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那些事兒之蘇東坡?烏台詩獄定谳，蘇轼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禦史台差人轉押黃州（今湖北黃岡）弟弟蘇轍及驸馬王诜皆遭谪貶，張方平、司馬光、範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曆史那些事兒之蘇東坡?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曆史那些事兒之蘇東坡

烏台詩獄定谳，蘇轼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禦史台差人轉押黃州（今湖北黃岡）。弟弟蘇轍及驸馬王诜皆遭谪貶，張方平、司馬光、範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

蘇轼父子于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初一，到達黃州當天，蘇轼書《到黃州謝表》。

（一）君子固窮

《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絕糧于陳，子路質問孔子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貧窮像一位忠心耿耿的仆人樣一直伴随着蘇轼，不離不棄。他在給弟子秦觀的《答秦太虛書》中寫道：

因谪居黃州，不再領取官府俸祿，他量入為出，開始操心一家老少的口腹之憂，每個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錢，分為三十份，每份一百五十錢。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長柄叉挑一份來用，如有節餘，就放到竹筒中存起，用來招待客人。目前估計囊中的錢還可對付一年多的時間，到時候再另外籌劃。除此以外，他心中百無挂礙。

蘇轼的貧窮是上天的恩賜，并非始于谪居黃州。他在《次韻和王鞏六首》其五自述：“若問我貧天所賦，不因遷谪始囊空”。

做密州太守的時候，他就因“齋廚索然，三餐不繼”，經常沿着城牆根，佝腰彎背四處覓杞菊而食。堂堂密州市的市長，下班後不回家，一個人溜至城外，挖野菜回家充饑，真是把光景過成日月了！

來到黃州，一家二十多口嗷嗷待哺，失去俸祿，僅靠領取政府一點實物補給的蘇轼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機。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

他在《寒食帖》中寫道：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蒙蒙水雲裡。

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濕葦”。

黃州還不是蘇轼人生中最貧困的時候，他貶居惠州時曾無米下鍋，要靠門生的救濟，他在唱和陶淵明的詩句中寫道：“

門生饋薪米，救我廚無煙。

米盡初不知，但怪饑鼠遷。

因為太少，米在不知覺中吃完，他懷疑是不是被老鼠吃了。

有時候，實在無米可食，撿起地上的落花當作果腹的食物，蘇轼孜孜不倦的以他饔飧不繼的飲食實踐，豐富着中國人的饕餮盛宴。

元符二年（1099年），蘇轼被貶海南，他當時“居無室，出無友”，加上儋耳（今海南儋州）米貴，他已有絕糧之憂，被迫與兒子蘇過一起學習“辟谷法”渡饑荒。

所謂的“辟谷法”，就是早上起來引首東望，對着初生的太陽，嘴裡汪出一窪金津玉液，分幾口慢慢咽下，不但可以療饑，還可以強身健體。他寫下了案例、原理及操作步驟，準備與兒子蘇過一起學習這種方法。

聰明如蘇轼，他早于巴甫洛夫900多年做了條件反射實驗。

巴甫洛夫用狗做實驗：每給狗送食物以前先打開紅燈、響起鈴聲。經過一段時間，隻要紅燈亮鈴聲響，狗嘴就開始分泌唾液。

蘇轼的實驗中，早上升起的太陽就是巴甫洛夫的紅燈與搖鈴，他與兒子蘇過相當于巴甫洛夫實驗中的狗。但狗比蘇轼父子幸運，狗在紅燈與搖鈴後可以得到食物，而蘇轼和兒子隻能砸吧自己的津液。

即便如此，樂知天命的蘇轼認為自己還不是天下最窮的人，還有比他更窮的馬夢得。

蘇轼說：“馬夢得與仆同歲月生，少仆8日（1036年12月26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仆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單推夢得為首”。

饑餓沒有讓蘇轼變得貪婪，他在《撷菜并引》中記述：“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饫，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

蘇轼自己其實就是一部印鈔機，隻要願意，他會金玉滿堂，衣食無憂。

蘇轼在杭州做通判時，有一個賣扇子的欠賣绫絹的二萬錢未還，被訴至官府，蘇轼叫來賣扇子的問他不還錢的原因，賣扇者說：連雨天寒，所制不售。

蘇轼說：取所制扇來，我幫你賣。

蘇轼在拿出二十把白團夾絹扇，在扇面上作行書、草書及枯木竹石，交給賣扇者說：拿出去賣了可還上所欠的绫絹錢。

賣扇者抱扇泣謝而出，剛出官府門，就有人拿1000錢要買一把扇子，二十把扇子頃刻間銷售一空，沒買到扇子的人懊恨不已，賣扇者盡償所欠。

不但如此，蘇轼的字畫還是當時的硬通貨，蘇轼的朋友韓宗儒，生性好吃，每得蘇轼一幅字，拿去能換羊肉十數斤。

一天，蘇轼在翰林苑，制撰紛冗，韓宗儒寫了數封信給蘇轼，蘇轼無暇回信，韓宗儒使人立庭下督索回信，急于得到蘇轼回信好去換羊肉。蘇轼笑着對韓宗儒派來的人說：傳我的話，本官今天不殺羊！

王羲之以字換鵝，蘇轼鬻字果腹當屬人之常情，蘇轼在黃州，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任人拾取，未曾因字得償。

君子固窮，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二）灰心杜口

來黃州之前的蘇轼喜歡熱鬧，如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

早上起來，如無客至，必出而訪客；其所交遊之人，不擇高低貴賤，均可與談諧放蕩，了無隔閡。逢口拙之人，講個鬼故事蘇轼也聽得津津有味，如此人連鬼話都不會說，蘇轼便說，姑妄言之，想說啥說啥。蘇轼不耐寂寞也如此！

人在受到傷害時沒有太多的感覺，傷害過後，往往會産生創傷後應激反應，會在記憶或夢中反複湧現與創傷有關的情境或内容，如驚弓之鳥。蘇轼抵黃州初期，即出現創傷後應激反應。

蘇轼元豐三年 （1080）二月到黃州，初寓居定惠院，同年五月移居臨臯亭。

他在《與王定國書》中說：“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感恩念舊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得人。所雲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采藥以自愉娛耳”。

　　他在《答李端叔書》中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辄自喜漸不為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蘇轼從“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到“灰心杜口，不曾看得人”，甚至“自喜漸不為人所識”。

他避開人世喧嚣，隻在漏斷人靜、杳無人迹的夜晚才一個人出去遊走。他的《蔔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記錄了這一段行迹：

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

見幽人獨往來，缥缈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

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蘇轼此詞寫盡了他初到黃州時的孤獨、寂寞、冷。

（三）東坡居士

被蘇轼稱為“窮之冠”的馬夢得來黃州看望蘇轼，天下最窮的人，看到天下第二窮的人的窮，流下了眼淚。

初到黃州的蘇轼，作《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隻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蘇轼在詩中自嘲：“自笑平生為口忙”，一方面因口舌機鋒，招緻禍端，另一方面因口腹之欲，為生計奔波。令蘇轼沒想到的是，到黃州後，他真要為口而忙了。

為官得祿，為民得田。蘇轼為官失祿，在黃州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窮成一粒叮當響的銅豌豆。

北宋時期的黃州，是一座人煙稀少、偏僻落後的小城，下轄黃岡、麻城、黃陂三縣，州的治所為黃岡縣。蘇轼稱黃州為“陋邦”。

一百多年之後，南宋著名詩人陸遊，到四川上任途中，經過黃州時，仍稱“(黃)州最僻陋少事”，州衙主廳僅能容納幾個人。

比陸遊更晚的南宋學者祝穆編撰的《方輿覽勝》稱“齊安（黃州别稱）在江淮之間，最為窮僻”。

馬夢得通過黃州知州，向知州讨得舊軍營地數十畝，交予蘇轼耕種，躬耕所得聊以果腹。蘇轼将這塊地命名為“東坡”

《東坡年譜》中說:“辛酉（1081年）,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臯亭。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

第二年，四十七的蘇轼，就東坡築雪堂，自号“東坡居士”。可以說，沒有馬夢得就沒有蘇東坡。行文至此，以下可将蘇轼與蘇東坡互用了。

蘇東坡在《東坡八首并序》末尾，笑馬夢得這位投資并長期持有蘇轼公司股票的朋友：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

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

我今反累生，借耕辍茲田。

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

可憐馬生癡，至今誇我賢。

衆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蘇轼說：馬生本來就不是有錢人，投長線賣我的股票已經持有了二十年，日夜盼着股票能漲，誰知不漲反跌。馬生的投資就像在龜背上刮毛，什麼時候才能刮夠織一張毯子的毛呀！即使這樣，馬生仍堅信我是一隻績優股。别人笑話馬生沒有眼光投資失敗，但他始終不後悔，如果能回報給他一塊錢，他準會像得到一千塊那樣的高興。

（四）唯香如故

《答李端叔書》是蘇轼谪居黃州一年後寫給李端叔的一封回信，信中說：

“轼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号為直言極谏，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轼每怪時人待轼過重，而足下又複稱說如此，愈非其實”。

這封信是蘇轼出獄以來第一次向人敞開心扉表露心迹，言辭謹慎又頗誠懇。

他在信中說：自己讀書作文，就是為了參加科舉考試，得寸進尺又參加了制科考試，制科考試就是科舉考試之外的加試，意在優中選優。既然自己是應制科“直言極谏”的要求，通過了制科考試，為了保持行為一緻性，就繼續應“直言極谏”之名，說古論今，考論是非。

蘇轼與蘇轍兄弟參加制科考試，相當于皇帝出的命題作文讓考生回答，命題被稱為“策問”，考生的答卷被稱為“禦試制科策”

皇帝命題作文涉及的面很廣，例如：戰争、吏治、教化、禮樂、稅收等皇帝認為重要卻沒有得到解決或引起重視的問題。問完後還要說一句：“悉意以陳，勿悼後害”，意思是：暢所欲言，不要有所顧忌。

蘇轼在禦試制科策中指出，仁宗皇帝自認為勤于治國，他卻認為仁宗不但沒有做到“勤”，甚至連“勤”是什麼都不知道；又說仁宗不懂禦臣之術，被大臣牽着鼻子走；還說天下不是皇帝的天下，皇帝隻不過是天下的主持人等等。

弟弟蘇轍更是直言仁宗怠于政事，說仁宗雖然有憂懼之言，但是沒有憂懼之誠，“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還說仁宗沉溺聲色之樂，宮中貴姬數以千計，歌舞飲酒，歡樂失節。

堂堂大宋皇帝竟被他兄弟倆數落的一無是處。

仁宗先看到蘇轍的策論，有大臣說應該黜落此人，但是仁宗皇帝說：“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

蘇轼兄弟不但沒有因言獲罪，還分别取得制科三等與四等。《宋史·蘇轼傳》記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轼而已。

時間長了，蘇轼自己也竟然相信他可以做到“直言極谏”，以至于譊譊至今，為此獲罪入獄。就像西漢的劉敬，因口舌得官，因口舌獲罪。

他說，世人誤以為我是為了标新立異，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參加過制科考試的人都這德性。

打個比方，就像蟲鳥，季節到了就叫，過了季就不再叫，既不會給别人帶來傷害，也不會給别人帶來益處，是世人太過看重我蘇轼的言論了！

他在信的後面說：“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

猶如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所說：“悟已往之不谏，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蘇轼自幼即具有強烈的獨立意識，但是，獨立意識轉化為獨立人格，應當說是從黃州貶居開始，即蘇轼所謂“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

蘇轼獨立人格的完善與形成，不是說他可遺世而獨立，無所依附。這種依附，與其生活的環境與時代相關，例如蘇轼對皇權的依附。

李端叔作為“蘇門”的重要成員之一，其《蔔算子·我住長江頭》一詞為後世所稱道傳誦：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

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

隻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此詞恰恰可以表達蘇轼谪居黃州的心情與訴求，他對神宗皇帝沒有失去信心，仍然期望有朝一日能夠得到皇帝的信任與重用。

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蘇轼寓居定惠院，看到附近小山有海棠一株，極為繁茂。

在黃州這樣的鄙陋之鄉，遇到隻有在他的故鄉蜀地才可一見的高貴的西蜀海棠，蘇轼從海棠飛落黃州，想到自己貶居陋邦，物我相融，觸景傷情，做《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隻有名花苦幽獨。

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

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

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

雨中有淚亦凄怆，月下無人更清淑。

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扪腹。

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

忽逢絕豔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

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裡不易緻，銜子飛來定鴻鹄。

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西蜀海棠從蜀地淪落黃州，蘇轼不敢相信眼見的事實：“忽逢絕豔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确認無誤後，遂發“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之問。

表面問花，實則自問。

蘇轼對于自己遭遇，至今如在夢中，不敢相信，傷心之深，由此可見。

清代學者紀曉岚評蘇轼的海棠詩說：“純以海棠自喻，風姿高秀，性象深微；後半尤煙波跌宕，作者此種真非東坡不能，東坡非一時興到不能如此”。

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會長莫砺鋒先生說，此詩所展現出的的寂寞深沉之感是東坡此前詩歌中從未出現過的。

此後，蘇轼每年于海棠花開時，攜友賞花，未曾一次爽約。

他在《記遊定惠院》記述：“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複與參寥禅師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脈呈露，如老人頭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

蘇轼成為海棠花的護花使者：“此木不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

富貴絕豔如海棠，竟有人因不喜歡而遭伐，幸虧蘇轼制止才得以生存。此情此景，與蘇轼之遭遇何其相似乃爾！

蘇轼被後世稱為“天下第三行書”的《黃州寒食詩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

卧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須已白。

在黃州蹉跎着歲月的蘇轼與海棠兩不相負，他知道即使海棠零落成泥，被碾作塵，唯香如故，不會改變。

海棠花期苦短，韶華易逝，晚恨遲開，早又飄零；蘇轼卧聞海棠，不負花期，昔日少年，已須發皆白。

蘇轼心中之苦無與言說，《東坡詩注》的作者趙次公在《和東坡定惠院海棠》詩中說蘇轼：“把酒因澆壘塊胸”。

元豐七年（1084年），谪居黃州五年的蘇轼又寫了一首海棠詩：

東風袅袅泛崇光，香霧空蒙月轉廊。

隻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

蘇轼深夜燭花，似古人秉燭夜遊，光陰乃百代過客，轉瞬而逝，不會對誰稍加憐惜，痛苦的蘇轼發出陣陣哀鳴：“

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裡。

也拟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痛苦背後，隐藏着蘇轼的需求。

（五）東坡赤壁

蘇轼初谪黃州，布衣芒蹻，出入阡陌，挾彈擊水，與客娛樂。每數日必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越黃州郡界，經宿不返，令負責看管他的黃州太守大為頭疼。

遊曆山水之餘，東坡黃州五年，創作了大量的詩詞文章，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講，均達其創作高峰。

貶居黃州，東坡有大量的時間用于思考和交遊，另一方面，經曆烏台詩案後的反思與覺醒，還有處于人生低谷中尋求改變的沖動與欲望。

以上這些因素導緻蘇轼文章風格發生重大變化，有研究者認為，蘇轼達則兼濟，窮則獨善；也有人認為，達則儒墨，窮則佛老；還有人認為，蘇轼前期積極入世，後期崇佛向道，不一而足。

而蘇轼本無刻意于釋儒道，所發皆自内心，不用向外去找。

近代賀培新對蘇轼《赤壁賦》的評語庶幾近之：

“東坡天仙化人，其于文章驅使惟心，無不如志，最為流俗所慕愛。學者紛紛慕似，徒滋流弊，不知公文天馬行空，絕支羁絆，固無軌轍之可尋也”。

蘇轼此階段的詩文，既有題詠海棠，借物移情，落花濺淚，感時傷春的自我憐惜；也有大江東去，驚濤拍岸，雄姿英發，羽扇綸巾的豪邁超脫；還有風月無邊，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喜樂自在的頓悟釋懷。

元豐三年（1080年）六月，環慶經略使俞充、鄜延經略副使種谔相繼上書神宗，建議乘西夏内亂，大舉攻夏。宋發40萬大軍，五路出師，大舉進攻西夏靈州(今甯夏靈武西南)等地區。靈州之戰，宋五路大軍無主帥，缺乏統一指揮，長途奔襲，糧饷不繼，導緻失敗。西夏軍以縱其深入、先疲後擊方略，大敗宋軍。神宗皇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

靈武之役慘敗，将神宗皇帝15年新政心血付與一旦。

第二天，宋神宗“早朝，對輔臣恸哭”，年輕皇帝 “奮然将雪數世之恥”的願望遭到重擊。

夏宋再度議和，西夏稱臣納貢，要求繼續得到宋的“歲賜”。以索回夏故有疆土為藉口，騷擾、攻掠大宋邊境。

同年，蘇東坡遊赤壁，作《念奴嬌·赤壁懷古》，其詞曰：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樯橹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周瑜生活在群雄逐鹿的三國鼎立時期；蘇轼生活的北宋，面對着遼國和西夏兩個勁敵，成犄角之勢。

蘇轼對三國志有頗深研究，王安石因歐陽修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曾建議蘇轼修三國，被蘇轼婉拒。

曆代評論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有人認為，東坡是以周郎自況。題為赤壁，心為已發，周郎是賓，東坡為主。

雄姿英發的周郎能夠得到吳主孫權的信任與器重，羽扇綸巾，在談笑間令樯橹灰飛煙滅；華發早生的東坡得不到朝廷的信任，雄心壯志，消磨殆盡，隻能一樽酹江月，浩歎人生如夢。

蘇轼在密州任上曾作《江城子·密州出獵》，已經明确表達了自己勇赴國難的信心與決心。

他在《與李公擇書》中明确表示：“雖懷坎壈于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靈州之役慘敗，主要原因是大宋缺乏像周郎這樣“談笑間”令敵“灰飛煙滅”的英雄，而蘇轼欲報國卻無門。

黃州之前，東坡每有得意之作，必書以送人。他于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作《赤壁賦》，第二年，朋友傅堯俞（字欽之）寫信求其近作，他才寫了贈欽之，東坡此書收入三希堂法帖，作為乾隆禦覽之寶，現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

他在落款中題曰：“轼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後信，轼白”。

1083年，距離烏台詩案已有近四年之久，此時還“多難畏事”，叮囑朋友“必深藏之不出”，蘇轼一朝蛇咬，心有餘悸。

《赤壁賦》蘇子與客的對話，實際是東坡關于有限與無限、自由與平等人生問題的思想實驗：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将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适。”

東坡在黃州境況類似于現在的監視居住，待罪黃州，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避暑錄話》記載：“東坡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挂冠服江邊，拿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谒，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

東坡寫了一首小詩，詩中有“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句子，人們以為蘇東坡跑路了，甚至神宗皇帝心裡都犯嘀咕。急得黃州太守連夜去家找他，卻發現東坡醉卧床榻，鼾聲如雷。

盧梭說：“人是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

黃州的東坡不自由。

東坡說：“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适”。

黃州的東坡是自由的。

赤壁的思想實驗，讓東坡興奮不已，他多次來這裡尋找靈感，并每有所獲。像後世王陽明龍場悟道一樣，黃州赤壁成為蘇轼覺悟的道場。

同年十月，東坡三遊赤壁，作《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 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

于是攜酒與魚，複遊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複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鹘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

金聖歎讀《後赤壁賦》說：“豈惟無鶴無道士，并無魚，并無酒，并無客，并無赤壁，隻有一片光明空闊”。

覺悟後的東坡，空明澄澈，了無挂礙。

還是1082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四十七歲生日這天，他四遊赤壁，“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鵲巢……”。是日，為吹笛者李委作《李委吹笛并引》，詩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複犯龜茲。”

無論是三遊赤壁時“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鹘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還是四遊赤壁時“踞高峰，俯鵲巢……”，皆與他在《密州出獵》中“老夫聊發少年狂”所要發送的信息一樣，是東坡用以消除皇帝“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疑慮，表明他敏捷如猿，身強力壯，尚能為皇帝所用。

東坡在黃州，曾兩次傳出他死亡的消息。其中一次，東坡因眼疾，逾月不出。過客相傳以為死。傳至京城，神宗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聞此語，亦未知的實。”此時神宗正要吃飯，歎息再三，曰：“才難。”綴飯而起，無心再吃。

有人告訴了在許昌的範景仁（範鎮）說蘇轼身亡，範景仁一點都未懷疑，舉袂大恸。

蘇東坡能夠活着聽到皇帝和朋友評題其死前身後，對他死亡表現出的難過、焦急樣子，感覺特開心。

東坡在攜友舉觞遊覽赤壁的時候，神宗皇帝也沒閑着。蘇轼到黃州的當年，神宗就想起用他，王珪聞訊大驚失色，為阻止蘇轼被起用，王珪與蔡确謀劃撺掇神宗攻打西夏國發動靈州之役，起用一事因此擱置不儀。

《行營雜錄》記載： 一天，神宗和身邊近臣談論古今人才，神宗問：“蘇轼可與哪位古人相近？”

近臣回答：“頗似李白。”

神宗說：“不然，李白有像蘇轼樣的才氣，卻沒有蘇學的深厚廣博”。

神宗好像感覺到了什麼，不再優柔寡斷，拖延時日。

神宗不再與執政大臣商量，元豐七年（1084年）正月一天，他忽然以手劄昭告：“蘇轼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

诏令蘇轼特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神宗這一安排，未撤消原來的處分，隻是量移京城附近州郡。表面看不是重新起用，以堵王珪等人之口。

但是，皇帝手诏量移逐臣，非同尋常，神宗将其眷顧蘇轼的意思昭告天下，為起用蘇轼做好了準備。

東坡作《謝量移汝州表》。量移，是指官吏因罪遠谪，遇赦酌情調遷近處任職。謝表呈至神宗，神宗顧謂左右侍臣說：“蘇轼真是奇才！”

還是有人從謝表中挑了毛病：“看蘇轼謝表，有怨氣充斥其中。”

神宗愕然道：“此話怎講？”

其人道：“兄弟并列于賢科，與驚魂未定，夢遊缧绁之中”，蘇轼是在辯解制科禦試時，應皇帝“直言極谏”之命，才暢所欲言，不應當為此冒犯承擔罪責。

神宗聽後半晌才緩緩說：“我已經深切感受到蘇轼的一片衷心，他沒那麼多花花腸子！”

（未完待續，下期内容：“千年英雄”蘇東坡之七：登州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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