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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說,筆者對閻崇年老先生的清史百家講壇圖書沒有仔細拜讀過,原因是因為我曾在書店翻閱過閻老先生的大作,發現他所犯的曆史錯誤頗多,這裡就說一下我偶然翻開書随機看到的一頁。這一頁裡講到光緒入宮之後的苦悶,沒有人可以訴說,就連他的父親醇親王見到他,也是遠遠在丹墀處跪下稱臣而不敢多言……這簡直就是胡說八道了。堂堂清史研究學者,居然不懂得清朝禮儀!
光緒與其生父醇親王合影,醇親王端坐,光緒帝垂手侍立一側。
有清一代,雖然是滿族王朝,但是對于儒家思想是全盤接受并進一步神聖化的。康熙皇帝曾親臨山東曲阜孔廟對孔子塑像行三跪九叩的臣見君大禮,親封孔子直系後裔為世襲罔替的“衍聖公”并賜金頂黃轎,衍聖公來朝更享有“紫禁城禦道騎馬”的殊榮(與一般的“紫禁城騎馬”不同,“紫禁城禦道騎馬”是指從大清門正門開始,衍聖公一路騎馬直跨各道門的中門,也就是皇帝、皇太後專用的禦道路線),這已經表明了康熙要以儒家治天下的決心。雍正年間曲阜孔廟大成殿失火,皇帝特旨令仿照故宮太和殿規格重建大成殿,全改用皇帝專用的黃色琉璃瓦,殿柱雕刻盤龍,全是最高規格——要知道即便是親王王府,殿柱也隻能彩繪盤龍而絕不準雕刻盤龍,可見清廷把孔子擡高到了什麼樣的位置。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滿清舉國上下,對于“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并把“天地君親師”提高到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受此影響,從鹹豐朝開始,皇帝的親叔伯得封親王郡王者,日常奏對均不下跪。閻老先生大概是受馬列主義鬥争論思想的影響,認為一對事物如果發生矛盾(比如父親是親王,兒子是皇帝,如何行禮?),那麼矛盾雙方必有一個無條件向另一個妥協(父子關系向君臣關系妥協),這是大錯特錯的。要知道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和諧,如果一對事物發生矛盾,則會去尋求中庸妥協之道來解決。光緒皇帝和他的父親醇親王相見的禮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說“天地君親師”五尊排位,君在親之前,但是這五者并無先後之分,天固然重要,個人固然渺小,但是若無個人,空有天地又有何用?儒家思想對于個人的行事準則,是按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排序的,前者(個人)是後者的基礎而不能相反。就拿位列五尊最末位的“師”來說吧,有清一代,皇室對漢族師傅極為尊重,曾有皇子(而且是内定的皇太子)因為和漢族師傅頂嘴而被皇帝打死的事情發生,就更不要提親父和親子的關系了。
依太和殿規格複建的曲阜孔廟大成殿
再舉一個“家”與“國”發生矛盾的例子。
清朝皇帝女兒下嫁額驸,額驸的父母見到公主如何行禮?這個問題曾長期令皇帝頭痛不已。雖然清初就規定額驸父母見到公主無需行禮,但實際上額驸父母見到公主總行臣見君的大禮,皇帝雖屢次頒旨禁止也不奏效。到了嘉慶時期,嘉慶皇帝認為額驸父母身為公婆,卻給身為兒媳的公主下跪行禮太不像話,于是特頒嚴旨,明确指出額驸父母給公主下跪行禮這件事“雖合君臣之義,有違人倫大禮”,如果以後額驸父母再給公主行跪拜大禮,則“罪公主”,此旨一出,才算制止了公婆給兒媳下跪的奇特現象。公婆與兒媳尚且如此,那麼更親密的父子之間如何行禮,那就更不必多說。
事實上,慈禧立光緒為帝以後,特頒布一道上谕,明确規定了光緒皇帝和其父醇親王的關系和相見禮節,核心内容如下:
第一, 醇親王為“皇帝本生考”。也就是說,醇親王是光緒皇帝的生身父親(因為光緒此時已經過繼給鹹豐皇帝為子),明确了光緒皇帝和醇親王之間有父子關系;
第二, 醇親王在兩宮皇太後面前稱臣,在光緒面前不稱臣。也就是說,醇親王和光緒之間沒有君臣關系;
第三, 醇親王與光緒相見,“行家禮”。也就是說,醇親王與光緒相見,光緒皇帝要給醇親王下跪請安,而醇親王因為兒子是皇帝的緣故,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子那樣坐着接受兒子的跪拜請安,而是垂手肅立來接受兒子的跪拜。同樣道理,因為兒子是皇帝,醇親王是不能直呼光緒名字的,但也不叫“皇上”(因為隻有臣對君才稱“上”),而是像太後太妃那樣,稱呼光緒為“皇帝”。
在醇親王薨逝以後,清廷特頒懿旨,規定了醇親王的喪葬規格,規定為“葬禮如親王,祭祀如皇帝”。這樣的規定,是為了方便光緒及其後繼者(同時也是醇親王的子孫)名正言順給醇親王披麻戴孝守靈、行三跪九叩大禮祭祀而特别制定的。
載沣有點老,但演繹得很真實,皇帝明黃色朝服外面罩着四團正龍龍褂
與之類似,宣統皇帝入繼大統以後,他的父親,第二代醇親王載沣所享受的待遇也與第一代醇親王類似,也就是在隆裕皇太後面前稱臣,在宣統面前不跪不臣,父子相見行家禮,享有“紫禁城禦道騎馬” “宮廷内随意上下馬”的特權。《末代皇帝》裡載沣及其福晉進宮看望溥儀,見到皇帝以後,載沣就一直端坐在馬上并不下馬,而其福晉則端坐在杏黃色轎中并不下轎,演繹的是非常符合曆史史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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