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大凡來說，南方種稻，以吃米為主；而北方種麥，以面食居多（盛産稻米的東北平原除外）。

現如今，商品流通發達，不論天南海北，米、面都可吃到，即便身處異地，也可保持故鄉的飲食風俗。

不過，在生産力低下、運輸條件落後的古代，情況卻并非如此。很多時候，來到陌生地方定居的人們隻能入鄉随俗，改變原有的飲食習慣。明初從南方遷到膠東半島的移民們，可能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明初移民說”在膠東民間流傳甚廣，查考如今青煙威三市的村志族譜，“洪武、永樂建村”，“雲南、四川遷來”的例子不勝枚舉。雖然不少研究者對“雲南、四川”這兩大來源存有疑問，但不可否認的是，明初遷到膠東半島的移民當中，的确有很多是來自種稻吃米的南方地區，比如衛所軍戶這個群體。

明代實行軍民分治，與民戶籍貫的相對混亂不同，軍戶們的原籍信息因為有官檔記載，就要精确很多。從史志資料的記載情況來看，明朝之初，尤其是洪武一朝，到膠東半島衛所任職的軍戶，籍貫多在南直隸一帶。而靖難之後，雖然北直區域的從龍之士調到膠東衛所的例子也逐漸增多，但并未改變膠東半島有大量南方軍戶的現實。

民以食為天，從南方遷到地處北方的膠東半島之後，這些軍戶移民們首先要解決的也是吃飯問題。

按照明代的制度，衛所實行屯田，以農養兵，自給自足，一般情況下朝廷并不從外調撥。也就是說，這些遷到膠東的南方軍戶，來到當地之後，隻能以本土的物産作為糧食。而此時，習俗與物産之間的沖突就擺在了面前。

軍戶們來自南方，顯然更習慣于吃稻米，但明代中前期的膠東半島卻鮮有水稻種植。因此，他們不得不去适應種麥吃面的北方生活。

關于膠東半島水稻種植的曆史，上世紀八十年代編撰的《煙台農業志》（内容涵蓋後來的威海市）記載道：“水稻種植較早的是福山區，據《福山縣志》，1568年（明隆慶二年），（福山顯宦）郭宗臯從南京帶回水車和老農，在柳行莊攔河引水改造稻田40畝。”

（海陽西沽頭村的水稻田，這在膠東不多見）

而查考清乾隆版《福山縣志》，當中對郭宗臯開水田（水稻）之先河記載更詳，稱：“邑民第種陸田，不知水利，郭康介（郭宗臯）由金陵還，攜娴習者二人於柳行莊治水田數十畝，蓋欲以其法開到土人，而無能從者。”

孤證不立。除了郭宗臯的記載之外，明嘉靖版《甯海州志》中的内容也可以作為膠東半島當時鮮有稻米出産的佐證。

在志書當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及物産情況，但賦稅一章裡說：“夏稅小麥若幹，秋糧粟米若幹。”并沒有提到水稻或稻米（粟米雖然帶個米字，但指的是谷子）。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甯海州管轄牟平、文登兩地，範圍很大。如此廣的區域内都不見有成規模的稻米出産，結合《福山縣志》關于郭宗臯的記載，應該可以得出明代中前期膠東半島鮮有水稻種植的結論。

（膠萊平原上的麥田）

有的朋友或許還會提出“旱稻”的可能性。但旱稻産量遠不如水稻，即便在農業科技相對發達的近現代，膠東半島零星種植的旱稻都定位為“禮品糧”而非主糧，就更不用說明代了。《青島市志》記載：“（稻子）多在平度、萊西、膠南、即墨等縣零星種植。1949年全市種植2.7萬畝， 單産47公斤，總産1281噸。”以此推論，明代中前期的膠東，即便有旱稻種植，也肯定産量很少，絕不足以成為支撐大量人口的主糧。換句話來說，那些從南方來的軍戶們，到了膠東之後，必須要改變自己的習慣，學會種麥子、吃面食了。

這一習慣的改變經曆了幾代人的工夫？具體是個什麼樣的過程？由于史料的缺乏，真實情況已經很難考證了。

實際上，将水稻種植引進膠東半島（在沒有發現其他新資料的情況下，姑且這麼認為）的郭宗臯，本身就是南方軍戶之後。《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郭康介公宗臯墓志銘》載：“公諱宗臯，字君弼，其先江西萬安人。國初編田賦兵，備倭海上。高祖福輝，籍登州之福山所，因止家焉。”

從高祖到郭宗臯，郭氏家族遷至福山已經有了五代人的時間。而郭宗臯之所以有興趣将水稻種植技術引進膠東半島，除了曾在南京任職的因素之外，是否還有其家族飲食傳統的影響呢？這一點，暫時也不得而知了。

如果說在明代中後期膠東的南方移民後裔還多少保留了一些原籍的飲食習俗的話，那麼随着時間的推移，到了清代之後，這些習俗就更加淡化，以至近于無（福山的水稻種植并沒有大規模推廣）。時至今日，提及膠東的主食，大部分人第一時間想到都是“大饽饽”和“手擀面”吧。（本文作者：耳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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