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時間撥回到張越入職央視的前一年,1994年,聯合國決定于次年在北京舉辦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
即将退休的中央電視台高級編輯壽沅君,敏銳地察覺到這一決定背後的東西,一個“史無前例”的想法開始在其腦海中構思。
在過去近40年的時間裡,央視為許多人群創辦過專門節目,卻少涉及女性群體。
意識到這一問題後,壽沅君聯合其他兩位編導一同起草了一份女性節目策劃書,并将其遞交到台裡,審核很快通過了。
《半邊天》誕生了。
圖源:央視《半邊天》節目片頭
《半邊天》初現雛形的這一年,張越29歲。
1988年從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她一直在某中專院校當語文老師。學校主攻金融類學科,語文成了課表裡最不重要的存在。所以她的生活相對清閑,課餘時間可以發展一些副業。
大學畢業後,張越的許多同學都進了電視台,某天一位在央視實習的同學找到她,說台裡現在急需兩個小品劇本,想請她幫忙寫一下。
閑着也是閑着,她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編劇生涯。
20世紀90年代初,英達留學歸來,正式将“情景喜劇”的理念引入國内電視行業。
1993年前後,英達執導的《我愛我家》開播,廣受好評。觀衆的呼聲不斷,制作方也欣喜萬分,于是馬上通知劇組,要在原有的劇本基礎上再加80集的篇幅。
圖源:電視劇《我愛我家》劇照
當時《我愛我家》的總編劇是梁左,得知這一消息後哭笑不得。情景喜劇邊寫邊拍的高壓模式本來就讓他崩潰,如今要再加80集,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為了幫梁左分擔壓力,英達找到了張越,彼時他聽說,這位女編劇寫劇本的速度奇快,而且筆下的段子和包袱總能讓人眼前一亮。
在認識英達之前,張越根本不懂什麼是情景喜劇,她沒寫過,也不會寫。英達倒不在乎,哈哈一笑,告訴她:
“反正誰都不會寫,試試呗。”
英達說得坦誠,張越也不好拒絕。她問導演要了幾期已完稿的劇本,回家看了看,樂得“笑出了豬聲”。
興緻來了,她當晚就寫出了2集,其中有一集便叫《真真假假》,講的是傅明老爺子(文興宇飾)假裝生病為引起全家注意,結果反被誤診為癌症的故事。
圖源:電視劇《我愛我家》片頭截圖
在《我愛我家》的後80集中,張越參與編寫了近20集内容,王志文和江珊也曾客串演出過她編劇的章節。
江珊客串演出
圖源:電視劇《我愛我家》(1993)
王志文客串演出
圖源:電視劇《我愛我家》(1993)
《半邊天》正式播出後,央視推出了一系列以女性群體為主視角的欄目。這當中有一檔節目名為《好夢成真》,節目内容就是用24小時,幫一位女性完成心中的夢想。
那個時候,張越是這檔節目的策劃之一,過程中她發現,節目組拍過的女孩夢想大緻可以總結為3種:歌星、模特和空姐。
閑聊時,她跟編導說:
“這有什麼意思?如果是我,我就夢想當個廚子。”
一句無心之言,又把張越從幕後送到了台前。她沒想到,幾天後節目組真的把她送到蘇州,體驗了一把當廚子的感覺。
在蘇州體驗廚師生活的張越和大廚師父
這期節目播出後,意外收獲了不錯的收視率。
而張越面對鏡頭絲毫不膽怯、能說會道的表現也引起了《半邊天》制片人的注意。
此後,《半邊天》接連3次邀請張越做對談嘉賓,直到第4次見面,制片人才告訴她:
“其實節目組一直想找一位可以主持脫口秀欄目的人,但台裡的女主播更習慣傳統主持模式。”
節目組想讓張越試試,又擔心觀衆無法适應,畢竟在此之前,央視舞台上的女主持大多是知性形象。
所幸,觀衆的反響還不錯,張越入職央視也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1995年,30歲的張越坐進了《半邊天》的演播廳。
彼時的她隻覺得“這事挺好玩”,全然不知道命運的轉折也就此開始。
張越早期入職央視的樣子
作為親身參與者,張越是最早發現《半邊天》與其他節目有本質不同的人。
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它是當時央視唯一一個以性别定位的節目,還展現在許多細節上。
在《半邊天》工作的每一位成員,在正式上崗前都要進行性别培訓課,許多編導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才了解到——
原來性别也分為“生理性别”與“社會性别”。
簡單講來,生理性别是二元的,隻有男、女之分;可社會性别是多元的,指作為一個男性或女性的社會含義,泛指社會對男女兩性及兩性關系的期待、要求和評價。
在《半邊天》剛剛開播的那幾年,許多話題都是圍繞“社會性别”展開的,例如: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構成是否合理?
如何消除“男強女弱”的刻闆印象?
“養兒防老”背後的性别歧視……
這些話題時至今日仍在被讨論,而這也是張越心中《半邊天》的成功之處:
節目探讨的不僅僅是時下熱點的話題,更是一代人的思考與困頓。
圖源:《半邊天》節目截圖
對于女性相關的話題,張越和《半邊天》都是敏銳的。那時候,有一則女士内衣的廣告上寫着“挺起胸才能擡起頭”。言外之意,大胸值得驕傲,胸小很不體面。
張越和編導看到後火冒三丈,立刻就制作了一期節目,主題便是探讨社會對于女性的某些期待是非常冒犯且帶有歧視的。
最初進入《半邊天》時,張越對這份工作帶有無限的熱情。
節目在深夜播出,而她的工作内容,便是坐在演播廳裡與多位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探讨一些時下熱門的話題。
上到女性在曆史中的角色扮演,下到女性在日常生活裡的衣食住行,張越每一次都奔着“幹倒男嘉賓”的目标使勁。
她一度以為在辯論中取得勝利,便是女性的勝利。
可漸漸地,張越感到了疲憊與無奈。
每天坐在演播室裡高談闊論有用嗎?
在節目中,可以以一個女主持人的身份用嘴“打敗”在場的男嘉賓,可節目結束後呢?
那些實實在在生活在普通日子裡的女性,是否會因為自己的一次談話,而獲得尊重和理解呢?
内心的疑問和糾結越多,張越對于《半邊天》的歸屬感就越少。
節目的宗旨是“傾聽女性表達”,可坐在演播室裡,她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外面的聲音了。
1997年,張越決定辭職。她找到領導,說出了内心的顧慮。
領導反問:你覺得的“女性聲音”應該如何表現?
張越默不作聲,因為她也不知道答案。
僵持中,領導拒絕了她的辭職申請,讓她回去再想想,而張越這一想,就是整整兩年。
不需要主持的日子,張越再次回到幕後做起了策劃,時常會跟着節目組出差采風。
一次,她與同事一同到深圳的火車站錄節目。在火車站的女廁所裡,她發現蹲坑的木門上寫着許多字。
她本以為會是一些有關住宿、租房,或者找工作的信息,但走近一看,大吃一驚。
“深圳我愛你,你給了我夢想;深圳我恨你,你奪去了我的靈魂。”
在火車站衛生間的木門上,張越看到了很多“深漂”女性内心的掙紮和無奈,那些都是她們平常無法訴說,卻又渴望被聽見的心聲。
“這就是我想要的東西。”張越斬釘截鐵地說。
回到北京後,張越再次回到了《半邊天》,并提出走出演播廳,與女性面對面交流的節目改版要求。
對此,領導提出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在深圳火車站女廁裡寫字的,可以是任何一位女性,那後續節目的具體選題該如何确定?
張越回答:有故事,有經曆,通過她能夠清晰看見生活和群體的人。
帶着一個并不具體的形象,張越和節目組開始了“尋人”之旅。
她曾采訪過一位姓楊的女性。結婚前,小楊是一個叛逆少女。初中畢業後,她自願放棄重點高中的錄取名額,跑到社會上打零工,幾年後,又通過自學考上了美術學院服裝設計系。
24歲那年,在父母的催促下,她與一個男孩閃婚,不久之後,二人又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此後,她聽從婆婆的意見,辭去原本高薪的設計師工作,在家做起全職媽媽。
女兒上小學後,她有了回歸職場的想法,可在婆婆眼裡,這是小楊有“外心”的表現,說什麼也不同意兒媳外出工作。
幾番争執無果,小楊選擇離婚,除了女兒的撫養權,她什麼都沒要: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我不需要。我可以再掙,我不在乎。”
圖源:《半邊天》節目截圖
與小楊形成對比的,是一位來自貴陽的大姐,名叫麗麗。在40歲之前,她近乎完全喪失了人生的掌控權。
麗麗在成長過程中經曆最多的事,就是忍受饑餓和貧窮。小時候,一家5口擠在月租5元的草房裡,16歲之前的她甚至不知道睡在床上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成年後,麗麗到貴陽打工,因為沒有錢租房,就在老鄉家裡的豬圈睡了一年。經工友介紹,她認識了後來的老公。
男人告訴麗麗,結婚之後便可以讓她吃飽飯、穿好衣、住樓房。于是為了生存,她結婚了。
婚後,男人嗜賭成性,每次輸錢都會對麗麗拳打腳踢。恐懼和傷痛成了婚姻裡的噩夢,将近10年,麗麗隻能依靠安眠藥入睡。
後來,麗麗經營起一間飯館,生意越來越好,小飯店變成大酒樓,隻是她逃離了貧窮,卻沒能離開暴力的丈夫。
根據麗麗回憶,在婚姻存續期間,丈夫曾向自己提出過上百次離婚,每一次都是要一筆“賠償金”,可拿到錢就反悔。
終于有一天,男人又一次開出條件:
一次性拿出35萬,二人從此分道揚镳。
麗麗有些意外,問這次是真的嗎?對方給出了無比肯定的回答,理由是:
麗麗跟他不合,二人如果繼續在一起,自己一輩子都别想發财。
這樣的理由讓張越哭笑不得,她問麗麗,為什麼明明那麼痛苦,卻還隻是被動地等待丈夫離婚,而不是主動主張權利?
麗麗回答:“我怕他會報複我。”想了想,她又說:“所以說女人可憐啊。”
圖源:《半邊天》節目截圖
一個人出生、成長的環境決定了其眼界與三觀,于是圈子形成了,差異也随之産生。
比如,在張越采訪的女性中,提到“愛情”,從小生活在城市的女人會聊到瓊瑤電視劇、亦舒小說對自己的影響,可農村女性更多看重的是“找個人過日子”。
在都市女性的眼中,兩性關系更注重自由與個性的表達。
可對很多農村的女性來講,“愛情”也許隻是生活中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生存遠比浪漫重要。
為什麼會産生這種差異?不同條件下的婚姻是什麼樣子的?問題産生後又如何解決?
張越知道,如果不是因為要做《半邊天》,這些故事她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聽到,這些問題可能永遠沒有答案。
圖源:張越主持《半邊天》節目截圖
每一個人的内心都波瀾壯闊。
張越說,主持《半邊天》以來,這是她最真實的感受。
早些年想要找到一些願意表達自己的女性,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為了傾聽她們,張越和節目組時常需要扛着攝像機在全國各地跑。
見到的人越多,張越便越清楚地感覺到:
外界給予一個人的所謂期待與标準,往往與其内心真實的想法和現實人生大相徑庭。
張越采訪現場
張越曾采訪過一位姓胡的女士,在外人看來,她的人生近乎“無可挑剔”。
胡女士在供電局工作,丈夫是她的同事,二人都是那時少有的大學生,收入可觀。結婚後不久,他們生下了兒子。
在外人看來,胡女士事業有成、家庭幸福。可見面後張越才知道,原來胡女士的丈夫沉迷于炒股,幾乎賠掉了家中所有積蓄,日常工作或者股市不順,他便會對胡女士拳腳相加。
過去幾年,胡女士幾次想過離開,但每次見到丈夫誠懇地道歉,她都會心軟、選擇忍耐。
直到有一次,她目睹了丈夫将年幼的兒子打得渾身是傷,而理由僅僅是寫錯了兩個英語單詞,她終于忍無可忍,提出離婚。
“過去以為每個家庭都一樣,有了問題就想着‘生個孩子就好了’,可現實并不是這樣的。”胡女士告訴張越。
圖源:《半邊天》節目截圖
“婚姻就是‘真心話’與‘大冒險’的結合體。”張越說。
過去講起女性與婚姻的關系,大家習慣用“幸福”和“不幸福”去衡量和定義,但走近了才發現,一切遠比想象中複雜。
《半邊天》還有一期節目叫“花甲新娘”,講的是一對“老少戀”,女方比男方大32歲。
節目組扛着設備找到二人居住的村子,問當地村民如何看待這對夫妻,意料之中地,大多數人的評價都繞不開“不正經”。
在後續的采訪中,節目組得知,因為這段“忘年戀”,夫妻二人已與全家人斷絕關系,為了能夠和26歲丈夫“在外貌上匹配”,已經58歲的妻子還去整形醫院做了全臉除皺手術。
圖源:《半邊天:花甲新娘》(2009)
由于一直遭受排擠和非議,他們搬到了遠離村莊的地方,常年住在自建的窩棚裡。幾乎所有人都默認他們的愛情“不會有好結果”,唯獨他們堅信:
“隻要倆人在一起,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生活就能幸福。”
如今十幾年過去,這對相差32歲的愛人仍然相守。現在,二人開始嘗試在網上發布一些日常視頻,憑此還成了當地小有名氣的網絡紅人。查看評論,議論仍在繼續。
十幾年過去了,人們還在争論:他們真的幸福嗎?
答案可能隻有他們自己知道。
圖源:《半邊天:花甲新娘》(2022)
剛開始做節目時,張越很喜歡争論,對與錯,是與非,大家擺在明面上說得清清楚楚。
可當她真的走進故事,走近那些主人公,她漸漸發現,相比“說”更重要的是“聽”。
《半邊天》中出現的每一位女性,都不應該被看做是節目輸出觀點的工具,而應該是被看見和了解的、有血有肉的美麗個體。
圖源:《半邊天》節目截圖
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半邊天》也邁上新台階。互聯網飛速發展,人們接收到的信息快速增多,表達欲也愈發旺盛。
在那幾年間,張越的電子郵箱每天都會塞滿全國各地觀衆的來信:
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進入工廠的女工、在婚禮上突然逃跑的新娘、将“擁有500萬資産”作為條件在網上征婚的中年女人、沉迷“哈韓”追星的女大學生、辭去高薪工作跑去學西點的公司高管、中國首批開始學習測謊儀知識的女警官……
通過那些來信,張越看見一個又一個平凡人的故事。
透過她們,又感知了曆史的進程、歲月的變遷,以及隐匿在平淡生活中的矛盾與糾結。
張越曾參訪過一個在縣城糧食局上班的女孩,20幾歲,每天唯一的工作内容,就是獨自守着一間昏暗的倉庫。
在Wi-Fi和智能手機還未出現的日子裡,女孩沒有任何可以用來打發時間的東西。她很壓抑,很想逃,但看倉庫在當地是一份“鐵飯碗”,她也擔心外面的世界會讓人傷心。
“她每天就一個人坐在那裡。”張越清楚地記得,那間倉庫沒有窗戶,非常安靜,隻有鐘表秒針滴答滴答走動的聲音,一股擔心忽然湧上心頭:
“這姑娘的一輩子會不會就這麼過去了?”
還有一個在報亭工作的女孩,她告訴張越,自己每天守在不足5平方米的報攤,如果沒有人幫忙看店,自己連廁所都不敢上。
報紙和雜志本是幫助人們開闊眼界的東西,可為什麼偏偏束縛了她?
張越到外地采訪(圖中黃色衣服)
一個女人擁有一份穩定到有些無聊,而且收入并不算高的工作,這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及格的人生”。
可她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真心話總是很難被耐心傾聽。
圖源:《半邊天》節目截圖
有一次,張越到山東采訪一位愛好打扮、穿着時髦的農村婦女。
白天在地裡幹完農活,她習慣回家換上旗袍“美一下”,到了晚上再換一身寬松的衣服洗衣、做飯,為此她被村裡人喚為“楊三換”。
農婦隻有初中學曆,卻酷愛寫詩,村裡人笑話她,家裡人也埋怨她瞎折騰。漸漸地,她便不再寫了。
采訪時張越問她,上一次寫詩是什麼時候?
農婦回答:“在夢裡,但是沒有爬起來記下,詩就被壓死在夢裡了。”
圖源:《半邊天》節目截圖
在主持《半邊天》的十幾年中,許多人給張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其中便有劉小樣。
2001年,張越第一次在觀衆來信中見到“劉小樣”。
在那封信中,劉小樣寫,自己正住在一個距離北京1100公裡的北方平原深處,這裡的一切都是平淡的,就連生活也是“平淡”的。
她說自己很喜歡讀書,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她總是讀不到書,所以内心非常苦悶。
最初張越并不覺得劉小樣特别,畢竟農村婦女想要學習文化知識不是稀奇事,可《半邊天》的節目策劃察覺到這也許是一個值得深挖的選題。
劉小樣
這一年冬天,張越與節目組來到陝西關中平原,見到了“八百裡秦川”,也見到了劉小樣。
第一次錄制并不順利,面對鏡頭,劉小樣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張越知道這是對方緊張的表現,于是在接下來的3天,她暫停了錄制,與劉小樣一家人同吃同住,大家的關系變得異常親密,錄制便又一次開始了。
攝像機擺好,張越就位,一切準備就緒,開機,不想劉小樣卻再次失語。
在那個下着小雪的下午,張越和劉小樣在田邊坐了幾個小時,可無論她如何引導,對方始終說不出一個完整的長句。
張越采訪劉小樣
眼見着聊不出什麼,張越想放棄了。她對攝像老師說,去周圍拍些空鏡備用吧。
“太絕望了,覺得這期節目隻能這麼将就了。”
攝像師離開後,隻剩張越與劉小樣面面相觑,為了緩解尴尬,張越問:
“你總說自己不開心,那怎麼才能讓你開心呢?打個比方吧,此時此刻你最想變成誰,你就能滿足了?”
誰知劉小樣想都沒想,脫口而出一個字:“你。”
張越很驚訝,問她為什麼?劉小樣回答:
“因為你上過學,你有工作,你有同事,你有朋友,你出過門,你哪兒都去過,外面的事情你都知道。”
可是,劉小樣哪裡都沒去過。
在已經過去的30年人生裡,她的大部分時間都奉獻給了田地與竈台,在年幼的女兒眼裡,母親就是“一個會做飯的人”。
劉小樣的家距離西安城區不過幾十分鐘車程,往返車票隻需要9元,可在結婚前她竟一次也沒有到過西安。
“在農村,有錢可以置地蓋房,但是不能買書;可以買衣吃飯,但是不能外出旅遊。”
因為隻要一個農村女孩流露出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想法,就會被扣上“不安分”的帽子——非議是可以“殺死”一個人的。
劉小樣告訴張越,結婚之後,丈夫也帶她去過一次西安城裡,站在繁華的街道上,她的眼淚噴湧而出。
“城裡的女孩敢穿黑衣服,而且穿得那麼好看,那麼自信。”
“那你為什麼喜歡穿紅衣服呢?”張越問。
“可能是想在衣服上寄托些什麼吧。”劉小樣答:“這裡的一切都是土的,如果再穿的和土一樣,那就更土了。”
溝通從此順暢起來,張越明顯感覺到,劉小樣内心裡的一塊地方被打開了。
在後續的對話中,她感受到了劉小樣心中對于大山大海的渴望,也知曉了她不甘隻是做一個好媳婦的無奈。
她隻是不想被溶解在平靜且一成不變的歲月裡。
“歲月都走到哪裡了?還要女人總是這樣。”這像是在反問張越,又像是一種極為笃定的告誡,人總要向往點什麼,劉小樣說:
“我甯願痛苦,也不要麻木。”
與劉小樣的對話結束了,張越急得渾身是汗。攝像不在,機器沒開,如此完美的采訪,全都錯過了。
可就是在此時,她忽然發現攝像師竟躲在一個特别不起眼的地方,悄悄拍完了全程,“這期節目其實攝像救下來的”。
采訪結束後,張越回到了縣城賓館,準備第二天啟程回北京。
當天夜裡,劉小樣再次找到了她,哽咽地說:
“你忽然地來了,又忽然地走了,就像一場夢。你走了,又剩下我一個人了。”
2001年的冬天,張越與劉小樣完成了一場極為震撼的對談,同時也幫助張越捧回了中國播音主持“金話筒獎”。
然而獎杯和榮譽之外,張越更看重的其實是這場對話本身的價值。
《我叫劉小樣》播出後,很多觀衆表示,在劉小樣的身上看見了自己、媽媽、姥姥、奶奶的影子。她們出生的年代各不相同,可面對感情、生活的困惑卻總有相似。
現實不停賦予個體标簽和價值,職場女性、全職媽媽、成功女人、農村媳婦……她們不停地被定義、被解構、被描述,可拿掉這些标簽之後呢,她們是誰?
“所以把《半邊天》定義為女權節目是錯誤的。”張越反複強調:“這是一個平權節目。”
它的出現不是為了表達“你要給我這個權利”,而是要強調“我本該擁有這項權利”。
這是一種反省,也是一次自省。
自1994年開播以來,《半邊天》的播出時間大多在淩晨或者早間時分,口碑雖好,收視平平。
2010年7月,《半邊天》幾經改版後,正式宣布停播,這一年,張越45歲。
根據台裡的安排,她開始了新的工作,一直到2022年春天,57歲的張越正式從央視退休。
離開電視台之後,她受邀參與了一部舞台劇的演出,和多年前進入《半邊天》節目組一樣,這次她選擇加入的理由仍是覺得“挺好玩的”。
其間,她也接受了一些媒體的采訪,講起離開《半邊天》的日子,偶爾也會覺得遺憾。
第一次讀到餘秀華的詩時,她的内心就有一股沖動,“如果這是在《半邊天》,我一定現在就沖過去找她”;後來她又知道了宋小女,表示“這樣的故事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事兒”。
前段時間,張越讀完了楊本芬老人的書籍——這位年逾80歲的老人用極為質樸語言,描寫了中國農村100年間家族中四代女人的命運沉浮,她倍感震撼。
她想,自己應該去找她聊聊,但轉念一想,算了吧,有緣總會再見的。
幾年前,張越去國外出差時,一位中國留學生忽然撲到她的懷裡,激動地告訴她:
自己家中重男輕女,所以她一直不受重視。
看過《我叫劉小樣》之後,女孩便決心要好好讀書,就像劉小樣說的那樣,以後出去看看大山大海,如今她終于做到了。
女學生的出現讓張越想起了一個久違的人,那個愛穿紅衣、倔強重複“我不接受這個”的劉小樣。
那次采訪結束後,張越和劉小樣始終保持着聯系,她也曾邀請劉小樣到北京參加節目。
但大家也隻是短暫重逢,而後又歸回各自的生活。
《半邊天》停播後,張越弄丢了手機,劉小樣也再沒有主動找過她,二人從此斷了聯系。
張越、劉小樣、白岩松參加活動舊照
2020年,一位記者再次來到陝西,找到了已經“消失”10年的劉小樣,并看到了《我叫劉小樣》之後的故事:
她的面容沒有太大的變化,她的頭發仍然黑亮,她的笑依舊燦爛,她的向往仍在外面——
她還是沒能走出平原。
好像有點遺憾。
但張越可能不這麼想。
因為有些聲音能被聽見,就很難得。
而有些人,已相忘于滾滾紅塵;有些事,已消失于茫茫人海……
部分參考資料:
1.南方人物周刊專訪:《主持人張越:撥動人心裡的江海》
2.《人物》專訪:《平原上的娜拉》
3.《人物》專訪:《自由之路,<半邊天>往事》
4.張越:《在我短暫的編劇生涯中,有個劇叫<我愛我家>》
5.《非常靜距離》張越專訪
6.《重慶第一眼》張越專訪
7.《半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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