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韓國是戰國七雄之一，為何最早被秦國滅亡？從術治變法弊端入手，分析戰國七雄韓國滅亡原因？保守勢力強大，從政治體制分析

在《大秦帝國之裂變》的影視劇中，韓國進行的申不害變法，幾乎與秦國的商鞅變法是同時進行的；然而兩國的發展成果卻大相徑庭，秦國自秦孝公後一直堅持商鞅之法，而韓國申不害變法卻半途而廢，可以說，申不害術治變法與商鞅的法治變法不可同日而語的。

請而秦國在富強，崛起，以及稱霸的過程中，曾幾度拿韓國開刀，韓國也是秦國在統一之路上第一個被滅國的國家；韓國最早被滅亡原因是多方面的，與其處于四戰之地的地緣政治有關，也有疆域面積小，人口數量較少有關。

更與韓國的君主有關，君主采取依附強國而生的朝秦暮楚的對外戰略，使得韓國交了一幫豬隊友，關鍵時刻屢屢被坑，被出賣；最後，韓國竟然采取了鄭國水工疲秦的策略，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強大了秦國，又給秦國出兵的口實，戰國七雄之一的韓國從此消滅在曆史的長河中。

縱觀戰國曆史，特别是戰國七雄，韓國一直是被忽略的一個國家，它到底實行什麼政治體制呢？有哪些弊端，為何會滅亡呢？本篇文章從政治體制角度，分析韓國滅亡的原因。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戰國七雄之一的韓國。

• 三家分晉，韓氏立國

韓氏，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非常顯赫的政治家族，本為晉國衆多卿大夫家族中一員，曆經數代人慘淡經營後，在極端險惡的晉國朝政中夾縫生存，并站穩腳跟，最終與其他強國一切掌握晉國軍政大權；繼而又在與晉國各大家族競争中取得勝利，最終與趙、魏兩大家族瓜分魏國，始稱“三家分晉”。

三家分晉後，韓國占有晉國的南部，包括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山西南部及東南部，韓國疆土和魏國犬牙交錯，并且周室也在韓國疆域之中，以西與秦國、魏國為鄰，東面與鄭國相接，南面是楚國。

• 韓國發展大緻分三步

韓國的開國君主是晉國大夫韓武子的後代，縱觀韓國曆史，大緻可分為三個階段，開拓階段為韓康子至韓哀侯時期，下至韓昭侯時期為守成階段，再至韓王安為韓國的衰亡階段。韓國建國後，諸侯兼并戰争此起彼伏，韓國又位于中原腹地，有天下咽喉之稱，戰略位置十分重要，韓國幾乎被卷入了每一場戰争，在後來的合縱連橫結盟過程中，韓國一直依附強國而生，一直在衆強環伺中生存。

韓氏立國後，一直在夾縫中求生存，但也有其高光期，那就是韓昭侯申不害的“術”治變法改革，使韓國有一個大治，但韓昭侯隻是守成之君，并沒有為韓國打下強大的發展基礎，也喪失了一次乘強勁之勢進行變法圖強的計劃；韓昭侯與秦孝公生活在同一時期，商鞅變法成就了秦孝公，也強大了秦國，而申不害變法雖然使韓國有大治，但申不害死後，韓國形式急轉直下，最後直至滅亡。

韓氏立國後，逐漸廢除以宗法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世卿世祿制，建立起以國君為首的封建官僚體制；具體表現為，三家分晉後，韓國自立為諸侯，标志着地方封建政權開始正式确立，韓景侯被周室冊封為諸侯，從此韓國名正言順地步入諸侯行列，當韓國攻下鄭國後，韓宣惠王采用“王”稱号，國君稱号的改變标志着國君權力的提高和君主制度的初步形成。

• 建立以“相”為首的文官體系

“君臨之術”被韓國國君不斷利用，标志着君主集權制的不斷形成，到了戰國，韓國效仿魏國，在朝廷設相，建立文官行政體制，相權是輔佐、配合王權而存在的，是君權的重要補充和保證，韓相由國君任命，并且随時可以撤換；相國以下，各級官吏分工明确，各司其職。

• 建立以“将”為首的武官體系

戰争頻繁，韓國國君很重視軍事，在國君之下設将一職，君主随時任免和調遣“将”，在君主的授權下，“将”有訓練官兵和指揮作戰的權力；将，也稱将軍，在中央官僚機構中是武官之長，地位僅次于相。此外，韓國還設立了專門為君主和宮廷機關服務的系統，這個系統也兼任行政管理機關的事務，兩者行政職能沒有截然分開。

韓國在地方設立郡、縣制為主的地方行政制度，但郡與縣之間，尚未形成固定的統轄關系，邊疆的縣歸郡管轄，内地縣歸中央管轄，郡、縣的軍事權力和最高行政權力都掌握在韓國國君手裡，郡、縣長官由國君直接任免。

韓國的政治制度相對複雜，世卿選官制度被長時間地保留下來，君主才有賞罰、禮法、刑德、爵祿等手段監督控制群臣，在韓國的不斷發展中，逐步制定和完善本國的各種制度，例如職官管理制度，俸祿制度，法律制度，軍事制度等等，但韓國終一朝都沒有建立完善的封建官僚體系，世卿的貴族制度貫穿其中，這與申不害不徹底的改革有莫大關系。

對于韓國來說，成也“術”治，敗也“術”治，申不害的術治為何會失敗呢？筆者從韓國政治制度的弊病，來分析一下申不害變法失敗的原因？

韓懿侯、韓昭候時期為韓國的守成時期，韓懿侯守國十年，沒有大的發展，沒發生大的戰争，卻失去了領土，被魏國打敗兩次，割讓馬陵；韓昭侯掌國三十多年，特别是在申不害變法時期内，韓國大治，諸侯不來侵伐，出現了少有的、短暫的治世。

但韓昭侯注重君主的“術”治，沒有建立統一的法令，緻使韓昭侯之後，變法不在，國内形勢急轉直下，隻能在大國夾縫中生存，依附強國而生，在政息兵弱的敗亡階段被秦國滅亡，成為戰國七雄中第一被滅的諸侯國，那麼，韓國政治制度有哪些弊端呢？

韓昭侯時期的申不害改革，幾乎與齊威王的改革是同時進行的，但成效遠非齊國；申不害的“術”治，主張君主的絕對的集中權力，講究的是君主統治臣民的方法，強調的是君主的專制之術，先天性地存在很多弊端，也是改革不能徹底推進的原因之一。

申不害變法與商鞅變法最大的不同是，商鞅緊緊抓住發至建設這個關鍵，将各項改革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衆，在法律中将宗族特權剔除出去，徹底剝奪貴族特權；申不害的“術”治，原先是為了懲治吏治，現在變為君主馭臣之術，這種權術随着君主的意識改變而改變，一旦被當作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必然會扭曲法令，使依法治國名存實亡。

韓昭侯是一個意志不堅定的人，韓國貴族勢力大，當昭候發布新的法令時，往往會聽從别人錯誤意見後，使得法令得不到堅決的貫徹實施；申不害主宰朝政十年期間，法治偏弱，術治膨脹，依靠種種秘密手段察核官吏，造成人人自危。

時間久了，術治就會變成權術陰謀，君臣離心爾虞我詐，官場就會變成勾心鬥角之地；權術之道充斥于韓國邦交内政，造成儲君之争，輔臣權力之争，重臣為了權力甚至勾結敵國，劫持國君；總之，韓昭侯依賴術治，久而久之，導緻陰謀叢生，内耗重重，危及國家。

“術”治，沒從根本上解決韓國面臨的問題，終究其實，術治就是一種整治吏治的手段，也是君主所掌握的一種權術陰謀，“術”治的本質是人治，人治的優劣全在于君主，韓昭侯時期術治還勉強可以，後世之君沒有韓昭侯之明，那麼術治就是亂國之本，所以，韓非子說，韓國亡于術治，是有道理的。

戰國時期，貴族集團在各諸侯國都是一股強大的保守勢力，變法必然會觸動貴族利益，必然會遭到貴族階層的強烈反對；與商鞅用法制剔除貴族特權不同，申不害“術”治改革以不觸動貴族集團利益來換取變法改革，對貴族勢力采取妥協的态度，使得新法令推行不下去，變法成果大打折扣。

申不害變法時，一邊用貴族宗室人員，一邊又任人唯賢采取官僚制度，在韓國貴族中，雖然也有才幹的超群者，但大部分都是能力平庸的人，例如，公仲、公叔更是獨攬朝政五十年，加速了韓國的衰亡；貴族宗室總攬大權與重用布衣将相的格局無法調和，終其一朝，韓國也未能克服宗室貴族對權力的獨掌，這也是申不害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韓昭侯申不害的改革，在人才政策上也以舉賢任能，因任而授官的政策，但沒有從根本上廢除世族世官制度，舉賢任能就是一個空頭口号，韓國像其他諸侯國一樣推行貴族政治，造成人才外流，這些人才得不到上升途徑，隻能另謀高就。

權術陰謀還造成君臣之間，臣臣之間的猜忌和矛盾，權臣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無所不用其極，排擠布衣将相，排擠人才那都是小事，這些重臣甚至能引入外國兵力來挾制本國君主，由此可見，君臣之間爾虞我詐可見一斑。當奸邪大臣當權，隐良蔽賢，造成韓國日趨衰弱，韓非多次向韓王進谏要勵精圖治，但始終未被采納，統治階層的腐朽昏庸使韓國失去了最後一絲複興的希望。

反觀秦國，對人才的利用有一套法律制度，特别是獎勵耕戰制度的實施，秦國農民樂耕，士兵樂戰，天下英才多彙集到秦國，這也是秦國舉賢任能制度優越性的體現；而秦國正是在大批的，一代又一代的布衣将相輔佐下，最終富國強兵，統一天下。

其實，秦國統一的曆程，就是以布衣将相為主的官僚體制，逐步戰勝和取代貴族政治的過程；社會要發展，國家要進步，都需要人才，特别是社會變革時期與人才開發有密切關系，韓國的衰亡很大程度上受失敗的人才政策所影響。

總之，相對比秦國來說，韓國和其他五國也重視法律，但都深受周公禮制的影響，沒有完全抛棄與新時代不符合的禮制，也沒有能夠徹底地實行法治，反觀秦國在法律政策上是基本正确的，能把獎賞和刑罰以法律的形式納入耕戰政策中，所以秦國兵強國盛，在發展上領先于韓國。

筆者認為，申不害改革失敗原因，“術”有餘，而“法”不足，在變法改革中，側重于君主用權術，而忽略了法治建設，缺少法律的保障，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韓國所面臨的問題，申不害死後，韓國形勢急轉直下，“術”治變法隻給韓國留下了“陰謀權術”。

變法失敗與韓國君主有莫大關系，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在之後的曆代國君中，隻有韓昭侯支持改革，反觀秦國，自秦孝公之後，曆經秦惠文王，秦宣太後，秦昭襄王，一直到嬴政都堅持商鞅的法治治國；由此可見，韓國并沒有形成一個有賢能組成的領導集體，韓昭侯死後，變法執行者後繼無人。

韓國的保守勢力太過強大，申不害變法中并沒有剔除貴族對變法的影響，并沒有剝奪貴族衆多的權力，而是以妥協政策來換取變法改革，結果不僅是變法成效大為縮減，也遭到了貴族勢力的反撲。

我們又看到，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慎到、申不害，分别提倡法治、勢治、術治三種不同的治國方略，法，就是健全法制，勢是君主的權勢、君主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君主駕馭臣民，利用權力，推行法令的一種手段或策略。術治主要是為了察覺官吏，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獨一無二的地位。所以，申不害的改革隻是一種君主統治的手段，并不是對政治體制、經濟社會發展的徹底改革，當然會失敗了。

筆者認為，從晉國卿大夫家族獨立的韓氏政權，在立國之初，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政權，與其脫胎于母體晉國有着本質的區别，随即建立以君主為主的集權政治體制，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各級官僚機構和行政體制，最高管轄權被掌握在君主手中，在君主集權制的确立下， 又推行了郡、縣制使得中央對地方的管轄權空前加強。

韓國雖進行申不害改革，但在戰國中後期，貴族勢力，宗室勢力排斥賢能，抵制改革等行為嚴重侵蝕韓國政治體制；韓氏政權的外在環境也非常險惡，始終處于此起彼伏的兵火狀态，極端惡劣的地理地緣政治，使其處于列強環伺之中，首鼠兩端的邦交策略最終得罪了所有強國，使得韓國最終被曆史所淘汰。

參考文獻：《韓非子》、《戰國策》、《七國考》、《資治通鑒》、《漢書》、《史記》、《左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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