也是非常獨特的。它的一些基本語詞，亦即關鍵詞，如概念、範疇等，都缺少一些基本的定義，而代之以現象的描述。在各種現象中，自然現象又占據主導地位。

如儒家的仁。孔子并沒有規定仁是什麼，而是說仁者愛人。同時在對于仁者和智者的比較中，他指出仁者愛山，智者愛水。又如道家的道。老子認為它不可言說，而隻能勉強地言說它。道可以在一些自然現象中顯現自身。再如禅宗的智慧或者佛性。慧能解釋道，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思想對于其核心語詞一般都是借助于自然事物予以說明。由此便形成了以比喻為主要修辭手段的語言表達方式。在一些經典文本中，“如同”、“仿佛”、“似乎”和“好像”等詞頻繁出現。在這些語詞的一端是被說明的事物，另一端則是用來說明的事物。這些事物基本上是自然現象。比喻的言說是中國思想自然性語言表達的典型方式。

在中國思想中，自然性語言表達式還貫穿于其文本結構中。在一些文本中，人們一般先言說自然，再言說人事。根據這種情況，這些文本結構可稱為天人結構。文本的天人結構實際上是存在的天人合一和思想的天人建基的投射。

一般思想性的語言文本直接地表達思想。它一方面言自然之理，另一方面言人類之理。

儒家的文本結構發展經曆了一個過程。《論語》是語錄體，它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話題大多是針對某個事件。它具有随機和随意的特點。與此不同，《孟子》是對話體，它是孟子和人們的讨論和争辯。它是真理和謬誤的鬥争。其間，主題性的問題會突顯出來。

在這兩種原始儒家的經典文本中，天人結構尚隐蔽于其中。但此後的儒家文本的天人結構則非常顯明。《周易》的卦序就是從天地陰陽到人類男女，同時其解說的文字也是從天道到人道。至于宋明儒學将其主題确定為天人關系，并構建了宇宙論和心性論。于是，其文本結構便突顯了關于天的言談與關于人的言談。

道家的文本在天人結構的表現方面比儒家更加突出。這在于，道家比儒家更極端地将天人關系作為了自己思想的主題。雖然老子和莊子的文本形态不同，前者是詩歌體，後者是散文體，但其言說結構很相似。一般而言，它們首先是言天之道，然後是言人之道。當然，人之道可以區分為聖人之道和常人之道。聖人之道是順從天道的，而常人之道是違背天道的。

至于禅宗的文本看起來是言明心見性的，似乎沒有天人結構。其實不然。在慧能的《壇經》中，天人結構是隐蔽于文本之中的。一方面，佛性和自性是作為人的天性存在着，它隻是被人為地遮蔽。因此，覺悟就是去蔽。另一方面，佛性和自性是不可言說的，它需要借助事物、特别是自然物來表達。

不過，人們一定要注意這種表達的工具性。在禅宗後來的發展中，文字禅把佛性與語言的遊戲推向了極端。各種形态的禅宗文本明顯地借助自然現象說明禅理。花開花落，雲卷雲舒。人們用天地萬物說明心靈的無限禅意。

與思想性語言的文本不同，文學性語言、尤其是詩意性語言的文本似乎與思想無關，隻是寫景抒情。其實不然。它們是關于人的存在和世界的本性的直觀，因此是思想最親密的朋友。如唐代詩人中的杜甫是詩聖，他抒發了儒家的仁愛之情；李白是詩仙，他吟唱了道家的自由精神；王維是詩佛，他言說了禅家的寂靜之音。可見，他們的詩歌充滿了儒道禅的思想。

中國文學的主體是詩歌。詩歌雖然可以分為抒情、叙事和戲劇等類型，但言情卻是其根本性的。但中國的詩歌一般不是直接言情，而是借景抒情。于是寫景和抒情就成為詩歌文本的核心。寫景一般就是寫自然之景，如天地山川、春花秋月。抒情就是抒發人類之情，如人的喜怒哀樂、生死離别。在一些古典詩詞、如唐詩宋詞裡，文本的上半部分是寫景、下半部分是抒情。這幾乎成為了一個基本的文本程式。

除了詩歌文本的天人結構之外，詩歌寫作的手法也是充滿自然性的。傳統詩歌的創作都講賦比興等。賦是直陳其事。但事有人、有物、有社會、有自然。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但人們大多以自然之物比人類之物。興是興起與發端。詩人往往先言自然之物，再言人類之物。在賦比興等寫作手法的運用過程中，也可以看到言天與言人的密切關系。

詩歌和其他文學性文本的天人結構還有一個更高的要求，亦即合乎自然性。文學作為藝術，雖為人作，但要宛若天成。它要如實地表現事物與情感。棄人工斧鑿、雕琢藻飾，倡質樸，講本色。文學性文本的自然一方面要如同人的自然一樣，如身體的精氣神；另一方面要如同天地的自然一樣，如行雲流水。

除了思想性和文學性語言的文本，日常性語言的文本也值得深思。雖然中國一些熟知的、流行的諺語、格言、箴言多種多樣，但除了一些民間經驗智慧外，大多是儒道禅思想的日常語言化。它們包括了為人處世、接人待物、心性修煉等方面的智慧。它們都具有簡單明了的文本形态：一句話，或者是一段話。

盡管如此，但其文本結構也是天人之言，借天理說明人理。如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其中已說出的話為：借自然界的海和山說明有容乃大和無欲則剛的道理。其中要說出的話為：人要如同海和山一樣有容乃大和無欲則剛。

在這樣的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天人的相互诠釋。一方面，天地拟人化。海和山就其自身而言是沒有任何意識和意圖的，但人們将其賦予了類人的特性。海是有容的，山是無欲的。另一方面，人天地化。人要如同天地所展示的天理那樣去生存，如同海樣有容乃大和如同山樣無欲則剛。

自然性語言表達有着明顯的限度，它既顯現也遮蔽。一方面，它将不可說變成可說的；另一方面，它讓可說的表達阻礙了不可說的沉默。

本文作者系武漢大學哲學教授，著有系列學術專著“國學五書”（《論國學》、《論老子》、《論孔子》、《論慧能》、《論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與發行）。本文圖片來源網絡，标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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