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中國古代封建皇權社會中，類似三國時期蜀漢開國皇帝劉備“白帝城托孤”的“贊襄政務、以佐幼主”的托孤行為，并不稀奇。作為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皇權更叠過程中的“托孤”行為，更是常見；但根據皇權傳承過程中的具體情況不同，“托孤”的形式也不盡相同。

順治朝初期的“親政攝政”、康熙朝初期的“大臣輔政”、乾隆朝初期的“總理事務王大臣”、鹹豐皇帝寄予厚望的“贊襄政務八大臣”和同治朝、光緒朝的“太後訓政”等等，清朝的皇位更叠過程中，“托孤”行為以極高的頻率，貫穿其中。

除了晚清時期，慈禧太後對大清皇權的直接掌握，并不存在對皇權的“威脅”一說外，順治朝初期的“親王攝政”和康熙朝初期的“大臣輔政”，對皇權都形成了幾乎可以颠覆政權、改朝換代的實際威脅和挑戰。從實際效果來看，順治、康熙朝皇權的實際威脅又集中在愛新覺羅·多爾衮和瓜爾佳·鳌拜這兩位權臣身上。

愛新覺羅·多爾衮，後金政權創立者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第十四子，清朝開國皇帝愛新覺羅·皇太極駕崩以後，多爾衮在理性分析了大清政權當時的政局環境和對明局勢後，大度讓賢，擁立了皇太極第九子愛新覺羅·福臨，是為順治皇帝。

順治皇帝時年6歲，君主年幼，多爾衮便和努爾哈赤之侄——愛新覺羅·濟爾哈朗共同擔任攝政王，輔助處理國政。

順治元年四月，順治帝在笃恭殿拜多爾衮為大将軍，親賜大将軍敕印，令他統大軍南下，入關與李自成和南明王朝開始了争奪天下的宏偉事業。手握大清軍隊的多爾衮，迅速成為大清王朝實際上最高統治者，把持朝政、權傾朝野，權勢淩駕于順治皇帝之上，并獲封“皇父攝政王”，形成了對順治皇權的實質性威脅和挑戰。

瓜爾佳·鳌拜，出身滿洲八旗之首的滿洲鑲黃旗，清朝三代元勳、權臣，清朝開國皇帝皇太極手下最為信任的武将，被譽為“滿洲第一勇士”，戰功赫赫，為大清王朝的建立和發展壯大、為清朝入關并成為統一中原地區的大一統王朝，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順治十八年，年僅24歲的順治皇帝身染天花，駕崩于養心殿，臨終任命赫舍裡·索尼、葉赫納喇·蘇克薩哈、鈕祜祿·遏必隆、瓜爾佳·鳌拜為“輔政四大臣”，輔助年僅8歲的順治帝皇三子——康熙皇帝處理朝政。

成為輔政大臣以後，鳌拜迅速操握權柄、結黨營私。康熙六年，首輔索尼病逝、次輔蘇克薩哈被處死、遏必隆又依附于鳌拜，鳌拜成為實際上的朝政大權掌握者，正式走上了專權之路。

就上述兩位權臣的權勢形成曆程來看，愛新覺羅·多爾衮之于“親王攝政”；瓜爾佳·鳌拜之于“大臣輔政”，都對大清皇權形成過實際上的挑戰和威脅。多爾衮和鳌拜兩人雖然從未明确表現過謀篡皇位的實際想法和行為，但兩人對朝政大權的實際掌握、“為人臣子”卻有着種種僭越逾制的行為，這在順治、康熙兩位帝王看來，俨然是“肉中釘、眼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

也就是說，“親王攝政”和“大臣輔政”這兩種“托孤”方式，就皇權角度來看，都未達到預設目的，都對皇權形成了不同程度上的絕對性威脅。

那麼，如果就上述兩種“托孤”方式，相比較而言，哪種方式才是對皇權有利的所在？

換句話說，愛新覺羅·多爾衮這個親王，和瓜爾佳·鳌拜這個大臣，進行比照，誰才是大清皇權的真正威脅呢？

本文就從曆史文獻的相關記載出發，對多爾衮和鳌拜這兩位清初權臣予以詳細解析，對上述問題作出明确解答。

清崇德八年，大清王朝的開國皇帝愛新覺羅·皇太極猝然駕崩于盛京後宮，其身後的皇位成為清朝皇室諸王貝勒、滿洲貴族乃至滿洲文武的頭等大事。

經過數次“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商議，乃至兩白旗和兩黃旗一度快要兵戎相見、手足相殘的關鍵時刻，多爾衮提出擁立皇太極皇九子愛新覺羅·福臨繼承大清皇位，得到了滿洲王公勳貴的一緻認可。

對于此事，清朝當時的附屬國——朝鮮的使臣所著《沈陽狀啟》中，有過明确的記載：

九王應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讓退出，無繼統之意，當立帝之第三子，而年歲幼稚，八固山軍兵，吾與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輔政，年長之後，當為歸政，誓天而罷”雲。

這裡的“九王”即為“九貝勒”——多爾衮；“帝之第三子”，即為皇太極除庶妃所生皇子之外，事實上的皇三子——愛新覺羅·福臨；而“右真王”指的則是鄭親王濟爾哈朗。

對于多爾衮提出的“吾與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輔政”的說法，這裡需要作出說明。

《清實錄·清世祖實錄》記載了多爾衮和濟爾哈朗在成為“攝政王”之際的“效忠誓詞”：

今公議以濟爾哈朗、多爾衰輔理國政，我等如有應得罪過，不自承受，及從公審斷，又不折服者，天地譴之令短折而死。

濟爾哈朗劇照

這裡明确了多爾衮兩人的“輔政”之職，而并非“攝政”大權。

宣布就職以後，多爾衮兩人随即對其餘諸王貝勒也進行了相關約束要求：

茲以皇上幼沖，衆議以濟爾哈朗、多爾衮輔政。我等如不秉公輔理，妄自尊大，漠視兄弟，不從衆議，每事行私，以恩警為輕重，天地譴之，令短折而死。

這裡兩位“攝政王”也明确了其餘諸王貝勒的“衆議”之權，而且表明了對“衆議”結果的絕對服從和執行。

而且，順治皇帝在繼位之初，也明确了“朕年幼沖，尚賴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的朝政處理形式。

“攝政”，即為代替君主處理國政；“輔政”，則是輔佐君主處理政事；兩者之前的權限，天差地别。

也就是說，在順治皇帝繼位的最初階段，多爾衮被委任為大将軍，統軍南下之前，多爾衮和濟爾哈朗的職權隻限定在“輔政”，而非“攝政”。大清王朝的最高決策機構還是諸王貝勒的共議制度。

換句話說，順治朝初期的“托孤”方式還是比較理想的，大清皇室的諸多王公貝勒共同輔政年幼的順治皇帝，展開對大明王朝、對大順政權的進攻，逐鹿中原，并逐步建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但是，“經是好經，被和尚念壞了”，多爾衮成為大将軍以後，尤其毅然處死了謀立自己的阿達禮和碩托兩位皇室宗親以後，其威望空前高漲。

崇德八年十二月，在多爾衮“大義滅親”，重罰了自己的親弟弟愛新覺羅·多铎和當初競争皇位的唯一勁敵——愛新覺羅·豪格以後，多爾衮發布了一道對自己将來獨掌大權至關重要的一道命令。

《清實錄·清世祖實錄》記載了這道“削減諸王貝勒權限”的命令：

前者衆議公誓，凡國家大政，必衆議向同，然後結案。今思盈廷聚訟，紛纭不決，反誤國家政務。我二人當皇上幼沖時，身任國政，所行善，惟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任大責重，不得不言。方先帝置我等于六部時，曾谕國家開創之初，故令爾子弟輩，暫理部務，埃大勳既集，既行停止。今我等既已攝政，不便兼理部務。我等罷部事，而諸王仍留，亦屬未便。今欲概行停止，止令貝子公等代理部務。

也就是說，在順治皇帝繼位剛滿四個月以後，多爾衮就剝奪了諸王貝勒“衆議”國政的權力，将朝政大權集中在他和濟爾哈朗兩人手中。

在最初的親王輔政順序中，多爾衮為避嫌疑，将濟爾哈朗放在了第一輔政親王的位置上，自己則屈居第二。順治元年正月，多爾衮更換了兩者之間的次序。

《清實錄·清世祖實錄》有載：

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嗣後凡衙門辦理事務。或有應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記檔者，皆先啟知睿親王。檔子書名，亦宜先書睿親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禮儀注，俱照前例行。

滿洲八旗

濟爾哈朗，乃系努爾哈赤的弟弟舒爾哈齊之子，相較于多爾衮而言，乃系順治皇帝遠一層的叔叔，再加上多爾衮對大清軍隊的絕對掌握，對兩白旗、兩黃旗的逐漸掌握，多爾衮一人獨大的局面，迅速形成。

順治二年五月，多爾衮又以“造第逾制，擅用銅獅、銅龜、銅鶴”等根本稱不上罪名的“罪名”，将濟爾哈朗“罰俸、罷輔政”；七月，又将自己的弟弟——愛新覺羅·多铎，晉封輔政叔德豫親王，基本取代了濟爾哈朗的位置。

自此，多爾衮獨掌大權的局面正式形成，清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成為了多爾衮。

獨掌大權以後，多爾衮對于順治皇權的絕大威脅和挑戰，主要體現在那些方面？

1、凡行禮處、跪拜永行停止：多爾衮丢掉了一個臣子應有的禮制，對順治皇帝不再行跪拜之禮。

2、凡進呈本章旨意，俱書皇父攝政王：多爾衮将一個君主的權限發揮到了極緻狀态，順治皇帝被完全架空。

3、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僭拟至尊：規制依仗上，多爾衮已經有了“皇帝”之實。

4、凡一切政務，未奉皇帝旨意，卻一律稱诏下旨：除了沒有皇帝之名，多爾衮已經成為了大清事實上的皇帝。

多爾衮所頒谕旨

就此來看，多爾衮對于順治皇權的威脅和挑戰，是絕對的，是實在的，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

但是，多爾衮在擁有“皇帝”之實的前提下，到底有沒有“謀位篡逆”的想法呢？

關于這一點，筆者認為順治皇帝的重孫子，清朝最樂意為前朝功臣翻案的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三年，為多爾衮“洗脫冤屈”的時候，給出的理由頗為中肯。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有載：

四十三年正月，又诏曰：“睿親王多爾衮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創制規模，皆所經畫。尋奉世祖車駕入都，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殁後為蘇克薩哈所構，首告誣以謀逆。其時世祖尚在沖齡，未嘗親政，經諸王定罪除封。朕念王果萌異志，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始以斂服僣用龍衮，證為觊觎，有是理乎？

乾隆皇帝認為，當時的多爾衮手握天下兵馬，想要造反，奪取順治皇位易如反掌。但多爾衮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數次給出“自今後有忠於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忠於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今乃不敬上而媚予，予何能容”的至誠至忠之言，多爾衮實際上是“笃忠荩，感厚恩，明君臣大義”的忠臣、功臣，并非宵小奸謀的奸臣、亂臣。

瓜爾佳·鳌拜之“大臣輔政”

有了多爾衮攝政的教訓，順治皇帝在臨終之際，不得不再次面對“托孤”安排的時候，刻意摒棄了皇室宗親，選擇了滿洲貴族大臣。

《清史稿·本紀五·世祖本紀二》有載：

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鳌拜為輔臣。伊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讬。其勉矢忠荩，保翊沖主，佐理政務。布告中外，鹹使聞知。

順治十八年，年僅24歲的順治皇帝身染天花，于臨終之際将大清皇位傳給了染過天花而幸存的皇三子——愛新覺羅·玄烨，是為康熙皇帝。同時，任命四位滿洲貴族出身的信任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鳌拜擔任“輔政大臣”，輔助年僅8歲的康熙皇帝“佐理政務”。

從順治皇帝對四位輔政大臣的安排來看，最起碼有三個方面的“先進性”：

1、順治皇帝選擇了滿洲貴族出身的大臣，而非皇室宗親，從源頭上避免了類似多爾衮擅權專政的局面出現。

2、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乃系久經考驗的“勳舊重臣”，索尼、鳌拜更是在皇太極駕崩以後，堅定擁護皇太極一脈正統皇位傳承而遭到多爾衮瘋狂打擊報複，忠于皇權的“功臣”。而蘇克薩哈則以“告發多爾衮”而獲得順治皇帝信任和委以重任的“忠臣”；遏必隆則是屢立戰功、份屬禮親王代善麾下的滿洲勳貴，對于順治皇權也是絕對的忠誠。

3、順治皇帝在遺诏中明确了索尼四人的“輔政”之權，而非“攝政”大權。這就給四位威望極高、權勢極大的輔政大臣，制定了權限範圍和制約框架。再加上四人都出身滿洲貴族家族，都各有擁有一定的擁護勢力，能夠形成良好的相互制約、監督、平衡的良好政治生态。

不可否認，經過了多爾衮攝政的教訓以後，順治皇帝對于“托孤”方式的選擇，還是比較理性和正确的！

順治十八年正月，順治皇帝駕崩，索尼等四位輔政大臣，在順治皇帝的靈柩前宣誓，開始了輔政之路。

《清實錄·清聖祖實錄》記載了這份“就職誓詞”的内容：

茲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鳌拜等、為庸劣。遺诏寄托。保翊沖主。索尼等、誓協忠誠、共生死、輔佐政務。不私親戚。不計怨讎。不聽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無義之富貴。不私往來諸王貝勒等府、受其饋遺。不結黨羽。不受賄賂。惟以忠心、仰報先皇帝大恩。若複各為身謀、有違斯誓。上天殛罰、奪算兇誅。

在這份誓詞中，用“不私往來諸王貝勒”等語直接斬斷了皇室宗親參議國政、襄助政務的可能，為康熙朝的朝政開辟了新的政治環境。

就康熙皇帝剛剛接過大清皇位之際而言，開國功高諸王貶死殆盡，餘下承襲各王政績平庸，已經無法形成類似多爾衮一般，對皇權的有效威脅，甚至在順治皇帝長達十年的嚴苛打壓下，皇室宗親對于皇權就隻剩下“唯唯諾諾”、“言聽計從”的份了。

也就是說，在順治朝一度嚴重威脅皇權的“諸王貝勒”，業已消失殆盡；唯一有機會對皇權形成有效威脅的勢力，隻能來自于大權在握的輔政大臣了。

在“輔政四大臣”之上，還有一個身曆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四代君主的孝莊太皇太後予以總控和制約。

《朝鮮實錄·李朝實錄》有載：

四輔臣擔當國事，裁決庶務，入白太後。

這裡的“太後”，指的就是尚未被尊為“太皇太後”的博爾濟吉特·布木布泰。

由此來看，以孝莊太皇太後為核心、輔政四大臣為輔助的決策組織設定，似乎萬無一失，能夠從根本上保障大清皇權的穩定與持久。

但是！

順治皇帝和英明睿智的孝莊太後似乎都忽略了權臣之間必然會出現的政治現象——黨争。

黨争的結果有兩個：一是，予以有效控制和平衡後，能夠更加穩固皇權統治；二是，未進行即使控制，經過優勝劣汰以後，一黨獨大的一方，會形成對皇權的極大威脅。

很明顯，在“輔政四大臣”之間形成黨争之勢的時候，孝莊太後并未進行有效的壓制和平衡，甚至還在蘇克薩哈找到鳌拜攻擊的時候，給予了暧昧态度，間接導緻了鳌拜獨掌朝政大權、權傾朝野的負面結果。

對于康熙初年“輔政四大臣”之間的關系，《清史稿·列傳三十六》中有過明确的記載：

時索尼為四朝舊臣，遏必隆、鳌拜皆以公爵先蘇克薩哈為内大臣，鳌拜尤功多，意氣淩轹，人多憚之。蘇克薩哈以額驸子入侍禁廷，承恩眷，班行亞索尼，與鳌拜有姻連，而論事辄龃龉，寖以成隙。

因為“出賣”舊主子多爾衮而獲得順治皇帝信任和重用的舒克薩哈，被朝臣所瞧不起，而最早成為了鳌拜和遏必隆的攻擊對象。

在蘇克薩哈、遏必隆、鳌拜之間産生巨大矛盾之際，作為首輔大臣的索尼在幹什麼呢？

《清史稿·列傳三十六》有載：

索尼故不慊蘇克薩哈，顧見鳌拜勢日張，與蘇克薩哈不相容，内怵；又念年已老，多病，康熙六年三月，遂與蘇克薩哈、遏必隆、鳌拜共為奏請上親政。

也就是說，對蘇克薩哈同樣不滿的索尼，在三人的黨争中保持了中立态度，甚至想以“年老多病”為由，請求皇帝親政，以躲避黨争之害。

康熙六年六月，首輔大臣索尼病逝，讓三位輔政大臣之間的黨争很快有了結果。

《清史稿·列傳三十六》有載：

鳌拜與其黨大學士班布爾善等遂誣以怨望，不欲歸政，構罪狀二十四款，以大逆論，蘇克薩哈與其長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死；馀子六人、孫一人、兄弟子二人皆處斬，籍沒。

“輔政四大臣”中，排名前兩位的索尼和蘇克薩哈都已經離世，遏必隆有黨附于鳌拜，鳌拜開始了“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專權時期。

《康熙王朝》遏必隆劇照

鼎盛時期的鳌拜，對于康熙皇權的具體威脅表現在什麼地方？

1、攘臂上前，強奏累日：在和康熙皇帝争論對蘇克薩哈的處理辦法時，鳌拜幾乎強行“命令”，甚至以粗魯動作“脅迫”年僅14歲的康熙皇帝，下達處死蘇克薩哈的命令。

2、清初法國傳教士白晉在其所著的《康熙帝傳》中，有過這樣一句記載：

在康熙十五六歲時，四位攝政大臣中最有勢力的宰相，鳌拜把持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六部的實權，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權威。因此，任何人都沒有勇氣對他提出異議。

就當時的行政機構設定而言，掌握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内閣六部”，就等于掌握了大清王朝的最高權力，直接對康熙皇權形成了絕對威脅。

3、《清實錄·清聖祖實錄》有載：

日與弟穆裡瑪、侄塞本特、讷莫及班布爾善、阿思哈、噶褚哈、瑪爾賽、泰必圖、濟世、吳格塞等黨比營私，凡事即家定議，然後施行。且将部院衙門各官、于啟奏後、常帶往商議。

鼎盛時期的鳌拜，已經成為了第二個多爾衮，将國事、政務全部掌握于自己手中，在自己的政治勢力集團内部形成統一定論後，就予以施行。六部九卿對于鳌拜而言，隻是下屬，隻能聽從的份。

而且，根據康熙皇帝列舉鳌拜的三十款大罪來看，“通同結黨、以欺朕躬”、“文武各官、盡出伊門下”、“倚仗兇惡、棄毀國典”、“欺朕專權、恣意妄為”等等罪行都是對康熙皇權的極大挑釁和踐踏，都是實實在在的威脅。

也就是說，鼎盛時期的鳌拜，雖然和多爾衮一樣，并沒有明顯的“謀位篡政”行為，但其諸多罪行已經對康熙皇權形成巨大威脅的同時，還肆意踐踏和挑釁了皇權權威。鳌拜對康熙皇帝做出的“攘臂上前，強奏累日”行為，猶如當時多爾衮手下強行“挾持”順治皇帝前往多爾衮府中“視疾”一樣。但多爾衮畢竟是“皇父攝政王”，抛去君臣之禮不言，還有着“長幼有序”的理由；而鳌拜作為一介臣子，對康熙皇帝的“大不敬”行為，就另當别論，就是對皇權的直接威脅了！

所以，筆者認為，在“托孤”行為中，“大臣輔政”的形式雖然有着諸多先進和合理之處，但因為鳌拜的過分舉行和僭越行為，讓這種理性的“托孤”方式成為了較之“親王攝政”，對皇權更具挑戰和威脅的行為。單就皇權威脅來看，“親王攝政”較之“大臣輔政”，更勝。

參考文獻：《清史稿·列傳三十六》、《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清實錄·清世祖實錄》、《清實錄·清聖祖實錄》、《多爾衮攝政日記》、《沈陽狀啟》、《清史稿·本紀五·世祖本紀二》、《朝鮮實錄·李朝實錄》、《康熙帝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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