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伯特蘭·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用一個專門的章節來介紹盧梭，他把盧梭稱為“浪漫主義之父”，認為盧梭是“僞民主獨裁政治哲學的發明人”，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精神導師，而羅斯福和丘吉爾則代表了洛克的自由主義光榮傳統。在談到《社會契約論》時，羅素幾乎是把盧梭的主權學說與霍布斯的理論混為一談了。霍布斯在《利維坦》裡把“主權者”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認為所有人都必須服從于“主權者”，“主權者”永遠也不會犯錯，“主權者”的權力來自于所有人的轉讓，臣民們對“主權者”的任何反抗都是不正義的。顯然，霍布斯的“主權者”具有專制君主的影子。但是，盧梭雖然把霍布斯所建好的這座廟搬了過來，卻已經換掉了裡面所供奉的神靈——盧梭認為“人民”才是真正的主權者，也就是說主權在民。這使整個主權理論發生了質的變化。

或許是因為羅伯斯比爾曾拜訪過盧梭，或許是盧梭的主權理論與集體主義有幾分相似，羅素就膚淺的認為盧梭主張由社會、國家來統治所有人。這種理解水平，就好比說冰和玻璃都是透明的，所以它們是同一類物質一樣，十分愚蠢。盧梭确實說過“公共意志總是正确的并且有公共益處”，确實說過“主權權力是絕對的、神聖的和不可侵犯的”，但這跟暴民政治理論完全是兩回事。盧梭的核心概念是“公共”，暴民卻狂熱地崇拜“多數”。

公共意志并不是多數意志

在物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合力”，它是指幾個力共同作用所産生的效果。合力的方向不一定是最大的那個力的方向，而是由所有力共同決定的，即使是微弱的力也會對合力的方向起到影響。在政治學領域中，“公意”就是一個類似于“合力”的概念，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裡區分了“公意”與“衆意”，認為社會契約是公意的體現，而非衆意的結果，其中民意就是一種衆意，它是集體的意志，而非普遍的意志。

集體與普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集體利益不一定是普遍利益。在一個國家中，生命權是每一個人都有的、普遍的利益；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國家需要犧牲某些人的生命來維護集體的利益，例如在彈盡糧絕的守城戰中，主将臧洪、張巡等人就曾犧牲掉老弱病殘的利益，把他們殺死并且分食，以此來堅守城池，維護集體利益。集體利益代表的隻是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普遍利益則必然是所有人都一緻擁有的利益。

類似的，集體意志隻是大多數人的意志，而公共意志卻是所有人所共有的意志。例如通過表決來發布某項政令或推舉某人擔任某個職位，大多都得通過集體表決，根據少數服從多數來的原則來作出決定。隻要多數意志在數量上獲得了勝利，那麼少數意志就可以忽略不計，這時多數意見就代表了衆意、民意；公共意志卻并非如此，它必然是所有人所共有的、共同承認的意志，例如要保護人身财産安全、不得損害他人利益、買東西要付款、欠債要還錢等等，這些規定是所有人都一緻承認的，因為它們維護了所有人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并不存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

集體意志是由各種不同意志組成的，它選擇遵從人數最多的那個意志，直接忽略掉其他各種呼聲不高的意志；而公共意志則是由各種不同意志相互作用形成的，各種意志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合力”，這個“合力”代表的就是各種意志之中所共同擁有的部分、代表了它們的共性，名為“公意”。

人們把人數最多的意志稱為民意，但民意并非公意。對于人類的利益，人們可以有各種理解，産生出各種意志，有時候大多數人認為财産公有、平均分配符合全人類的利益，有時候則認為财産私有、階級差别更符合人類利益。民意随着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環境而動蕩起伏。但是，無論哪個時代、哪種社會環境，人們都一緻承認保護人身财産安全，對全人類都有利——這就是一個不變的公意。

社會契約就是公意的産物，人們普遍認為簽訂社會契約、參與社會生活，能夠保障人身與财産安全，約定互不侵犯、遵守規則、服從法律。毫無疑問，公意始終能夠認識到人們的公共利益；而民意卻不能如此，正如盧梭所說：“人民永不會被腐蝕，但是它常會受到蒙蔽。”人民永遠也不會把“奴役他人”上升為一個普遍認可的公意，但人民有時候會被蒙蔽，認為受人奴役可以混口飯吃，符合自身的利益。

因此，盧梭認為公意永遠也不會犯錯，但民意經常動蕩起伏、受人擺布，常常出錯。

公意永遠不會犯錯，民意卻常常被蒙蔽

正如合力的方向不一定是最大的哪個力一樣，公意也不一定由人數最多的群體來決定。民意在很多時候都僅僅是衆意而非公意，它浮躁易變、容易被輿論所左右，為此才需要不斷地進行民意調查。

很多時候，統治者隻要控制媒體，鉗制輿論，主導教育，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塑造民意。但無論他怎麼做，都始終無法改變公意，在他的權力影響減弱或者消失之後，公意就會逐漸體現出來，狂熱讓位給理性，人數讓位給真理，虛構讓位給事實——因為人民永遠也不會承認“奴役他人或被他人奴役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從來就沒有哪個統治者敢宣稱他有權奴役所有人，他們隻能通過謊言與話術，讓人民相信君權神授等虛假理論。統治者隻能操作民意、蒙蔽民意，但不敢對抗公意，不敢公然違背人們所普遍認可的東西。

《烏合之衆》裡說人們都曾狂熱地崇拜過拿破侖，把他當做神一樣的存在，可是自從拿破侖戰敗從而喪失一切權力之後，這種狂熱的民意也就消失不見了。再也沒有人把拿破侖當做神，人們承認他是一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但他隻是一個人，并非神靈。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就在于拿破侖當權的時候，他的政敵與反對者都因權勢的壓迫而緘口不言，任由他的崇拜者将他吹奉上了天，着時多數意志起到了壓倒性的優勢。但是，當這種權勢壓迫解除之後，不同方向的力就會逐漸産生，不斷修正原先的合力方向，把拿破侖從神降低為人。

法國大革命就是一部民意不斷脫離公意又不斷回歸于公意的曆史，當時人們都普遍認為應當破除舊制度、迎來新時代。但究竟怎麼改變舊制度，不同階層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在最初的時候君主立憲制成為了民意，但是在國王出走、并且涉嫌勾結反法共盟之後，共和制立即就成為了最廣泛的民意；而當國王被處死，法軍卻接連戰敗，祖國在危急中時，由愛國熱情所點燃的暴民情緒忽然噴發，人們四處捉拿“賣國賊”，到處濫殺貴族與無辜，演變成了雅各賓派的大恐怖統治。人們起初反對暴君，結果卻弄成了人人皆是暴君。當民意脫離公意的軌道之後，它再次迎來了修正，并且從督政府轉化成拿破侖的帝制。法國人仿佛又回到了原點，他們推翻了一個帝國，卻又建立了另一個帝國。但是拿破侖帝國已經是一個資産階級的帝國，而非舊的封建帝國了。

公意的存在，使人們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日趨客觀

盧梭認為人民就是主權者，所謂的人民就是那些擁有公共意志，為了公共利益而簽訂社會契約，組成共同體的人。

在這種共同體中，政權所要維護的并不是集體利益，也不是特殊利益，而是普遍利益。維護集體利意味着可能會犧牲少部分個體的利益，維護特殊利益意味着要犧牲其他人的普遍利益。例如，在斯巴達，為了城邦的集體利益，要實行優勝劣汰，那些體格不健康的嬰兒可能會被秘密處理掉，以免拖累集體；又如在古雅典，為了維護自由民的特殊利益，就需要認可奴隸制的存在，讓一部分人像家畜那樣供人驅使和管理。隻有在盧梭所設定的國家中，公共利益才成為共同體所追求的目标，要維護所有人都有的人身、财産、平等、自由、名譽等多項基本權利。而且公意始終都承認這些權利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是社會應當加以保障的。

公意始終都面向公共利益，它着眼于全人類、包括每個人都普遍擁有的利益，着眼于人們的基本權益。所以當盧梭說“公共意志總是正确的并且有公共益處”時，他是指人民永遠也不會堕落，永遠也不會認識不到自己的權利，隻要把遮在他們眼前的黑皮扯去，隻要能夠對他們進行啟蒙，他們很快就會明白什麼是公共利益。人民就是主權者，公意就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權力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民的公意永遠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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