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亦師亦友，這是一句被世人講得很俗很俗的大俗話。可是，當你真的遇到這樣的師長，再看這句成語，心頭自然會别有感觸。

張修桂先生，在我的心裡，就是這樣一位長者。今天淩晨，他悄悄地走了。

作者與張修桂先生

先生是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所退休多年的教授。他年長我兩輪，差一輩兒。張先生這一輩子，集中精力，隻做中國曆史地理的研究，而我“起家”的專業，也是曆史地理學。

1982年年初，我考入陝西師範大學，跟随史念海先生讀書，走入曆史地理學界。這時，譚其骧先生主編《中國曆史地圖集》的公開發行版即将印出，而以“中華地圖學社”那個奇怪名義出版的“内部發行本”已經印行六七年了。公開發行版雖然有所改動，但總的來說，幅度并不是很大。

在當代中國曆史地理學學科創立和發展的過程中，這部曆史地圖集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于古代文獻對各項地理要素及其相關因素的記載，大部分都是以政區建置或其他一些類似的地名作為載述其事的地理坐标，所以這部圖集集中體現的曆代政區沿革對曆史地理學學科建設具有重要的基礎性地位。

這一層地理坐标的意義，很多曆史學者并不了解，甚至根本想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兒。他們往往隻是把《曆史地圖集》當作畫在地圖上的“曆史地名詞典”來用。隔行如隔山，對這也不必大驚小怪。實際上這些普通曆史學者更容易忽視的是，《中國曆史地圖集》除了反映曆代疆域政區的盈縮遷改之外，還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主要河流的河道、湖泊水域以及海岸線的進退變遷，譬如黃河河道，譬如鄱陽湖與洞庭湖的水域，譬如蘇北海岸與渤海灣海岸，等等。像這樣一些重大的水道和水域的變化，在《中國曆史地圖集》上都有比較具體的體現。這些，除了是曆史自然地理的基本内容之外，同樣也是研究包括政區建置沿革在内其他各項地理要素重要的地理坐标。隻要你認真讀過《水經注》，很容易理解這一點。

我的碩士研究生學業開始不久，在全面閱讀前輩學者論著的過程中，明白了《中國曆史地圖集》中這些曆史自然地理的内容，主要都是張修桂先生的貢獻。當時，作為一個初入學門的研究生，需要花費很多時間一點點地查閱學術期刊才能了解這一點，現在大家隻要讀一下先生的論文集《中國曆史地貌與古地圖研究》，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從那時起，我一直把張修桂先生尊為良師，就是因為我的曆史自然地理學基礎，絕大部分都是在那時通過閱讀先生的著述獲得的。

當然，我這麼喜歡讀張修桂先生的著述，這麼崇敬他的這些研究成果，是有着我個人的特殊情況的——我和張修桂先生一樣，本科出身都是師範院校的地理系（他讀的是華東師大，我讀的是哈爾濱師大），但同時我們做研究又都特别重視曆史學和曆史文獻學的基礎，絕不誇大地理學方法的作用，隻是把系統的地理學訓練潛移默化地融入每一項具體的研究當中。張先生是前輩，我是見樣學樣照着他的做法亦步亦趨地跟着做。

在具體的研究内容之外，張修桂先生對自己學術觀點的表述方式，我也一直十分喜歡，高度認同。這既與同樣的理科背景有關，更與直截了當的性情相關。張修桂先生在我心中的印象，永遠是那麼爽朗，永遠是那麼坦蕩，也永遠是那麼純真和自信。從一開始讀他的著述時起，我對張先生就有一種心心相通的感覺；等到有機會相見相識，這種感覺愈加切實，也愈加自然。

作者與張修桂（中）、鄒逸麟（右）兩位先生

在我同張修桂先生幾十年的交往過程中，兩人比較深切的一次交流，是在我博士課程二年級的時候。當時，我協助業師史念海先生編輯、印制并且發行《中國曆史地理論叢》季刊，先生則在協助他的老師譚其骧先生具體負責《曆史地理》的編輯工作。《曆史地理》是曆史地理學術團體共同的不定期集刊，譚其骧先生做主編，我的老師史念海先生和北大的侯仁之先生任副主編。相對而言，《中國曆史地理論叢》是陝西師大曆史地理研究所自己的刊物。

如何妥善地處理兩個刊物之間的關系，使其協調發展，是我在着手這一工作之初就積極思考的問題。在請示史念海先生并獲得他的認可之後，我給張修桂先生寫了一封長信，詳細講述了我的想法——即我将按照史念海先生的指示，積極配合張修桂先生，服從《曆史地理》的編刊需要，在出現作者一稿兩投等情況，或《曆史地理》更有刊發意願的情況下，保證優先由《曆史地理》選擇刊發。為此，我在編刊過程中，随時保持向張修桂先生通報相關的情況。這樣，在我負責《中國曆史地理論叢》的編刊事務期間，這兩份刊物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關系，我同張修桂先生的感情，也在真誠的協作中日漸深入。

由于心性相通，在稍微熟悉之後，張修桂先生和我，彼此都把對方看作是忘年的朋友。這種感覺，自然而然。在他晚年聽力下降之前，每次見面，都是海闊天空的胡聊，永遠那麼一片歡聲笑語，誰也沒有多說過什麼。

張修桂先生畢竟是我的長輩。多少年來，先生一直對我大力提攜護持。在因年齡的關系退離學術一線工作之前，他曾經積極努力，希望我在曆史地理的學術組織中承擔核心的工作。去年年底前，我聯系全國各地曆史地理學同行，組建曆史地理學會，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先生很高興地應允，出任學會的名譽會長。今年6月底，我到複旦大學史地所進行學術交流，特地到家中看望先生，告訴他曆史地理學會籌建順利，已經獲得中國史學會的正式批準。聽到這一消息，他像小孩子一樣高興，鼓勵我一定努力做好工作，讓曆史地理學科在史學界發揮更大的影響。當時，他身體狀況還好，想不到竟然這麼快就離開了這個世界，也離開了我。

很多年來，複旦大學的曆史學界同行，流行一種很“八卦”的說法，是講屬豬的是中國曆史地理學界的“正宗”——這是因為在三位開山大師中譚其骧先生和侯仁之先生都屬豬；第二代豬，是陳橋驿先生；第三代豬，是鄒逸麟先生和張修桂先生（兩位先生同年同月同日生）；第四代這個年齡，沒有什麼大家都很了解的人；我和師兄郭聲波則都是第五代屬豬的人。人屬什麼屬相，當然是偶然的，可在張修桂先生和我這個後輩之間，性情上相通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多。學術界約定俗成的稱謂，對那些特别敬重的“大老師”，是稱“先生”而不稱“老師”。可我不管是寫信，還是當面叫，多少年來，一直稱他為“張老師”，因為不管做人還是做事，不論是學業還是論人品，他都是我心目中非常景仰的老師，永遠、永遠都是這樣。幸運的是，張老師還是我永遠的朋友。

2021年9月12日下午16時哀記

責任編輯：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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