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公園預制型塑膠跑道?作者：遲子建我對哈爾濱最早的認知，是從父親的回憶中，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中山公園預制型塑膠跑道?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中山公園預制型塑膠跑道

作者：遲子建

我對哈爾濱最早的認知，是從父親的回憶中。

父親童年不幸，我奶奶去世早，爺爺便把父親從帽兒山，送到哈爾濱的四弟家，而他四弟是在兆麟公園看門的，多子多女，生活拮據。父親在哈爾濱讀中學時寄宿，他常在酒醉時講他去食堂買飯，不止一次遭遇因家長沒有給他續上夥食費，而被停夥的情景。貧窮和饑餓的滋味，被父親過早地嘗到了。父親說他功課不錯，小提琴拉得也好，但因家裡沒錢供他繼續求學，中學畢業後，他沒跟任何人商量，獨自報名來參加大興安嶺的開發建設。爺爺的四弟得知這個消息時，父親已在火車站了。父親這一去，直到1986年因病辭世，近三十年沒回過哈爾濱。而他留給我的哈爾濱故事，多半浸透着眼淚。

父親去世後，1990年我從大興安嶺師範學校，調轉到哈爾濱工作。每次去兆麟公園，我都會憂傷滿懷，想着這曾是父親留下足迹的地方啊，誰能讓他的腳印複活呢。

初來哈爾濱，我的寫作與這座城市少有關聯，雖是它的居民，但更像個過客，還是傾情寫我心心念念的故鄉。直到上世紀末我打造《僞滿洲國》，哈爾濱作為這個曆史舞台的主場景之一，我無法回避，所以開始讀城史，在作品中嘗試建構它。但它始終沒有以強悍的主體風貌，在我作品中獨立呈現過。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我在哈爾濱生活日久，了解愈深，自然而然将筆伸向這座城，于是有了《黃雞白酒》《起舞》《白雪烏鴉》《晚安玫瑰》等作品。

熟悉我的讀者朋友知道，我的長篇小說節奏，通常是四到五年一部。其實寫完《群山之巅》，這部關于哈爾濱的長篇，就列入我的創作計劃中。無論是素材積累的厚度，還是在情感濃度上，我與哈爾濱已難解難分，很想對它進行一次酣暢淋漓的文學表達。完成《候鳥的勇敢》《炖馬靴》等中短篇小說後，2019年4月，我開始了《煙火漫卷》的寫作。上部與下部的标題，也是從一開始就确定了的——《誰來署名的早晨》與《誰來落幕的夜晚》。寫完上部第二章，我随中國作協代表團訪歐，雖然旅途中沒有續寫，但筆下的人物和故事，一路跟着我漂洋過海，始終在腦海沉浮升騰，曆經了另一番風雨的考驗。

我們首站去的是我2000年到訪過的挪威，因為卑爾根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當年歸國後我還寫了個短篇《格裡格海的細雨黃昏》。而此次到卑爾根，最令我吃驚的是，這座城市少有變化，幾乎每個标志性建築物和街道，還都是我記憶中的模樣，甚至是城中心廣場的拼花地磚，一如從前。而在中國，如果你相隔近二十年再去一座城市，熟悉感會蕩然無存，它既說明了中國的飛速發展，也說明我們缺乏城市靈魂。而有老靈魂的城市，一磚一瓦、一木一石都是有情的。在卑爾根海岸，我眼前浮現的是“榆櫻院”的影子，這座小說中的院落，在現實的哈爾濱道外區不止一處，它們是中華巴洛克風格的老建築，曆經百年，其貌蒼蒼，深藏在現代高樓下，看上去破敗不堪，但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都有故事。它們不像中央大街黃金地段的各式老建築，被政府全力保護和利用起來。這種半土半洋的建築，身處百年前哈爾濱大鼠疫發生地，與這個區的新聞電影院一樣，是引車賣漿者的樂園，夜夜上演地方戲，演繹着平民的悲喜劇。從這些遺留的曆史建築上，能看到它固守傳統，又不甘于落伍的鮮明痕迹。這種藝術的掙紮，是城市的掙紮，也是生之掙紮吧。

從卑爾根我看到了“榆櫻院”這類建築褶皺深處的光華，到了塞爾維亞，我則仿佛相遇了《煙火漫卷》中那些傷痛的人——傷痛又何時分過語言和膚色呢！在塞爾維亞的幾日少見晴天，與塞爾維亞作家的兩場交流活動，也就在陰雨中進行。其中幾位前南老作家，令我肅然起敬。他們樸素得像農夫，好像每個人都剛參加完葬禮，臉上彌漫着一股說不出的哀傷。對，是哀傷不是憂傷。憂傷是黎明前的短暫黑暗，哀傷則是夕陽西下後漫長的黑暗。他們對文學的虔敬，對民族命運的憂慮，使得他們的發言惜字如金，但說出的每句話，又都帶着可貴的文學溫度，那是血淚。這是我參加的各類國際文學論壇中，唯一沒有誰用調侃和玩世不恭語氣說話、唯一沒有笑聲發出的座談。窗裡的座談氛圍與窗外的冷雨，形成一體。苦難和尊嚴，是文學的富礦和好品質，一點不假，安德裡奇的《德裡納河上的橋》誕生在這片土地，不足為奇。塞爾維亞作家腦海中抹不去對戰争廢墟的記憶，而我們也抹不掉對這片土地一堆廢墟的記憶。盡管穿城而過的多瑙河在霧雨中，不言不語地向前，但傷痛的記憶依然回流，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上。

寫累了，我會停頓一兩天，乘公交車或是地鐵，在城區之間穿行。我起大早去觀察醫院門診挂号處排隊的人們，到淩晨的哈達果蔬批發市場去看交易情況，去夜市吃小吃，到花市看花，去舊貨市場了解哪些老器物受歡迎，到天主堂看教徒怎樣做禮拜。當然，我還去新聞電影院看二人轉，到老會堂音樂廳欣賞演出，尋味道外風味小吃。凡是我作品涉及到的地方，哪怕隻是一筆帶過，都要去觸摸一下它的門，或是感受一下它的聲音或氣息。最觸動我的，是在醫大二院地鐵站看到的情景。從那裡上來的乘客，多是看病的或是看護病患者的，他們有的提着裝有醫學影像片子的白色塑料袋，有的拎着飯盒，大都面色灰黃，無精打采。有的上了地鐵找到座位，立刻就歪頭打盹。在一個與病相關的站點，感覺是站在命運的交叉口，多少生命就此被病魔吞噬，又有多少生命經過救治重獲新生。這個站點的每一盞燈，都像神燈。能夠照耀病患者的燈，必是慈悲的。

2019年歲末，長篇初稿終于如願完成了。記得寫完最後一行字時，是午後三點多。擡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絨服，去了小說中寫到的群力外灘公園。春夏秋季時，來這裡跑步和散步的人很多。那時隻要天氣好，我會在黃昏時去塑膠跑道，慢跑兩千米。但冬季以後，天寒地凍，灘地風大，我隻得在小區院子散步了。十二月的哈爾濱，太陽落得很早。何況天陰着，落日是沒得看了。公園不見行人，一派荒涼。候鳥遷徙了，但留鳥仍在，尋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樹間飛起落下。它們小小個頭，卻不懼風吹雪打，該有着怎樣強大的心髒啊。

我沿着外灘公園猩紅的塑膠跑道，朝陽明灘大橋方向走去。

這條由一家商業銀行鋪設的公益跑道，全長近四公裡。最初鋪設完工後，短短兩三年時間，跑道多處破損，前年不得不鏟掉重鋪。因為塑膠材料有刺鼻的氣味，所以施工那段日子，來此散步的人銳減。為了防止人們踏入未幹透的跑道，施工方用馬紮鐵和繩子将跑道區域攔起來。可是六月中旬的一個傍晚，我去散步時，在塑膠跑道發現一隻死去的燕子。燕子的嗅覺難道與人類不一樣，把刺鼻的氣味當成了芳香劑？它落入塑膠泥潭，翅膀攤開，還是飛翔的姿态，好像要在大地給自己做個美麗标本。而與它相距不遠，則是一隻凝然不動的大老鼠——沒想到灘地的老鼠如此肥碩。這家夥看來不甘心死去，劇烈掙紮過，将身下那塊塑膠，攪起大大的旋渦，像是用毛筆畫出的一個逗号，雖說它的結局是句号。而我一路走過，還看見跑道上落着煙頭、塑料袋、一次性口罩、糖紙、房屋小廣告等，當然更多是樹葉。本不是落葉時節，但那兩日風大，綠的葉子被風劫走，命差的的就落在塑膠跑道上，徹底毀了容顔。

無論死去的是燕子還是老鼠，無論它們是天上的精靈還是地上的竊賊，我為每個無辜逝去的生靈痛惜。

我們在保護人不踏入跑道時，沒有想到保護大自然中與我們同生共息的生靈，這一直是人類最大的悲哀。

如今的塑膠跑道早已修複，我迎着冷風走到記憶中燕子和老鼠葬身之地時，哪還看得到一點疤痕？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韌性的肌理，承載着人們的腳步。去冬雪大，跑道邊緣處有被風刮過來的雪，像是給火焰般的跑道鑲嵌的一道白流蘇。完成一部長篇，多想在冷風中看到一輪金紅的落日啊，可天空把它的果實早早收走了，留給我的是陰郁的雲。

我的長篇通常修改兩遍，年後從故鄉回到哈爾濱，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哈爾濱與大多數省會城市一樣，采取了限制出行措施。我與同事一邊和《黑龍江日報》共同策劃組織“抗疫”專号文章，一邊修改長篇。每日黃昏，站在陽台暖融融的微光中，望着空蕩蕩的街市，有一種活在虛構中的感覺。與此同時，大量讀書，網上觀影。波拉尼奧的《2666》是這期間我讀到的最複雜的一部書，小說中的每個人似乎都是現代社會“病毒”的潛在攜帶者，充滿了不安、焦慮與恐懼，波拉尼奧對人性的書寫深入骨髓。我唯一不喜歡的地方，是他把罪惡的爆發點集中在墨西哥，就像中國古典小說寫到情愛悲劇，往往離不開“後花園”一樣。如果人類存在着犯罪的淵薮，那它一定是從心靈世界開始的。

二月改過一稿，放了一個月，四月再改二稿，這部長篇如今要離開我，走向讀者了。在小說家的世界中，總是發生着一場又一場的告别，那是與筆下人物無聲的告别。在告别之際，我要衷心感謝《煙火漫卷》中的每個人物，每個生靈，是他們伴我度過又一個嚴冬。

在埋藏着父輩眼淚的城市，我發現的是一顆露珠。

小說總要結束，但現實從未有尾聲。哈爾濱這座自開埠起就體現出鮮明包容性的城市，無論是城裡人還是城外人，他們的碰撞與融合，他們在彼此尋找中所呈現的生命經緯，是文學的織錦，會吸引我與他們再續緣分。

（本文為《煙火漫卷》後記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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