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不斷有朋友私信我說，為什麼讀唐詩的文章為啥沒有繼續寫下去。其實理由很簡單，是因為前段時期集中讀了一些杜甫的詩，讀完杜甫的詩之後，再從杜甫死年向後看，770年之後，唐詩像是突然斷層了一樣，忽然斷崖般地跌了一個水平，木心先生曾經這樣給杜甫定位：“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詩》會不會有塌下來的樣子。”（《瓊美卡随想錄》），我這種在讀完杜詩之後，出現短暫無詩可讀的感覺，想必大家都一樣吧。其實我明白，這大概還是因為我們沒有從杜甫博大、深厚、悲壯的情緒感染中跳出來。

（詩人木心）

好在，時光可解決一切問題，從我們讀杜甫最後一首詩到今天，轉眼過去近一個月了，自覺好一些了，就再寫一些。

但今天不寫具體的某一首詩，就說說韓愈是如何成了中唐詩的代表人物的？這對于我們在今後一段時間集中讀中唐詩，很重要。

葉嘉瑩先生認為：杜甫是唐代詩壇上集大成的詩人。自杜甫而下，分别繁衍出了兩大分支：一支是受杜甫詩句的警策、凝練的影響發展出來的一派、這一派以韓愈為代表人物，他們是用語“奇險”的一派；另一支是受杜甫關注社會現實的影響發展出來的一派，這一派以白居易為代表人物，是“新樂府”的一派。

（杜甫蠟像）

僅說詩，白居易的詩名顯然勝過韓愈，甚至劉禹錫、柳宗元、元稹的詩，從純粹“詩”的角度講，都比韓愈的詩更像詩。韓愈的詩，以及與他類似的賈島、孟郊的詩，都太過咬文嚼字，太過“炫奇立異”，太過奇險了些，讀來讓人不舒服，拗口。而這種奇險在多數情況之下，并沒有貫注在抒情達意的需求之内，杜甫也“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杜甫的用險是建立在達意抒情的基礎之上的。簡單地說，杜甫的詩，夠真誠，為了表達這份真情，他隻是用奇句險詞準确表達出來。比如：“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随長流。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白帝城最高樓》）初讀覺得别扭，拗口，不順暢，但真讀懂了，覺得深沉渾厚，情真意切。

往重了說，韓愈的詩，有了杜甫的形，沒逮到杜甫的神，還因為他沒有杜甫的人格魅力。當然，韓愈的詩也有隐約臨近杜甫詩級别的一首，就是他第二次被貶（谏迎佛骨被貶潮州），朝廷不給他“裝束假”，讓他限期離京，限期到任，一路上拖家帶口，又必須每日趕限定的路程（他的小女兒生病趕路，直接死在路上），要去的地方又是瘴疠橫行、鳄魚食人的潮州，他心想，這一次怕是真的要死在那裡了。于是，當他的侄孫韓湘趕來送行時，他寫了“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這樣的妙句，這首詩是他發自内心極少有的與他的血脈相連的詩，初讀也覺得拗口不順暢，但細心體會，就覺得感人，讓人興發，代入感強烈。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但他很快就從這個層次上跳了下來，他到潮州之後，就寫了《潮州刺史謝上表》，主要是認罪謝恩，把自己痛貶一通，這當然是“識時務為俊傑”的，但實質層面，他的骨頭沒有杜甫的“硬”。

除了用語奇險而少真情之外，還有一點大問題，就是韓愈的詩“以文入詩”“以賦入詩”，他的很多詩像是符合詩律的散文，沒有餘韻，或者也讓人有感受（比如狀景、狀物如在眼前）等，甚至也偶有感動，但大部分情況下是達不到讓人“感發”的程度；或者又如賦一樣的鋪排，極盡辭采之能事，卻因此以辭害意，不讓人由感動而産生“興發”。詩無餘韻，稱它為詩就差點意思，因辭害意的詩，當然也不能稱得好詩。韓愈的散文沒的說，可是用寫散文的方法寫詩，總是覺得哪兒不對。

（韓愈像）

說了這麼多，似乎韓詩一無是處了，不是的，否則我們就不會把韓愈列為中唐詩的代表人物了，我們前面總結過，唐詩分四期，記“一生二死”（李白生、杜甫死、韓愈死），就大緻記住了唐詩四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分割時間點。我們把韓愈當成了中唐詩人的代表人物，韓愈一死，中唐就算結束了，中唐找個“符号化”的代表詩人，就找韓愈，為什麼呢？其他的詩人呢？

（三遊洞白居易、白行簡、元稹像）

孟郊的成就太小，李賀活得時間太短（隻活了27歲），不能代表中唐，但韓愈去世的這個時間點，白居易、劉禹錫、元稹都還健在啊（他們的詩似乎寫得更好），我們說，原因大緻有三：

1、他的詩歌成就。這一點，我們在前篇文章讀韓愈《山石》詩時講得比較多，韓愈的“山石荦确行徑微，芭蕉葉大栀子肥”是完成了中國詩從女性詩到男性詩的轉變的标志。從韓愈這裡起，中國詩變得雄壯、陽剛、大河奔流，甚至汪洋恣肆了（但同時也損失了女性特有的細膩敏感）。這一點上篇說的多，總之，他是中國詩的一個轉折點，這很重要，但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柳宗元像）

2、韓愈的年齡時間點。韓愈生于768年，杜甫770年已經去世。白居易（772年生）、劉禹錫（772年生）、柳宗元（773年生）、元稹（779年生）在年齡上都以韓愈為長，詩人集會，論年齡，韓愈是那位年齡“最長者”。中國儒家文化背景下，長者為尊，不論是“劉柳”，“元白”亦不論是“郊寒島瘦”，這些人通常會在韓愈的召集下進行詩歌集會，都統一為時人稱之為“韓家”詩，這是主要原因。其實張籍（766年生）、孟郊（751年生）較韓愈年長，但韓愈入仕較早，孟郊、張籍都出自韓愈門下，是韓門弟子，雖然他們的詩歌基本上是互相學習的關系，但孟張向韓學文則是明晰清楚的（不學文則不能入仕），從古文運動的角色而論，韓愈的領袖地位更是不可動搖的，孟、張則是韓愈的“鐵杆粉絲”。更何況，當韓愈五十七歲死時“蓋棺論定”，活着的“韓家”詩人們，又有誰能不識大體、不以他為尊呢？

（百代文宗韓愈像）

3、韓愈的社會地位。盡管韓愈的文章被有人稱為“戴着鐐铐的舞蹈”，說他受時局限制頗多，但實際上，韓愈的實際社會地位是較高的，他曾經三次入國子監任四門博士（所謂的博士，就是現在的教授，所謂的四門，原是為方便一些官員子弟就學，特在東西南北四個城門開設的學館。後來學館合并，名稱保留，稱為“四門”，四門學校實際上是面向六品、七品中下級官員子弟的高等學府，相當于幹部子弟學校），更曾經擔任過國子監祭酒（國子監的主管官），他的人際影響力與官場影響力自不必說，更何況他還任過史館修撰（負責修國史，這是學術地位的象征），又曾曆任過刑部侍郎（侍郎是副長官，地位僅次于尚書，但實質上是管實務的職官，地位很重要）、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吏部是六部之首）等職，是正經的“大”官（韓愈死後被追贈禮部尚書）。

（劉禹錫像）

韓愈曾二次被貶，但時間都不長，一次為災民請命被貶去當了縣令，大約一年多。一次跟憲宗皇帝對着幹“谏迎佛骨”，韓愈被貶去潮州當刺史，很快憲宗食丹藥死去，新皇帝穆宗登基，他就又回到了朝中，前後也不到兩年時間。韓愈在朝中任吏部侍郎時，白居易正在杭州帶人修西湖做刺史。劉禹錫更不用說，他是“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基本上一輩子都被朝廷扔在遠處不被重用，柳宗元的遭遇基本等于劉禹錫，也不用說，不然他就不會寫“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江雪》）了。

（《江雪》詩意）

簡言之，優秀的詩人中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等社會地位及社會影響力都遠小于韓愈，詩力較弱的張籍、孟郊等直接就是韓門子弟，其他詩人的詩則不及韓愈，時勢造英雄，恰在中唐，恰在這幾十年間，韓愈以“一代文宗”的面貌影響了社會，這種社會影響當然也影響詩歌發展與他本人在詩壇的地位。于是，他就成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中唐詩人代表。

如果讓你在中唐選一個代表詩人，你會選誰呢？

（【唐詩閑讀】之156，部分圖片引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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