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關注新華網
原題:脫貧攻堅一線幹部見聞
“無比艱巨,無比光榮。一生中從未有過如此刻骨銘心的經曆。”貴州赤水市委書記況順航說出的這句話,代表了許許多多日夜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上的幹部的心聲。
當前,脫貧攻堅已經進入攻堅拔寨的沖刺期。一個多月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貴州、陝西、青海等10個脫貧攻堅重點省區市調研了解到,廣大扶貧幹部攻堅克難,帶領群衆蓋房子、闖路子、收票子,脫貧成效顯著。在這一過程中,幹部作風沉下來了,幹群關系更密切了。不僅群衆脫了貧,幹部思想能力也脫了“貧”。
同時,扶貧工作的艱巨性和複雜性,也對一線扶貧幹部的履職盡責能力和隊伍建設提出了新的考驗。
内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前旗黃茂營鄉南窯村駐村第一書記呂遠成(右一)在與村民交流 彭源攝/ 本刊
幹部好作風回來了,壓力也很大
“實在不好意思,今天去跑大豆種子了,這事耽誤不起啊。好在6噸種子今天都解決了。”約定采訪時間幾經改變,《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終于見到了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李家鄉山莊村第一書記閻三财。
然而,剛進行不久的采訪又被一個電話打斷:山莊村對口幫扶單位幫扶的化肥到了,他要趕回去給村民分發化肥。“本想今天還能回家住一晚……”閻三财苦笑着說,“這幾年最苦惱的事,就是很少有時間陪孩子,顧不上家裡的事。”
在《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曆時一個多月的走訪調研中,類似的場景并不鮮見。
扶貧幹部郭飛長期下鄉,經常三四個月回不了一趟家。父母很不理解:“你們扶貧辦有那麼忙嗎,光往别人家跑,自己家都不要了?”
“爸爸調任後,我給他打電話他常常不接,有時打回來匆匆說兩聲就挂斷,經常晚上十點多還沒回來,家裡重擔全部壓到媽媽身上。”這是陝西省旬邑縣扶貧辦主任燕志敏的兒子對父親的印象。
扶貧幹部張飛彙總編寫的扶貧材料堆起來有一人高,忙起來也是有家難回。
在扶貧一線調研,本刊記者感受到了幹部們的“苦”,不光是苦于工作忙碌、苦于任務艱巨,更多是苦于不能兼顧工作和家庭,對家人心懷愧疚。
2016年5月,青海省湟中縣李家山鎮黨委書記趙明輝的妻子遭遇車禍去世,兒子6月份參加高考。面對家裡這麼大的變故,趙明輝匆匆處理完妻子後事後,沒有請假休假,又投入到了緊張的扶貧工作中。
“脫貧攻堅是硬任務,基層幹部不敢休假,再苦都得堅持下去。”李家山鎮鎮長杜軍說。
為了幫助貧困戶盡快脫貧,從中央到省、市、縣、鄉鎮各部門選派大量優秀幹部到貧困村擔任駐村第一書記、成立工作隊。工作隊隊員與群衆同吃同住同勞動,村民都說“黨的好作風又回來了”。
在陝西省旬邑縣馬欄鎮前義陽村,一間不足8平方米的村廣播室内局促地擺着兩張床。這裡是扶貧幹部黃哲和同事的住所。
床頭擺着工作日志、貧困戶信息等資料和一些治療感冒、高血壓的藥,還有一個裝着日常換洗衣服的箱子,就是黃哲在村裡的全部家當。一周五天住在村裡,忙起來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隻有回家時才能洗上一次澡。
黃哲是鹹陽師範學院後勤處主任,現在擔任駐村第一書記。“這裡的群衆為革命作了很大的貢獻,對黨的感情很深。我們必須傳承先輩精神,讓鄉親們過上好日子。”黃哲說。
“過去有些幹部像臊子面上的韭菜葉子,浮在水面上。”95歲的原關中分區老紅軍楊宏疇說,“現在他們訪貧問苦,家家戶戶都去看,大大小小的事都關心,這才像我們黨的幹部。”
越來越多的扶貧幹部将駐村從要求變為自覺。“現在駐村駐出親戚了。扶貧幹部走在村裡,狗都不亂叫。”貴州省安順市普定縣水井村第一書記王澤勇說。
貴州石阡縣委書記皮貴懷說,縣裡要求駐村幹部必須吃住在貧困戶家,交夥食費和住宿費。“扶貧幹部要把貧困群衆當自己的親人一樣來幫扶。”
牆上貼着脫貧攻堅作戰圖;有些女同志背着年幼的孩子加班加點;有些扶貧幹部通宵達旦地工作……《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走訪調研中發現,大多數扶貧幹部具有極強的責任心和使命感,跟當地群衆一道苦一道幹,沖刺脫貧攻堅戰。
“我參加工作27年來,除了3天婚假外,再沒休過假。”青海湟中縣委書記李曉舸說,很多鄉鎮幹部和貧困戶待在一起的時間,遠遠超過陪伴家人的時間。
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争。犧牲在崗位上的扶貧一線幹部已經有100多人,更多幹部輕傷不下火線。四川屏山縣碾米村黨支部書記文忠珍身患重病,仍堅持在一線組織聚居點建設,隻為了讓貧困戶盡早搬進新居。
位于黔西北的威甯彜族回族苗族自治縣海拔高、溝壑深,目前還有13.44萬貧困人口。“條件異常艱苦,對人是極大的挑戰。”在威甯挂職副書記的貴州省委辦公廳綜合處處長謝斌說,“為了群衆脫貧,我們不怕流汗珠子,也不怕流血珠子。”
吉林省磐石市煙筒山鎮大黑山村駐村第一書記阚閱(右)在了解大黑山村肉牛飼養情況 張楠攝/ 本刊
忘了時間,曾半夜跑去敲門做工作
貧困是塊“硬骨頭”,“啃下來”要有幹勁、有韌勁。“扶貧一線幹部辛苦指數非常高,像一根繃得很緊的彈簧。”況順航這樣形容基層幹部的工作常态。他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個細節,市裡一名扶貧幹部因為工作太忙,忘了時間,曾半夜兩三點跑去敲貧困戶的門做工作。
“5 2”“白 黑”“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證”成為了受訪基層扶貧幹部最正常的作息方式。“為了迎接脫貧摘帽考核,白天暗訪,晚上開會,像高考一樣天天做卷子,模拟第三方評估。”貴州省一位基層區委書記說,“就連做夢都在做扶貧工作。”
啃下貧困“硬骨頭”,還要有辦法。在全國扶貧一線,《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發現,不僅要“輸血”,更要“造血”,已經成為幹部的共識。
在旬邑縣長舌頭村,村民原來主要種植玉米、小麥,僅夠自己吃和喂養牲畜。近年來,村子在陝西中醫藥大學幫扶下積極發展中藥種植産業。本刊記者在村頭田地裡看到了大量的連翹苗。“去年第一年采,一畝地淨賺2000元左右。”村支部書記呂存興說,“今年種了1500多畝,貧困戶今年有望全部脫貧。”
陝西駐村幹部袁亞甯盤活村裡廢棄的裝飾花廠,優先招錄貧困戶,每人每月工資近2000元。裝飾花還可以外包,讓貧困戶在家裡做,“隻要願意幹,脫貧沒問題。”雙腿殘疾的左進軍,父母70多歲,女兒讀初中,現在他靠做裝飾花一個月能賺1800多元,“以前别人養活我,現在我能養活家裡人。”左進軍說。
在貴州省台江縣台盤鄉陽芳村,扶貧幹部通過招商引資發展鄉村農業旅遊。在一些農家樂莊園裡,本刊記者看到西紅柿、小南瓜已經挂果,長勢喜人。台盤鄉黨委書記王志清充滿信心地說,“通過務工、分紅收入等方式,農業旅遊将讓所有貧困戶受惠,将來還會有更大收益。”
56歲的達吉住在西藏林芝地區米林縣薩玉村,20多歲時發現患有神經纖維瘤,因病緻貧,家裡7口人住在隻有50多平方米、用籬笆和石頭砌成的房子裡。在幹部幫扶下,達吉家建起了250平方米的房子,還開起了小賣店,加上打理8畝種植着青稞和小麥的田地,已經實現人均年收入超過4000元。
吉林省四平市鐵東區在每個村建立光伏發電站,聯網發電每年帶來固定收入30萬元左右,作為為貧困戶兜底和村級扶貧基金的積累。同時,鐵東區謀劃發展采摘農業和鄉村旅遊,為脫貧後群衆生活作長遠打算。
河北省張家口市崇禮區地少物薄,是國家級貧困縣。“區裡建起了滑雪場,部分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到雪場上班,月工資在3000元以上。”區委書記王彪說,崇禮區建立利益聯結機制,将集體資源和扶貧基金入股分紅,幫助貧困戶獲得穩定、可持續收入。
貴州省六盤水市鐘山區大灣鎮海嘎村駐村第一書記楊波(前左二)向海嘎村彜族村民宣講十九大精神 劉續攝/ 本刊
幹部能力“脫了貧”,也有個别人力不從心
在脫貧攻堅戰中,全國各地、各層級部門的大批幹部下沉到基層、深入到一線,開展群衆工作。
“脫貧攻堅使農村生産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困難群衆生活質量得到了提升,也鍛煉培養了一批幹部。”況順航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這個過程很艱難,也很充實。”
“有些年輕幹部沒有基層工作經曆,不會說群衆話,不會做群衆工作。在脫貧攻堅一線摸爬滾打一圈後,說話‘土’了,感情‘真’了,處理基層複雜問題的能力明顯提高了。”福建安溪縣委組織部部長史思泉說。
“脫貧攻堅不僅是脫群衆的貧,也把幹部思想上的貧、能力上的貧脫了。”中組部在貴州台江縣挂職縣委副書記的趙凱明說。
脫貧攻堅給貧困地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扶貧幹部以身作則的帶動下,幹群關系明顯改善,形成廣大幹部群衆同心勠力脫貧攻堅的良好勢頭。
底廟鎮東牛村駐村第一書記王超駐村期滿後,村民集體聯名書寫“請願書”,挽留他繼續駐村。本刊記者跟随他到貧困戶家走訪,家家戶戶都熱情地倒茶相迎。“王書記好着呢,和我們跟一家人似的。”貧困戶萬亞峰說。
“以前有些幹部走在街上會被群衆戳脊梁骨,現在大家都會招呼喝水小坐。”貴州福泉市仙橋鄉黨委書記楊時江說,“幹部的宗旨意識在回歸,群衆認可度提高了,幹部的榮譽感也回來了。”
不過,《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一個多月的一線調研中也發現,一方面,扶貧幹部的思想、能力在脫貧攻堅一線得到了錘煉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長期處于高強度、重壓力的工作狀态下,也有部分幹部出現了力不從心或被動應付的問題。一線扶貧工作的艱巨性和複雜性,也對幹部履職盡責提出了新考驗。
例如,在調研中記者發現,形式主義有擡頭趨勢。面對繁重的考核壓力,一些基層幹部出現了消極應付、出工不出力,工作上重形式、走過場而不重視實際效果的問題;一些幹部不願下基層,不願擔責任,個别的甚至“甯願不進步也不下基層”。
“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當前各級政府和各部門将扶貧工作任務層層分解下壓,鄉鎮一級政府承擔的責任大,基層普遍存在“過勞工作”情況。
福建一位街道黨工委書記說,每名幹部往往承擔着上級多個職能部門的多項工作任務,同一時段收到多個工作指示,難免出現工作完成質量不高的情況。
“資源往上走,任務往下走,這也導緻一些基層幹部工作主觀能動性不足。”青海一位縣委書記這樣說。
陝西省富縣張村驿鎮榆樹村駐村第一書記張文妮(右一)在村民的承包地裡查看蘋果樹長勢 邵瑞攝/ 本刊
嚴管與厚愛并重,為扶貧幹部鼓勁
基層扶貧幹部也有煩惱,“有些時候基層工作是1:9,一個人在幹,九個人在安排;一個人在做,九個人在督查。”貴州一位基層街道黨工委書記這樣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訴說。
“名目繁多的脫貧考核指标,讓扶貧一線幹部倍感壓力。”貴州一位地市領導說,鄉鎮幹部還要承擔環保、維穩、安全生産等幾十項“一票否決”工作事項,在一定程度上難免會存在想作為卻怕擔責的矛盾心理。
在貴州省,本刊記者了解到,一位幹部到鄉鎮工作隻有8個月時間,已經被有關部門問責了3次;一個鄉鎮9個幹部,則被問責了7人。
問責讓幹部守規矩,幹淨幹事,但不恰當的問責也會帶來不敢擔當、不願擔當的問題。“在本身工作任務繁重、壓力巨大的情況下,上級部門再簡單地以‘問責處分’推動工作,基層幹部就不敢做事了。”福建一位基層幹部直言。
扶貧工作會議多、督導檢查多,也讓一線幹部疲于應付。一位在基層挂職的幹部說,在基層,“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會議代替工作”問題仍然存在。“督查越多,基層幹部越不敢幹。”一位基層幹部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作為鎮黨委書記,保守估算,她一周至少要接待三撥督導、檢查。
此外,部分基層扶貧幹部認為,當前考核體系過于重視過程記錄,尚缺少對群衆是否真正脫貧的考量,有待進一步科學化完善。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基層幹部和專家建議,一線扶貧幹部的精神狀态和隊伍建設,直接關系脫貧攻堅的質量和進度。應通過改進和減少重複考核、完善督查機制、落實輪休和帶薪休假制度等措施,嚴管與厚愛并重,為扶貧一線幹部減負釋壓、加油鼓勁。(記者丨王麗 沈汝發 駱曉飛 叢峰 張軍 李鈞德 姚湜 沈洋 嶽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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