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綱五常”是中國儒家和理學思想的代表，是提倡做人的起碼道德準則，是天地長久的經常法則，也是人應信守、踐行的八種高尚品格。遵循三綱五常，提倡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規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每個人行為規範的标尺，并非是封建倫理思想的“糟粕”。在當今堅持文化自信新的曆史條件下，在倡導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我們要對三綱五常的定義重新認識，并加以保護和大力弘揚，不可再妄加指責，信口诋毀了。

那麼，什麼是“三綱五常”？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叫“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五常指“仁、義、禮、智、信”。

一個時期以來，由于越來越多的西方文化在潛移默化的滲入，一些洋節、洋品牌名和洋地名的興起暴露的我們文化不自信，淺薄的文化觀。我們一度簡單地認為三綱五常是專制統治，壓抑、扼殺人們自然欲求的倫理思想，這種認識大大違背了先賢們的主觀意志,。仔細分析三綱五常的深刻内涵，才知道他是提倡君臣、也就是領導、下屬、同志、家庭和男女之間的禮義之道，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尊從于明智之君、慈愛之父、賢達之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做出表率，當好“主心骨”。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種特殊的道德關系和主次順序。

什麼是“綱”？“綱”就是綱舉目張。《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說，一個好的漁民在撒網時總是拉着漁網上的綱繩以張網，此所謂“舉一綱而萬目張”。此“綱舉目張”常常用來比喻抓住事物的關鍵，以帶動其他環節，這才是“綱”的本來意義。具體到“君為臣綱”上，就是說，君是社會這架大機器的關鍵所在，是“綱”，自然應當起關鍵作用，要正确地動做起來，換言之就是說，君要盡君道，要成為仁君，這樣，才能統領作為“目”的臣子，帶動社會這架大機器正常運轉。沒有任何一個字典将“綱”解釋為“絕對的統治權”。當然，“君為臣綱”也具有臣服從于君的含義，但這種服從，是很自然的，隻要綱舉了起來，目自然就能張開，隻要君盡了君道，成為仁君，臣子自然就會盡臣道。綱要舉，目要張，社會這架大機器才能正常運轉；而綱不舉，目則不可能張，國家就一定會歸于滅亡。“三綱”的根本目的是要綱舉起來，目張開來，并非一味地強調“目”必須服從于“綱”。

君為主、臣為從；父為主，子為從；夫為主，妻為從，這裡的從是依靠或跟從的意思。說明在“三綱”的倫理關系中，主導方應該承擔起更多的道德責任和社會義務，“當家作主”既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責任，要敢于擔當。在“君臣體系”、“父子體系”和“夫妻體系”中，“三綱”體現了整體性、主導性和有效性極其重要，如果沒有這個“綱”，就難免出現互相推诿、彼此扯皮、責任糾纏不清的問題。因此才有了男人要作頂天立地男子漢，要有好男兒志在四方的英雄氣概，要有學富五車，足智多謀，運籌帷幄的才智。有了“三綱”，複雜的社會、家庭關系就會有一個簡單有效的處理方法，才會達到綱舉目張，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也就是說，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的三綱是古代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各有各的道德準則，君就是君，一定要當好領導，會用人，能用人，用能人；臣就是臣，一定要擺正位置，到位不越位；父親要擔當起家庭的責任，孩子要孝敬父母，丈夫要當好妻子的保護傘，妻子要相夫教子。這些倫理決不可偏頗，否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整個社會就沒有了規矩，将會大亂，出現一些反目為仇不和諧的現象。

仁：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所以仁字，從二人相處，因為人不能離群而獨存，别人之觀念立，人之人格顯，方能雍容和諧，以立己立人，發揮老吾老幼吾幼之懷抱，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物為人，而不為己，發為恻隐之心，寬裕溫柔，仁也。

義：義者，宜也，則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當做就做，不該做就不做。見得思義，不因果濫取不義之财物。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所以人發為羞惡之心，發為剛義之氣，義也。

禮：禮者，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緻福也。釋名：禮，體也，得其事證也，人事之儀則也。進退周旋得其體，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長幼有序，處事有規，淫亂不犯，不敗人倫，以正為本，發為恭敬之心，齋莊中正之态，禮也。

智：智者，知也，無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發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為智也。

信：信者，信字從人言，言非曰，乃有定之文也，以今之概念定義可解為“學說”、“思想”。信與知對立，知宜者唯宜以行，不知宜者從他人言而信，進而守禮以近仁。因此言：必信者無義。

程朱理學的思想誕生于嵩山地區，是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緻的思想體系。從廣義上說，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攝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和二程）的學說，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後學及整個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簡稱為朱子學。程朱理學在南宋後期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接受和推崇，經元到明清正式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曆代統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學思想扶為官方統治思想，程朱理學也因此成為人們日常言行的是非标準和識理踐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後700多年的曆史進程中，程朱理學在促進人們的理論思維、教育人們知書識理、陶冶人們的情操、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曆史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把過去散亂記述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綜合完善在一起聯用，成為理學的“流行語”，人們應當“去人欲，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論語·為政》“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何晏集解：“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是說三綱五常之禮儀源于夏朝，夏朝建都在嵩山腳下，他是華夏（中原）禮儀文化和道德精神之根，并代代傳承了下來。

儒家理學用陰陽的流轉，與四時相配合，推論出東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關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為五行之主的地位，認為五行是天道的表現，并進而把這種陽天陰地相互依存的理論用于社會，從此而推論出“三綱五常”。《易緯》還以大量的篇幅對 仁、義、禮、智、信五常的永恒合理性進行了論證。《乾鑿度》卷上說：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于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于上，陰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為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為義。漸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陰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為信。夫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故道興于仁，立于禮，理于義，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很顯然，《易緯》的這段話，是用其卦氣說來說明仁、義、禮、智、信這五常禀于五氣 、合于天。按方位五常分别是：東為仁，西為義，南為禮，北為信，中為智；按五行五常分别是：金為義，木為仁，水為信，火為禮，土為智。其中把智放在了極其重要的位置，“智”是中心，是魂，是帥，是五常的根本所在，沒有智就成就不了一切，社會就不會發展。這種論述，比董仲舒的以五行論證忠、孝更加系統而有條理，并充滿了神秘色彩。

程門立雪，尊師重教的标杆

儒家對三綱完整的闡述是:“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國為民綱，國不正，民起攻之；父為子綱，父不慈，子奔他鄉；子為父望，子不正，大義滅親；夫為妻綱，夫不正，妻可改嫁；妻為夫助，妻不賢，夫則休之。”“三綱”對塑造中華民族性格起積極作用，重視主觀意志力量，注重氣節、品德，自我節制、發奮立志，強調人的社會責任和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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