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人物高慧萍報道

“我做到了！”

7月27日晚8點16分，45歲的紀錄片導演陸慶屹在豆瓣上發布了自己的心情。這一刻，他覺得“這麼多年的時間沒有浪費”。

他收到近千名網友的點贊和恭喜留言。在豆瓣上，網友稱他為“飯叔”。

2018年，他執導的《四個春天》，一開始試映就在豆瓣收獲了9.2的評分，并入圍了7月21在西甯舉辦的第12屆FIRST電影展最佳紀錄片。

最終飯叔得以如願，獲得最佳紀錄片獎。

陸慶屹15歲出來闖蕩，北漂了近30年。每年隻在春節時候，才會偶爾回到貴州獨山縣的老家。他将鏡頭對準了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親，記錄他們在勞作、歌唱、出遊山野、探親、喪葬、歡聚離别的畫面。

影片中大部分鏡頭都拍攝于春天，從2013年持續到2017年。四個春天裡拍攝的影像構成了“四個春天”紀錄片的主要素材電影。

7月28日，獲獎的第二天上午，飯叔向每日人物形容當時上台領獎的心情，“悲喜交集”。

在那刻，飯叔“想起來了他去世的姐姐”。

他跟每日人物講述過兩件與姐姐有關的故事，他既有“遺憾”，也有懷念。15歲那年，他因打架離家出走，第一個想去投靠的就是在沈陽的姐姐。

因跟姐姐的感情深，陸慶屹在剪輯姐姐住院的那一段，“想狠下心腸剪輯，可是做不到”。他花了一月多月的時間，積蓄了能量才讓自己面對好。

《四個春天》裡影片裡，兩個老人從姐姐的墳頭一路往家的方向走，他們互相攙扶着，沿着馬路一直往前走，直到消失在鏡頭裡。

劇照。

以下是每日人物和導演陸慶屹的對話：

“童年記事起，就是我姐的跟屁蟲”

紀錄片拍到第二個春天裡，陸慶屹的姐姐因肺癌去世，全家人陷入無盡的悲痛之中。“當我從一個生活的參與者轉換為觀察者後，越來越被他們在與人和自然的日常交流中顯露出來的豁達、質樸的生活哲學深深地感動。”

每日人物：拍攝紀錄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你最印象深刻的困難是什麼？

​陸慶屹：困難是剪輯的時候中間停了一個月，剪輯我姐住院的那一段，從心裡上是不敢看，想狠下心腸剪輯，可是做不到，過了一個多月。那一個多月裡就看書，看攝影方面的書，在門口看看天，積蓄一些能量能夠讓自己去更好的面對，這個是唯一的困難。

每日人物：生前和姐姐關系好嗎？

陸慶屹：好啊。我和我姐的關系最好了。我童年記事起就是我姐的跟屁蟲，我姐比我大十歲。她也特别喜歡我，去同學家什麼的都帶着我。

每日人物：能說說現在一提到姐姐，就能想起的事嗎？

陸慶屹：一直有一件事，我覺得挺遺憾的。2008年奧運會之前她來北京，那時我們住在植物園邊上，我們兄妹三個就在那兒聊啊聊。聊到淩晨三點，我姐就說，累是累，但是就是不想睡。舍不得睡。我就說，那我們到植物園去逛逛吧。那時候是晚上，天光隐隐約約能看到一點，下了好幾天的雨，植物園裡面蔥蔥綠綠，植物也很茂盛，就像禦花園一樣。裡面隻有我們兩個人，中間還有鳥叫啊，細碎的流水，就是覺得特别夢幻，特别好看。然後我跟她走到了一個小溪，看到了一個很小的小水塘，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水塘上面飄滿了落葉，金黃色的，我姐就站在旁邊的欄杆旁，我忙着拍落葉，等我想着給我姐拍一張照片的時候她已經逛到旁邊去了。

我一直挺後悔的，在那個場景下沒有給我姐拍一張照片，那個景真的特别合适。第二天我再逛到那個植物園，那時我姐已經離開北京了，那個景也沒有晚上那樣好。

現在都還能找到那時候的照片，可照片上沒有我姐。那樣的景色不可以複制，想起來還是會挺傷感後悔的。

還有一件事。以前我姐在泰國工作，公司在那邊開分公司，每次回國都會到我們這邊待幾天。有一年從沈陽去泰國，從北京轉機。當時因為我哥的原因就晚了五分鐘，後來我姐就改簽了三天。其實這應該是件挺糟糕的事吧，畢竟工作很重要。當時我和我哥就在那兒站着，看着我姐還挺惆怅的。走出機場的時候，我姐說哎呀，我又可以多待幾天了。那時忽然就覺得周圍布滿了陽光，特别開心。

每日人物：很多人說《四個春天》動人的不隻有父親母親，還有片尾曲。片尾曲是哥哥作的。那哥哥平時是怎樣的一個人？

陸慶屹：我哥平時就是一個隐士，他19歲就在清華教音樂，1999年的時候辭職在家。他平時是個很悶的人，很像我爸，特别溫和。

每日人物：和哥哥的關系呢？

陸慶屹：當然很好呀。我們家關系都挺好，大家部分彼此，每個人的銀行卡都是混着用。我哥他特别尊重我，也不過多的過問我，我想做什麼他都支持。

每日人物：你拍到一個鏡頭特别打動人，你說你有一天醒來的時候，看到你爸媽分别在兩個房子裡，一個在縫紉，一個在唱歌，你覺得當時畫面很美，鏡頭也不顧換了，趕緊起來拍攝。拍攝的過程中，像這種瞬間多嗎？

陸慶屹：特别多，好多發生得太突然都來不及拍進去。我媽唱山歌比較有名，唱山歌往往一對歌就是一夜，對歌的那晚她就去鄉下住了。有一次，第二天我媽回來了，我爸就說：“哎呀，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啊”。如果這話别人說出來，我會覺得挺肉麻，但從我爸嘴裡說出來就特别自然，他真是發自内心的那種喜悅之情。他當時沒有意識到我在那裡，等他發現我在旁邊的時候，就害羞的躲進了屋子。他是個特别腼腆的人。

每日人物：你爸媽是怎麼認識的？

陸慶屹：他倆認識不是什麼羅曼蒂克的邂逅。我媽年輕時在鄉鄰周圍小有名氣，愛慕者衆多。我爸也喜歡她，當時剛從師範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我們那兒教書。我媽的妹妹就是我的三姨是我爸班上的學生。我爸偷偷的把信塞給三姨，腼腆的和她說：“幫忙把這封信交給你姐吧。”後來，三姨就成了我爸我媽的信使。

我爸當時也年輕嘛，口碑也挺好的。他們一起參加過幾次活動之後，我媽對我爸也挺有好感的，就把我爸帶去見我外公。外公說，“陸老師挺好的，就是太瘦了。”那個年代，太瘦了往往意味着不能擔負起家庭的重擔，我爸聽後，鄭重地跟我媽說，“放心，我會照顧你一輩子的。”我爸就向同事借了點報紙裝點了下屋子，就跟我媽說，跟我結婚吧。我媽當時就懵了跟我爸說，要回去問問我外公。外公當時一聽就說，“那你想好就結吧。”

他倆第二天就結婚了。

導演父親。

“我爸對記錄的熱愛一直影響着我”

陸慶屹的父親如今是一名退休教師，他不僅愛看書，對中西式樂器都很興趣了解，除此還在學習如何剪輯自己拍的DV視頻，而母親更是能歌善舞，無論吃飯吃到興頭，還是走在鄉野山路。

第一次試映的時候，陸慶屹也把父親和母親邀請過來。放映結束，回去的路上，母親跟兒子說：“你怎麼把我的鞋子拍得那麼醜啊。”父親聽見了，笑嘻嘻地對着母親說：“你還要拍得多好看啊。”

每日人物：之前有報道，說你拍紀錄片是因為寫的日記《我爸》《我媽》收到了很大的反響，覺得應該要有一個視頻的東西來把它記錄下來，是這樣的嗎？

陸慶屹：這一點其實和之前說的有一點出入。2012年的時候我（在豆瓣）建了一個叫“回家”的相冊，好多人說喜歡。正好當時我丢了一個相機，就買了一個帶視頻的相機回家拍一拍家裡景色、街坊。當時沒有拍視頻的意識，主要還是以拍照片為主。《我爸》那篇文章導緻我想更好地拍視頻，因此買了一個三腳架。買了之後第二年就開始去拍了。

每日人物：采取旁觀者的視角來拍攝紀錄片，拍完之後會不會和父母的關系有所疏離？

陸慶屹：疏離倒是不會，拍攝之外該一起生活還是得生活，畢竟家庭生活永遠比拍攝更重要。我不是刻意選擇了用旁觀的視角，我也很讨厭“刻意”這個詞語。這隻是一種選擇，我爸爸以前的記錄和我第一年的拍攝，其實都是一種自娛自樂。當自娛自樂的方式，不能呈現出人生的樣貌時，就必須得做出一種選擇。我選擇的也不是一種純粹的旁觀，而是以一種更宏大的格局來反映。

每日人物：當時爸爸用DV記錄生活的時候，你有沒有想到有一天他會成為一部紀錄片？他對你後來拍攝紀錄片有什麼影響？

陸慶屹：我爸拍紀錄片的時候，我沒有想着以後要拍紀錄片。2012年我爸的DV壞了。當時想着小相機也可以拍視頻，就新買了一個卡片機。當時沒懂他視頻裡的好的質感，現在才漸漸理解。那種好的質感不在于視頻的質量，而在于對時光的記錄。這點來說，我爸對我可能是一個啟蒙吧，對于記錄的熱愛一直影響着我。那時我爸都80多歲了，還在他電腦上安了一些剪輯軟件來學習。我是看在眼裡，也很感動，那時候我沒有意識到他給我的是一種人生的烙印，看得多了也會被他所觸動。

每日人物：你在拍攝紀錄片之前在替人家拍照，拍照對紀錄片有什麼影響？

陸慶屹：這兩個是不同的東西，拍照更多的是一種發現，一種定格，視頻更多是一種動态的東西。從拍照到拍視頻，對我來說還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不過拍照在構圖理念、取景方面倒是有很大的幫助。

每日人物：打算把紀錄片推上影院，會擔心大衆對你的父母造成一些困擾？

陸慶屹：這不會困擾，現在我爸媽街坊都知道了，我們那條街都已經炸開了，那些街坊都去找我爸媽，說：“啊，你們看，你們出名啦。”然後他們還挺開心的。很多朋友給他們打電話，我爸媽對這些東西特别坦然。

每日人物：還打算拍别的紀錄片嗎？

陸慶屹：那得看題材，我沒有把拍紀錄片當成一個工作。我想做就做，不想做了也可以不做了。最近打算合作一個電影，短期來說會繼續做下去（記錄片）。

【導演介紹】

陸慶屹，1973年出生于貴州最南部的獨山縣。15歲因為青春期的叛逆而離開了學校、家鄉，到北京與哥哥一道生活，開始學習油畫。1997年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偶爾跟朋友在酒吧駐唱，1999年到貴州羅甸縣的礦山，體驗了半年的礦工生活。1999年回京，自學網頁設計，2002年在北京華寶齋任職，2004年在廣告公司做視頻包裝。2005年開了一家廣告公司，因愛好攝影，後以攝影為業，目前，他是一名紀錄片獨立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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